关塔那摩是古巴的一个省，虽然它的地方不大，但是早就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并且在这里建设了军事基地。美国的这种做法是会让古巴人不高兴的。作为冷战的产物，今天仍发挥作用的机构恐怕只有关塔那摩监狱了，只是它的功能已经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美国远离本土的一个秘密处决地。
1．中情局的“古巴情结”
关塔那摩是古巴的一个省，位于古巴东南部，省会为关塔那摩市。世界上屏障最佳的海湾之一的关塔那摩湾就在市区南面20公里处。
关塔那摩湾长约20公里，宽约8公里，靠近连接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向风水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正是这个原因，美西战争时期，美国就开始关注这个海湾，1898年6月，美西战争开战后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这个天然良港，随即在这里建起了海军基地。
1901年，美国强迫古巴接受“普拉特修正案”，该法案承认美国拥有一定情况下对古巴进行干涉的权力，还要求古巴政府准予美国控制古巴的对外政策，同时要求古巴同意在关塔那摩海湾建立海军基地。
当然美国政府表示，他们希望的是“无限期租用关塔那摩基地”。古巴方面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国土上存在一个外国军事基地，但没有美国帮助，古巴即使凭自身能力能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恐怕也会付出比现在更昂贵的代价。因此古巴政府虽不情愿，但还是和美国达成协议，以每年2000枚金币（约合4085美元）的租金把基地租给了美国人，这一金额百年来一直未变，因此说美国一直是“免费租用”这个基地。租借了关塔那摩湾后，美国先后在此建立了大型海军基地，多个要塞和机构，基地最终面积达到117平方公里，其中海港水面70平方公里，沿岸陆地47平方公里。
1934年，美国和古巴又就租用关塔那摩达成以下协议：除非该基地被废弃，或者美古双方协商同意，古巴才能收回该基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一直反对该军事基地的存在，他不但拒绝接受美方的租金，还要求美军撤出关塔那摩。美国与古巴就此进行了几轮谈判，但没有结果。
如果说谈判破裂是因为双方不肯让步，那就只能说明，从一开始，美国就没有准备和这个“赤色分子“达成什么协议。谈判的同时，美国中情局就已经把卡斯特罗定为美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人之所以还愿意坐在谈判桌前，主要是因为古巴背后站着苏联。
众所周知的“猪湾事件”最终让艾伦·杜勒斯黯然下台，但“猪湾事件”绝不是杜勒斯策划的唯一一次针对卡斯特罗的行动，早在艾森豪威尔时代，“暗杀”已经开始成为美国政府对付卡斯特罗的一个选项。而其中最为得力的运筹高手就是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
1960年1月13日，杜勒斯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名为“古巴工程”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杜勒斯没有露骨地说希望政府迅速消灭卡斯特罗，但是在各种选项中，不但舆论攻击在其中，暗杀、投毒等肮脏伎俩更是赫然在列。他甚至要求成立一个“40人小组”专门讨论对付卡斯特罗的问题。
所以说当有机会在这个危险的“赤色分子”家门前设立一个监察哨时，美国根本不会就关塔那摩基地撤销这个问题进行任何妥协。他们的谈判代表即使有松口的迹象，那也是为配合中情局的秘密行动麻痹对手。
卡斯特罗拥有一个叫杜勒斯的“朋友”其实是件“幸福”的事情，否则巨人一生的传奇性真的要大打折扣，或者可以说，没有中央情报局这个机构的话，卡斯特罗很可能只是一个“地域性”的英雄，正是因为和中情局漫长的对抗才让他成为全球性的风云人物。
杜勒斯的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情报局长，这样一来，中情局特工各项稀奇古怪的行动方案都不会被他随意丢进废纸篓，而他本人的眼光也确实透露出超越时代或者同人智商之处——否则人们很难解释1960年3月1日他为什么要授意特工在报纸上散布卡斯特罗被刺身亡这样幼稚的假新闻。
在科技已经不甚落后的20世纪60年代，消息的传播与反馈十分迅速，卡斯特罗很快就出来辟谣，可能他觉得这样儿童诅咒般的假消息实在有趣，所以他的声明也充满了幽默。
告诉大家，我说我已经死了，所以现在我像一个死去多时的人一样活着。
这个声明是卡斯特罗通过电话传达给美国的记者朋友的，当时美国各家报纸的记者都在寻找各种渠道验证这个消息，可以想象当卡斯特罗的声明发表后，第一个报道这条假新闻的记者该是多么沮丧——原本指望借此拿个“普利策奖”，不料代中情局受过成了行业的笑柄。
但杜勒斯并不认为自己发起的“舆论战”具有多少喜剧色彩，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制造假新闻、组织流亡分子发声明。如果说他真希望借此把卡斯特罗的形象搞垮，那只能说这位局长实在太天真了。事实上，恰恰是这种捕风捉影的报道和栽赃嫁祸的污蔑让卡斯特罗的名字渐渐传遍全球，同时中央情报局的“骗子”身份被再次确认。
3月9日，中情局西半球处处长金上校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古巴正蓄意攻击关塔那摩基地。看来一个多星期前大言不惭宣布卡斯特罗死亡后，杜勒斯也意识到再不采取行动，不但中情局的牌子要倒，自己也将声名狼藉，所以急切地端出卡斯特罗对美国的真实威胁，只有卡斯特罗完蛋，自己才可以继续靠夸大和欺骗在政府里混碗饭吃。
美国政府真的很听杜勒斯的指挥，很快提升了关塔那摩基地的警戒级别，当国际舆论注意到这个情况后，杜勒斯立刻表示，有充分证据说明古巴即将对美国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
卡斯特罗很快就回应说：“那些说我们将进攻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人……请注意他们的‘自我侵略’，它再也无法骗人了。”
卡斯特罗的话当然是说给美国听的，但其中针对杜勒斯或者说中央情报局的味道是非常明显的，杜勒斯或许在寂静的夜里仔细凝视过卡斯特罗的照片，他或许会折服于卡斯特罗神色中表现出的坦率和乐观；当然卡斯特罗那鹰隼般带有挑衅色彩的眼神可能更加激发起他对共产主义的仇恨。而无论哪一点，都足以在这个情报局长的心里造出一种“古巴情结”。在这种复杂的心态驱使下，古巴成了与他相伴终生的一个梦魇，他注定在这个梦魇中辉煌与没落，很多事情或许并不是他愿意做的，但在梦魇之中，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猪湾事件”因此而发生，而古巴与美国之间更是因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正是在中央情报局不断强调的“威胁论”的叫嚣下，一向以“独立”自居的卡斯特罗开始寻找伙伴，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央情报局对古巴的颠覆行为是“逼虎跳墙”，最终促使古巴投向苏联的怀抱，进一步险些把美国拖进“核战”之中。
1960年5月6日，古巴正式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艾森豪威尔总统随即展开大规模的制裁，但这时苏联人已经为古巴撑腰了，7月9日赫鲁晓夫公开表示，苏联的炮兵可以保护古巴，必要时可以使用火箭。他还大包大揽地把美国拒绝购买的70万吨白糖全部买下。
9月18日，卡斯特罗率代表团来到纽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他和随行人员一入住谢尔伯恩旅馆，就立刻受到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严密监视，同时在人为的安排下旅馆四周忽然出现大批卡斯特罗的反对者，他们围在旅馆四周高声喊叫反对古巴革命的口号，随即一些同情古巴革命的人赶到，两派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些节外生枝的事件是不是中情局人士刻意安排的呢？虽然并没有明显的证据，但从这种夸大、欺骗性的风格上来看，在美国似乎没有机构能做得比中情局更“出色”。
如果承认杜勒斯是一个具有“童真”心理的特工人员，那么随后的例子更说明，很有可能就是中情局试图通过卡斯特罗参加会议的机会搞臭他的形象。第二天一早，谢尔伯恩旅馆的经理就找上门来，声称由于古巴人入住，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他要求卡斯特罗和他的随从立刻离开。但这个卑鄙的家伙却拒绝退还古巴人交付的5000美元押金。
卡斯特罗对这些小把戏应该是熟悉的，因此他并没有作更多的纠缠，他或许知道被这样的小把戏捉弄而大动肝火是某些先生最愿意看到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无法改变任何现状，但让美国人得逞还是让他心有不甘。
随后发生的“猪湾事件”表明，杜勒斯根本就不是卡斯特罗的对手，当这位一度成为“西方骄傲”的美国情报巨人黯然离职时，只有远离美国本土的那个叫做“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可以安慰一下他的失落；他本人的“古巴情结”最终也不过是自己职业生涯尽头一曲哀怨婉转的挽歌。
2．“军事飞地”上的心理博弈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苏联解体，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古巴很快遭遇到各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疲软。
由于长期依靠外部援助推动经济发展，一旦失去外援，古巴经济立时走入困境，政府唯有紧缩各种开支维系国家的正常运转，这样一来，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军事上投入大笔经费，古巴武装力量的发展步伐开始出现明显的停滞，到1998年，美国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致认定，古巴已不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随着“冷战”落幕，美国在国际上的声讨对象不再单纯是“邪恶的共产主义”，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注重于“和平渗透”和“反毒品泛滥”，地处加勒比海的古巴被美国纳入“反毒”对象的行列。事实上整个拉美世界，古巴的制、贩毒品活动是最不严重的。因此美国人虽然借此常常有意无意地在舆论上“骚扰”一下哈瓦那的倔老头儿，但他们的注意力显然集中在哥伦比亚等毒品活动猖獗的地区。对来自古巴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人显然不像过去那么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