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产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由此也扩展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时空范围。相应的，也使人们对于发展的本质、内涵、规律、模式、道路、阶段及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即人类的发展观日益成熟并不断完善。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在世界各国致力于战后重建的大背景下，人类的确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也发生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在经济发展中可以避免的现象？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西方学者先后形成了以下四种不同的发展观：
一、发展=经济增长
这是关于发展概念的一种最早规定，可称为“第一代发展观”。“二战”后的一些经济学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即古典经济学家的发展思想局限于经济增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利润和财富的增加，而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与幸福。），认为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发展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问题。例如，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A.W.刘易斯认为，增长、发展、进步三者是同义词，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这些名词只是为了照顾多样性。B·希金斯认为，发展是在不同职业集团和社会集团中广泛分享的总收入和按人口平均收入的增加，它至少延续两代人，并具有连续性。当时西方学者没有把“发展”与“增长”、“进步”这三个概念区别开来，他们共同坚持的基本观点是：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程度不够，经济馅饼不大；而加快工业化步伐，提高工业化程度，把经济馅饼作大，就会连锁引起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故而把国民生产总值（GNP）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把经济手段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概而言之，这种发展观是从经济视角，把发展看作走向工业化社会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换句话说，这种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天然合理的”、“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一切问题自然而然能够得到解决”、“没有必要对经济发展作任何限制”等。用公式表示就是：发展=工业化=经济增长。
“二战”后之所以会产生“发展=经济增长”这一发展模式，这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为凡夫俗子们尽情玩乐而拼命赚钱做理论上的辩护有着极大关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持有如下的信念：
（1）人的一切行为实质上都是经济行为。
（2）人类的福利绝对地依赖于经济状况。哪儿生产水平高且经济发展，哪儿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得到改善；哪儿经济不发达或经济萧条，哪儿人民的生活将日益恶化。
（3）人们应无限地发展经济。
（4）经济增长或来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或更直接地来源于新技术的发展。
上述信念被某些西方思想家称之为经济主义（economism）。
经济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19世纪欧洲社会迅速世俗化的产物，确切地讲，它是为调适19世纪欧洲之特定社会需要而取代新意识形态的世俗化意识形态。它与新教意识形态有共同之处。例如，勤奋劳作和个人主义仍被经济主义当作基本美德，但在新教意识形态中被当作终极目标的救赎（salvation），在经济主义中已被福利（welfare）所取代。这也就是说，经济主义已不再关心什么“天国”或“灵魂获救”一类的超验价值，它已把人类的终极关怀归结为一个经济概念——福利。
现代西方世界的一切传媒无时不在传播经济主义的“福音”。经济主义的知识内容（the informative content）由全部现代经济学理论构成，而其规范内容（normative content）则典型地体现为国会议员们的政治宣言和商界巨子们的劝世箴言：发展生产，尽情消费，保持高速增长率，促进外贸，等等。
经济主义规范了一种特别的视界：经济分析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Cary S.Becker）认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在这种视界之内，一切价值（包括精神价值）皆可还原为经济价值，货币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没有人可以超越这一尺度。如果人们从事学术研究、获取知识或艺术工作的货币或心理预期收益超过从事其他职业的收益，那么，他们便会选择前者。这里的选择标准同更大众化的职业选择标准是一样的，没有理由认为，知识分子比其他人较少关心个人报酬而较多关心社会福利或更加诚实。既然一切价值皆可还原为经济价值，而且货币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那么货币就在人们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某些当代西方学者所描述的，硬货币（hard money）就是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神（surpreme god），而银行就是教堂。
由此可见，正是在经济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才产生了“二战”后的“第一代发展观”。显然，这种发展观的主要特征：一是对发展作了经济性规定，经济化倾向特别突出，一切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二是这种发展观背后隐含的哲学基础，人就是经济人、经济单因素决定论和“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这种发展观把“自然界仅仅看做是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自然界本身的内在价值”，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它认为生产规模、人类对自然作用的广度和深度还有限，“资源无限”、“资源无价”、“资源无主”，把工业化作为促进发展的因素，把自然看做是人可以无偿占用、任意宰割的对象，人在自然界具有支配地位，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和环境付出代价在所难免。当代人类面临的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土地沙漠化、生物物种锐减、海洋或淡水资源污染问题等等，是这种发展观的必然产物。
这种发展观看到了经济发展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这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种发展观的最大历史局限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发展观。它把人仅仅看作经济人，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它没有揭示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客观规律，忽视了社会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它没有看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忽视了自然与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由此，这种发展观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却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恶化、贫富差距的扩大、道德水平的下降和犯罪率的上升。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第三世界国家千百万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农民极度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力求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发达国家，而忽略了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为了筹集工业化的资金，它们有的大举借债，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有的采取高积累政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造成社会矛盾尖锐、贫富悬殊、政局动荡不安。在60年代和70年代，单纯经济增长模式在某些发展中国家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南北差距的扩大、世界范围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促使人们重新探索发展的含义。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要想发展得更快、更好，不仅要注意经济增长，而且要注意解决人口、就业、教育、道德观念、分配制度、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问题。
正是“有增长无发展”和“恶的增长”的现实（拉美国家尤为严重），促使人们对这种发展观产生了怀疑和反思：单纯的经济增长能否等于社会发展，能否消灭贫困？仅以经济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在反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取代这种发展观同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发展=经济增长 社会变革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10年”行动（1960-1970）遭到失败，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出现了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道德水平下降和犯罪率上升等许多社会问题。对此，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纷纷开始反思“发展=工业化=经济增长”这一发展模式。
德尼·古莱认为发展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既是资源与环境问题又是文明问题，它的核心问题是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与尊重大自然。他指出有三种价值观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普遍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的生存、自尊和自由。它意味着延长人类生命，使之少受疾病、有害自然因素和无力面对的敌人的打击；寻求尊重、认同、尊严、荣誉、承认；更多的选择追求美好事物时受到较少的限制。
托达罗说：“发展必须被视为是一个既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又包括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发展的核心价值是基本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它代表了所有个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
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与社会平衡发展”的决议，提出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住房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联合国发展十年：行动的目标》这一文件提出：“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增长，而是发展。发展就是增长加变革；变革既可以是社会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经济的；既可以是性质上的，也可以是数量上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曾总结了一个公式：发展=经济增长 社会变革。显然，这里的“社会变革”着重强调的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就是通过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来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代价，尤其是要逐步消除因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显然，他们力图把发展同增长区分开来。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有机统一；社会发展应该是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协调发展。据此，许多学者开始注重以社会发展的多重目标来代替过去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并特别注重强调如何处理好基本目标与多重目标的相互关系，使之得到协调与平衡。其中，增长与公平的关系得到更多的关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旨在改变社会发展中不公正、不公平等社会问题，使社会发展趋向公正、公平，不断地改变社会发展中的贫困现象，使社会发展真正步入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轨道。
联合国的发展战略始终是围绕着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而制定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第47届联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两极对抗已成为过去，目前世界展现了一个全球合作促进发展的雏形。大家普遍认识到，民主结构、人民参与和尊重人权是发展过程中创造力的来源。最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发展眼光逐渐出现，发展日益成为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必须是改善人的境况。从这种观点看，发展是全球性的目标，因为差不多全世界都需要在社会公正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由此可见，发展=经济增长 社会变革这一发展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对发展作了社会性规定，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进一步界定发展，其社会化倾向比较突出。二是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这种发展观一定意义上是通过学术研究来满足某种政治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研究工作之所以能迅速展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国家对自己在先前殖民地影响的丧失感到忧虑；西方某些政治家和学者在向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献计献策时，呼吁西方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希望这些国家继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卵翼下发展，所以他们强调，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威力，发展中国家必将走西方先进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显然，这种发展观具有强调“西化”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三是其深层蕴涵的哲学基础，是社会人假设、社会整体进步协调发展论。这种发展观注重强调人的社会性，因而特别注重人的社会存在形式的变革和发展。这种发展观注重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和协调进步，承认发展目标、发展过程的综合性。
显然，这种发展观的进步意义，有助于纠正“发展=经济增长”这一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发展问题，对于推动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发展观的局限性表现在：其一，它注重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发展的相互关系，但是，它没有进一步揭示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人的系统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其二，它关注的重点是发展的当前状态，没有考虑到发展的可持续性，没有把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同满足后代人发展的需要统一起来。其三，它过于强调欠发达国家要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西化”倾向突出，对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特色和内在转型强调不够。
三、发展=经济增长 社会变革 生态保护
莱斯特·布朗把现行的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称作“A模式”，把以人为本，关注环境和生态并将经济视为生态子系统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称作“B模式”，认为现行的追求绝对的眼前经济效益的经济模式已经造成一种依靠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使产出人为膨胀的生态泡沫经济，结果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拖进困境，将人类千万年积淀的文明推向崩溃的边缘。可持续发展需要全球共同联合行动。他呼吁全球立即动员起来，以对待战争的方式和速度稳定人口和气候，使现行的传统模式存在的问题不至于发展到失控的地步；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应携手，以环境中心论取代经济中心论，用一场环境革命建造有利于地球的新经济模式——生态经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把发展看做是增长、繁荣和进步，发展可以通过工业生产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衡量。可是到了七八十年代，生态主义者把经济增长看做是环境的不断破坏和生态的持续恶化。有人提出，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这是因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没有极限的，由于资源损耗和生物圈无可挽回地受到污染，使得可持续性不可能。90年代国际上兴起了“新环境主义”运动，它从笼统地反对一切经济增长，转变为倡导环境可以承受的、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新环境主义主张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兼顾，主张建立以福利为中心的质量型发展观，注重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增加就业率，建立一个更多地提供“服务功能”，而不是更多地提供“物质消耗”的社会。新环境主义者不再反对一般的全球贸易，而是反对没有限制的自由贸易，主张通过绿色税收等限制性手段来认定经济活动在全球展开时应承担的责任，在准许跨国公司和经济主体享有自由的同时，积极保护土地、资源和居民的社会福利。
法国学者艾德加·莫兰指出，“我们关于发展的概念是简单化的、歪曲事实的、机械的、线性的、把事情都归于合理化，让人盲目乐观。然而，与生物发展所不同的是，一切社会发展本身都必然包含着倒退、损失、破坏。经常为取得一种新的性能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损失一种原有的能力。”“科学、理智、进步、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福利、幸福、自由、生命，也能够带来苦恼、痛苦、奴役、破坏”。“在不长的时间里，某些人从崇拜工业增长，把工业增长当做是万应灵药和绝对的标准，到完全否定增长，把增长当做是导致世界末日的灾难。……对问题的回答并不在于提出什么新的奇迹般的办法，主张所谓的‘零增长’和停滞状态，而在于有控制的增长”。
一些环保主义者从生态中心主义走向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只是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具有不容否定的生存发展权利，人并不优于其他物种，没有权力去减少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应顺应自然，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生活。他们主张简陋、俭朴的生活，以达到人与自然内在的和谐。
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没有突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先地位，只强调了上下两代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信仰，没有真正摆脱人类的自我中心化，以及人类对自身能力、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自信。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依然是狭隘的人类伦理观，指导思想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只停留在人类自身的持续性上。所谓的平等只是人类自身的平等，实际上只不过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国民的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所谓的发展不过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同生共存的其他物种被排斥在发展大系统之外。依然受困于增长情结不能自解，还没有走出增长陷阱的人类，又挖掘了另一个更隐蔽的堂而皇之的增长陷阱：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不计成本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地说，可持续发展观不过是致力于追求人类孤立发展的一元线性发展观，是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增长性发展现，因而终究没有走出恶意发展的怪圈。对此，有人提出了和谐发展的口号。刘长明教授认为：关于和谐发展，是指作为物种领袖的人类在物种平等思想指导下，自觉吸取大自然的生存和发展智慧，使组成生态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子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共进从而使生态系统不断优化，因而能够为未来进一步发展积蓄能量——至少不削弱未来发展能力的发展。和谐发展理论认为，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最佳状态就是和谐与发展。文明是一个和谐不断实现并在和谐中求发展的过程，和谐发展是系统和要素存在和发展的最佳状态。和谐发展理论不是盲目地反对进步，而是反对盲目的进步，主张将一切技术置于和谐发展的X光下。和谐发展的立论基础是生态中心论、物种平等论，是一种多元协和发展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携手、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过去与现在的统一、现在与未来的对话、时间与空间的协和。
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提法并不确切，准确的说法应是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能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等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生态整体主义超越了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以人类个体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强调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经济的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和扰乱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吸纳、恢复的范围内。
但也有人认为，现代文明社会对于自然环境、动物、植物的人道主义普遍关怀，并不意味着自然界的无生命机体或动物本身可以直接上升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主体，享受与人类完全平等的法律权益；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自然尊严”、“动物权利”等新理念，都离不开人类这一主体的审视、评价与判断，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不可能被自然界的其他任何物种所取代。
一部分左翼生态主义者试图以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当代生态危机，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主张建立一个生态和谐、社会公正的未来社会。生态社会主义既批判技术中心主义，也批判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以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把人类的利益同保护自然环境统一起来。
总之，发展=经济增长十社会变革 环境保护这一发展观认为：发展是一个综合的目标。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各种社会变革，如公平分配、政治民主、普及教育、自由平等、尊重人权、维持文化和生活的多样性、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等，以及保护生态环境，避免生物圈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果我们把发展概括为一个公式：发展=经济增长 社会变革 环境保护，那么在众多的发展目标中，如何按照轻重缓急的不同实现最佳的组合，则是各个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确定的任务。不管怎样，正确的发展方式应维护人、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的发展，把人的需求当作发展的核心，既能使人们享受到社会进步的好处，又能把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四、发展=以人为中心 社会综合发展
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时代的浪潮又将西方的发展理论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当时许多学者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有些学者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题面临着过时的危险，它们正逐渐为“人类发展”这个主题所取代；之所以要用“人类发展”替换“社会发展”，主要在于综合发展要有一个坚实的落脚点——人类发展强调作为发展目标和发展动因的人类。
关于人类发展问题，巴基斯坦经济学家马巴布·乌尔·哈克领导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研究小组综合了关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理论和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发展的目的是增强人们理想和有所成就的能力的观点，在1990年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中给人类发展下了一个定义：“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民众的各种选择的过程。从原则上说，这些选择可以是无限的和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但是在发展的各个层次上，三个最基本的选择是使民众享受健康长寿的生活，获得知识和获取体面的生活水准所必需的各种资源。此外还有许多为众人所重视的选择，范围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到从事创造性和建设性活动的机会，以及享有个人自尊和人权得到保障”。
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定义：“人类发展涉及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民众可以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并导向同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相一致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生活。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众所珍视的生活而扩大他们的选择。经济增长只是扩大人们选择的一种工具。拓宽人们的各种选择的最基本途径是进行能力建设。人类发展最基本的能力是享受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丰富，能够获得体面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并能参与社会共同体的生活”。
人类发展的概念强调通过强化全体民众的能力和机能而扩大人们的选择，强调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增进人类幸福、自由、尊严、平等、安全、参与、公正等。它将人的自由和安全归结为不受歧视、不缺少衣食、消除恐惧、挖掘和实现个人潜力的自由；消除不公正和违法行为；思想和言论自由；参与决策和结社自由；拥有体面工作的自由；工作安全；经济安全；免于疾病的健康安全；环境安全和免于犯罪和战争的人身安全，等等。
由此可见，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继承了“第二代发展观”的“综合发展观”和依附理论（即：认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关系是“中心——边陲”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制约因素，而不是示范因素。如A·弗兰克所说的，第三世界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所强调的发展的“内在性”，而又为发展找到了新的主题和基点——人或人类的发展。法国的新发展学派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强调社会观念的变革和人的因素的作用，认为发展应定义为消除贫困、失业和收入的不平等，定义为社会进步和人性的提高。特别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弗浪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写了《新发展观》一书，他认为，发展只是提高人性的一种手段，发展应该同社会经济进步联系在一起，而进步则是根据获得自由的程度来衡量的。他提出整体的、内生的和综合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现。整体的发展指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整体的发展计划包括健康、卫生和教育这些因素；内生的发展指从内部自力更生，但不排斥国际合作；综合的发展指在工业和农业、对外贸易和内部的生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方面有机的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指开发人的潜力，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一切人和人的全面发展。
对这种发展观的基本观点作简明扼要的哲学总结和概括：即这种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和“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所谓整体的发展观是指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应该从整体的观点出发，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又要看到人们在相互依存关系中所出现的多样性发展趋势；所谓综合的发展观是指在发展的战略目标上，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一致性；所谓内生的发展观是指在发展方式上，要充分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本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谓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是指从“人”的角度出发，把人的发展看做是发展的根本主题、目标、前提、核心和坚实的基石，强调人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关键作用。这种新发展观，通俗来说，认为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这是“第三代发展观”。
我们认为弗浪索瓦·佩鲁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在当代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
一是就横向角度而言，以突出人本身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为特征，着重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综合协调关系，这就是把发展理解为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和完整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
二是就纵向角度而言，以强调人的代际发展为特征，着重研究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综合协调关系及其对人的未来发展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源于对人的发展的地位、发展的代价和全球环境问题的最新认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后，全球用可持续发展观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形成热潮。曾对人类未来命运抱悲观态度的罗马俱乐部，经过20年反思和探索也转而认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这是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上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实际上表明的是，“可持续发展”在其出发点和目的、基础和主题、实现手段和基本内容等方面，都是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
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其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对发展作了人学规定。它立足于对人的发展的理解来定义发展，人化倾向较为突出。第三代发展观对社会发展本质、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发展尺度诸问题的解答，一定意义上是基于对人所作的主体性理解，其核心标志是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多层面的综合发展观。第一代发展观是基于经济人的理解，第二代发展观是基于社会人的理解，第三代发展观则基于对完整人的理解，是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的有机整合，是作为完整主体出现的。所以它不仅在横向角度要求人本身的综合发展，而且在纵向角度要求人际的平等发展（即可持续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把发展观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反映了社会历史走向人文化和综合性发展的趋势，对减少发展过程中的代价也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其二是广泛性，即这一发展观引起了多方人士和组织的高度重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只有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置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之中，才能理解其意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只是一种参照，并不能作为一种现实的唯一战略选择。因为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当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汲取西方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加强经济建设过程中，要特别注重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使我国现代化建设最终步入：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 以人为中心 社会综合发展这一发展模式之中。
综上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发展观的演变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对“发展”的认识，走过了从经济方面到社会方面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再到人的逐步全面而又深化的过程，对于发展的规定逐步非经济化并趋向人本化，突出了发展的人文主义特征；二是经历了从进步方面看待发展到注意从代价角度理解发展的过程，逐步突出发展的价值特征，把发展越来越看做是通过付出和扬弃代价以寻求再生之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