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上看，封建官僚为了建立他们的豪门势家，为了“子孙立永久之业”，总是要大肆搜刮。这就必然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中，产品本来是很有限的，但由于官僚们不遗余力地搜刮，大量的财富都集中在他们手里。仅从败亡的某些大官僚的情况便可窥见一斑。晋朝的石祟之流，家事巨万，富可敌国，已是众所周知，明朝的宦官王振败亡时，“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清朝和珅败亡时，抄家清单上记载着，金银各数百万两，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座，此外，还有金碗四千多件，金唾盂一百二十个，金面盆五十三个，貂皮衣二千四百十七件等等。这里，一是可以看出封建官僚们的聚敛之毒，二是从这些数字中可看到一个共同特点：搜刮金银、玩好是他们的特别嗜好，这些财物除了用于开“当铺”、“银号”，进行更残酷的削剥之外，便是无止境的挥霍浪费。他们讲排场、摆阔气，连“唾盂” 都要用金银的，借以显示其尊贵。前面提到的北魏高阳王元雍，每顿饭都要以万钱为限，有人曾惊叹地说：“高阳一食，敌我千日。”
和珅每天早上以珠作食，据说能使心窍灵明，一粒珠重价二十万，轻则或一万，或八千。其奢侈腐化，一至于此！因此，各封建王朝，这些豪门大族是一种极其腐朽的社会力量。一方面，他们霸占大量田产、金钱而无休止地浪费，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一贫如洗，不得不流离失所，转死沟壑，这对生产力无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这方面看，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也就是封建官僚贵族化、门阀化的过程中大肆搜刮、聚敛造成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封建官僚的门阀化，对统治阶级本身也起了巨大的销蚀作用。封建最高统治集团满以为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办法可以制造出一批得力的鹰犬，他们的统治也便可以长治久安。而实际上却适得其反，这除了表现在官僚门阀化的过程中，必然要从政治、经济诸方面动摇统治阶级的根基之外，而且，人们还可以从封建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败过程中看到两个明显的病症：
其一、官僚门阀化破坏了封建社会初期和各封建王朝初期的“选贤举能” 的用人标准。使庸碌无能之辈，充斥于殿陛之下；妨功害能之徒，窃权于庙堂之上。这就直接导致了政治的腐败。纵观数千年，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一般来讲，似乎都还有点生气，然而，又都免不了日益老迈无能以至覆亡的厄运。尽管某些帝王也感到危机来临，一再下诏用贤能、荐隐逸，但“荐贤” 的结果只能是官僚们培植党羽、招纳亲信、滥用子孙的好机会。子孙、亲信未必皆贤，尤其是那些世代恃权仗势的子孙、亲信们不贤者更是居多。这样必然使尸位素餐之徒，衮衮当朝。东汉后期，“宦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其腐败无能，可想而知。东晋时，那些豪门显贵，对于北方国土的沦陷、国破家亡，只能作“新亭对泣”；有的号称清流，誉为上品的权贵连自己充任什么官职都说不清，由这样一批腐朽的世族官僚组成的东晋朝廷，土崩瓦解，势所必然。明末，魏忠贤的远近亲戚、义子、干孙，皆列公侯，于是“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任人“唯贤”！这样的政权，不亡何待！
其二、官僚的贵族化、门阀化，在官僚子弟之间论地位、讲血统、比出身，使那些“天恩世及” 的官僚子孙滋长了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他们一方面无须奋发努力，无须过问学问经济，自然能够爵禄高登。魏晋南北朝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豪族子孙们“不屑竭智尽力，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这样，那些出身高贵的世族子孙无疑成了一些高贵的废物。另一方面，官僚世家权大势盛，官僚子孙们可以为所欲为，法律对他们毫无作用。唐朝时，一些著名的将相后裔，“多败德”，有的“谋反”，有的“为逆”，有的“放荡无行”，竟至于仗势横行，无恶不作。清朝时，作为“国家根本” 的八旗贵族，在刚进关时，赐给了他们地亩、房产，给他们以各种优厚待遇。但他们“妄事奢靡”，仅十几年，便有很多人“穷困日甚” 了。朝廷给他们赎回了土地、房屋，他们就更有恃无恐、胡作非为了。以这个集团作为根基的清王朝日渐衰朽，那就是必然的了。到清末，贵族式的旗兵已完全腐朽，不但不能打仗，而且连走路都要人抬着，他们只知道克扣军饷、个人发财，又岂能指望他们折冲御侮？在内忧外患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主张变法维新，但以满洲贵族为首的一帮大官僚，思想僵化，坚持封建贵族的偏见，死守着他们赖以安身立命、长享富贵的“祖宗之法”，这无疑地加剧了清王朝的危机，促成了封建统治的崩溃。
四
封建官僚门阀化的现象，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无法医治的顽症，这正说明，这种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造成的。
上面已经讲到，封建官僚的贵族化、门阀化最根本的是由官僚们的特权造成的。但他们之所以具有那种特权，首先是由他们的特殊身份决定的。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是主宰一切的，而封建官僚则是代表皇帝去行使权力的。他们职务各别，事权不一、但代替皇帝发号施令则是一致的。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成了坐镇一方、独当一面的小皇帝、土皇帝。所谓“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正表明他们上承王命，下临百姓的特殊身份。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他们在无权的百姓和权力小于他们的下属面前，是皇家的代表，是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他们在上司和皇帝面前固然是奴仆，甚至是“犬马”，一旦由于“天高皇帝远”，上司和皇帝对其所作所为无法周知，更何况，还可以用假汇报、靠人情、贿赂来通融呢！这样，他们的权力事实上是无法受限制的。为发财而当官的封建官僚们当然就可以利用权力为所欲为。因此，官僚们的特权正是他们手中的巨大权力的变态。这种大权必然要转化为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他们营建豪华的门第才成为可能。
当然，历史上，某些封建帝王也曾大力“整饬吏治”、“严惩贪吏”，企图限制官僚们的特权。但是，从根本上看，封建官僚能够利用特权，恰恰正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帝王们为了长治久安，就要培养一批忠实的臣仆，总是要给官僚们很多特权。汉朝就曾规定：
“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诸如苏武。刘向、汲黯、伏湛、史丹等很多人都是因父亲作大官被任为郎一级官员的，而且，“史丹九男，皆以丹为侍中”。这样，“官” 也便可以世代相传。除“任子” 令之外，还有什么“兄任”、“族父任”、“宗家任” 等等。“天恩” 如此，官之子恒为官自是难免。宋朝也有“恩荫” 制度，按照官僚职位的高低，有的可以任子弟为官，有的可荫补远近亲戚、门客、直至医士。“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从这些史实中，不但可以从官僚们受“恩荫” 的多少、待遇的隆煞，看到他们家世的尊卑、门阀的高下，而且，还可以看出，封建官僚门阀化的现象，在最高封建统治集团的培植下难以避免的事实。
最高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独裁专制之权，为了防止一些手握重权的官僚篡弑自代，便往往要用“富贵”、“金钱” 乃至声色犬马消磨其意志，遏制其野心。支持他们利用特权兼并掠夺。汉初，刘邦长年征战在外，对留守关中大本营的萧何很不放心，几次派人侦察萧何的举动。萧何弄清了刘邦的意图，是害怕自己“孳孳得民和”，“倾动关中”，于是，便“多买田宅”，“贱贫货以自污”，“上乃大悦”。这里，萧何“强贱买民田宅”
似乎是一出假戏，但却反映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封建皇帝们看来，那些权威震主的官僚如果不得民心，便不会对自己的地位造成威胁，于是，便要支持他们利用特权，明抢暗夺；在大臣们一方，为了不使皇帝怀疑，不招致杀身之祸，也就要利用特权，营建巢窟。这样，既能保权势，又能日趋豪华。由此，他们也就可以长受信用，屡世不衰了。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并不少见。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的滑稽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怕手握重兵的大将们拥兵自雄，威胁他的宝座，就要他们放弃兵权，交换条件便是“金钱”、“田宅”、“歌儿舞女”。他说：人臣“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他要将领们放下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
“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大臣们忙于侵夺兼并、沉溺于酒色，皇帝就放心了。
这样的结果，某些封建官僚世世豪富、代代显贵，自是势所必然。历史上一些“屡世宰辅”、“数代名将” 之类的豪门大家就是在最高统治者的特别“恩遇” 之下形成了。
此外，封建最高统治者对一些特别信赖的大臣姑息，纵容，也是他们特权横行，毫无顾忌的重要原因。赵匡胤手下有个宰相叫赵普，另一个大臣叫雷德骥的控告他“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赂，帝怒，叱之曰：‘鼎铛犹在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 引柱斧击折其上腭二齿，命左右曳出”，最后“以阑入之罪黜之”。过去，一些史学家认为宋初曾“严惩贪赃”，居然在“严惩” 的同时出现这类怪事，这不是令人费解吗？其实，这类情形历代有之。帝王们对某些大臣倚为股肱，他们巧取豪夺只不过是小节，为了让他们更加“感恩” 卖命，便要公开的包庇和支持。当然，历代也确实曾经惩过一些“贪吏”，但那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杀一儆百的“牺牲”，又何曾认真的“惩” 过？事实上，倘要真正“严惩”，实在是诛不胜诛，因此，清朝，康熙皇帝便划了一个界限：州县官如果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官僚们的贪污盗窃便能够“奉旨” 进行了。
乾隆皇帝鉴于官僚们任意虚报“火耗”，侵吞越来越多，又下令取消合理贪污的规定，他发给官僚“养廉银”，按官品大小，每个官僚给几百两、几千两不等，似乎这样就可以使官僚们“廉” 起来，但结果，更就使官僚们欲壑难填、胃口更大了。所以有人说，当时“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橐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这种结果，不正是封建制度本身造成的吗？
历代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们虽然屡屡惩戒，要“饬吏治”、“惩贪吏”、“抑兼并”、“打击豪强” 云云，但是，一个个封建王朝又总是免不了“兼并盛行”、“豪强迭现”，贪吏横行的现象，最后也免不了还是“吏治大坏”。其根本原因，正就在于封建制度本身。
封建官僚的特权是这种制度赋予的，他们特殊的阀阅也正是这种制度下积极培育起来的。
明代海运衰落原因浅析
王玉祥
提起明代航海，人们首先会想到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无论就规模、技术而言，还是就航行距离而言，在我国古代史上都是空前的，确实值得治史者花大力气研究。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明代航海史上还存在着另外一面，那就是海运的衰落。对明代海运衰落的原因加以探讨，无疑是有益的。
一、明代的海运水平
海运业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很早，“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
至元代，海运业更加发达，《元史》 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
明代海运始于洪武元年，这年二月，为了给北征军队供给物资，朱元璋“诏御史大夫汤和还明州，造海舟，漕运北征军饷”。这次行动后来虽然因海多飓风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明代海运却由此揭开了序幕。此后，以永乐十三年罢海运划线，明代海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永乐十三年以前四十多年为海运正常进行阶段，以后为海运被罢废阶段，这一阶段长达二百多年，在此期间里，虽然官府海运业的残余力量依然在海上活动，封建官僚中也不时有人倡导重新实行海运，但作为给北方供给物资的一种手段，海运此时已经失去了永乐十三年前的重要地位，变得可有可无了。
将元朝海运与明朝初年的海运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后者至少在三方面上不及前者：
首先，明初的海运量小。元代海运发展到巅峰时期年运量达到三百多万石，而明初洪武时期运输量最大时每年只有七十五万二千二百余石，永乐时期除偶尔达到八十万石外，一般只有四十万石到六十万石。《漕船志》 卷六载：“（永乐） 十年，尚书宋礼以海运船造办太迫，议造浅船五百舟叟，拨运淮、扬、徐、兖等处岁粮一百万石，由会通河攒运，以补海运之数。” 《菽园杂记》 卷九载：“永乐间，平江伯陈公瑄把总海运粮储，共一百万石。” 《今言》 卷二、《明史·食货志》 中亦有类似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永乐年间应达到过每年海运一百万石的水平。但一来这些文字比较笼统，无确切年代，未必完全可靠，二来即使达到百万石，与元代三百多万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所以此处弃之不论。
其次，明初的海运周期长。元、明时期海运路线很多，其中尤以太仓——直沽航线最为重要。在这条航线上，元代实行春夏二运，即每年循环两次，明初则只能循环一次。这可从《明实录》 中通常每年只有一道实行海运的命令看出，也可在永乐十年宋礼奏报海船修造困难时提到的海运时间表上得到充分证明。宋礼说：“海运粮储，每年五月太仓开洋，直沽下卸，秋间回京。船只中多被损坏，亦有漂失不见下落者，俱用修理补造……俱限次年三月终完备，驾赴太仓应用。”由于造船上存在一些问题，宋礼建议今后“每三年海运二次”。可见即使一年循环一次也难以办到。
最后，明初海运没有沿行元代海运开创的最经济、最直接的航线。元代的航线在至元年间曾有几次变化。“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山奥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明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
总的说来，元代海道的变化趋势是日益向大洋发展，航路越来越直。这一点反映出元代征服海洋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