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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固权之道(7)

王振用虚伪和狡诈的手法博得了皇帝和大臣的好感。当时,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她并不信任王振,而是把政事委托给杨溥、杨士奇、杨荣“三杨”等威名素著的元老重臣,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王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态,玩弄权术,谋取“三杨”等阁臣的好感。

有一次,英宗朱祁镇和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王振一到,他们就停止了。第二天,朱祁镇在阁中闲坐,王振跪奏道:“先帝曾为了一个球子,险些误了天下,陛下现在如果养成了这种嗜好,准备把国家怎么办呢?”他这一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样子,竟也骗得“三杨”十分感叹,认为一个宦官能有这样忧国忧君的想法实属难能可贵。但张太后对他还是存有戒心,她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五人找来,对英宗说:

“这五个大臣是先帝留下辅佐你的,你有什么事一定要与他们商议,他们不赞成你就不要乱干。”她又把王振找来,命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太后话一说完,几个女官应声而上,就要把他拖出去斩首。王振吓得直打哆嗦。经过英宗和在场的大臣们的请求,张太后才宽免了王振,但规定王振以后不得干预国家政事。后来每隔几天,张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如发现王振不通过内阁而擅自处理事情,她就将王振找去严加痛责。但王振处处小心,又巧于奉迎,不久竟骗过了张太后,赢得了她的信任。他的权力也随之越来越大。

公元1441年(正统六年),王振干了两件事可以证明他权力已经很大了。于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他巡抚山东、河南十二年,在这一年回到了京师,他既无钱财贿赂王振,又没有前去拜谒他,于是,王振发怒,诬陷于谦有“怨望”之言,被逮捕下狱,定以死罪,由于众怒难犯,王振又不得不将他很快地释放了。这年的十月,奉天、华盖、勤身三殿落成,英宗大宴群臣,以示庆贺。这种隆重的庆典,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无论如何是不允许参加的。但英宗对王振如此之看重,竟怕他不高兴,就派一个小宦官去看看他在干什么。王振见了来人,大发雷霆说:“周公能辅佐成王,独我不能到宴会上去占一席之地吗?”英宗得知,连忙派人把他请入宴会,参加宴会的百官见他来了,还都得恭敬地起身迎接。其权威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张太后病死,内阁重臣“三杨”之一的杨士奇也于是年死去(杨荣早在1440年亡故),“三杨”只剩一杨,也老迈体弱,不能视事。朝中无重臣,宦官呈威风,王振把朱元璋置于殿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搬掉,肆无忌惮地行起令来。王振植私党、卖官爵、收贿赂、欺群臣、罔君主,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英宗反而以为他是大大的忠臣。

这时,被明朝赶往北方两地的蒙古瓦剌部落兴起,北方的许多部落又统一起来也先做了首领,王振无靖边之能只好讨好瓦剌,以求得边境的安宁,对瓦剌的贡使加礼款待,并给予丰厚的赏赐。按照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到正统年间,瓦剌贪图明朝的赏赐,又欺负明朝软弱无能,便将朝贡人数增加到两千多人,而且诱胁鼓动其他蒙古部落一起向明朝邀赏。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春,瓦剌派贡使两千多人到北京来献马,为了多领赏物,竟冒称三千人。以致所献马匹的价值不抵赏品的值价。瓦剌的贡使每次都冒领赏赐,王振本来就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了也先的贿赂,所以对瓦剌的冒领多有庇护,无人敢予告发。这一次王振却让礼部按实有人数颁赏,并大幅度地削减了马价。这样一来,瓦剌使者心怀不满,就把这此情况汇报给了也先。也先大怒,联络其他部落,兵分四路,向明朝进攻。也先亲率主力,进犯大同。

边关急报迭传,王振想邀军功,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并促令在两日内做好一切准备。满朝文武见王振把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做儿戏,都倍感震惊,但英宗却听从了王振的建议,众人无可奈何。于是英宗命自己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协助朱祁钰,公元1149年(正统十四年)7月16日,英宗带着王振和文武百官,率领五十万大军,“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未到大同,军中已经缺粮,此时离出发才不过四天。此后天气转坏,风雨交加,士兵冻饿疾困而死者极多。此时应该休整,补给粮草,王振却不顾军队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随驾的官员都劝英宗回京,王振十分恼火,竟罚那些官员在荒草中跪了一整天。二十八日大军来到大同东北的阳和(今山西阳高县)。早在是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总兵朱冕和都督石亨曾在阳和迎战也先的军队,因为受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左右掣肘,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宋瑛和朱冕殉难,石亨单骑逃回,郭敬则临阵藏匿逃脱。也先见明英宗御驾亲征,佯作退却,企图引诱明军深入。八月一日,大军来到大同,郭敬向王振汇报了前方战况,全军震惊,于是决定班师而回。

俗语说:“得了富贵不回乡,如穿锦衣夜里行”。王振自觉十分富贵,这次班师正好绕道回自己的家乡蔚州走一趟,带着五十万兵马,又挟制着英宗,真是当年刘邦平叛回乡的风光也不如了。于是,王振就让英宗往蔚州一线退兵。谁知走了一程,王振又怕大军踏坏了家乡的庄稼,落个乡人唾骂之名,又让大军改道东走,取宣府一线。这样一来二去,耽误的时间,被也先的骑兵追上,明军断后的将士全部战死。

如果这时王振让英宗进驻怀来城据守,就可无事,但王振却偏让英宗停在离怀来城只有二十多里的土木堡,据说是等待尚未到达的一千多辆辎重。这样,瓦剌军骑兵追到,四面包围。土木堡地高,掘地数丈不见泉水,周围河流又都被瓦剌军堵死,明军饥渴难耐,军心涣散,了无斗志。

也先派人讲和,王振提出要移营取水,也先答应了。正当大军移营混乱之时,也先突然铁骑出动,猛冲明军,结果明军大乱,被瓦剌军所杀及自相残杀的竟达二十万。英宗的卫护突围不出,英宗只好下马盘腿而坐,做了俘虏。护卫将军樊忠见王振也随英宗左右,狂怒之下,一锤将他打死,骂道:“我替天下杀了这个贼人。”

这次惨败,史称“土木堡之败”。

在审讯俘虏时,英宗露出马脚,被认了出来,也先十分高兴,以为从此有了要挟明王朝的砝码,于是便下令好好地保护英宗,不要让他逃跑或自杀。也先当即写信给明廷,要明廷以大量珠宝来赎英宗。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得知英宗被俘的消息,极为恐慌,马上搜罗了皇宫的金银珠宝,装驮于八匹马之上,送往也先军中。也先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还英宗,而是把他挟随军中,带到了大同。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见英宗归期难定,便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英宗之弟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朱祁钰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战守之策。有人鼓吹天命,主张南迁,此议一出,一片哗然。有人附和,但多数人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兵部侍郎于谦,出班厉声道:

“主张南迁者当斩!京师是根本重地,京师一动,全国动摇,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教训吗?”于谦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朝臣及朱祁钰的赞同,于是,于谦受命防守京师,阻击瓦剌。

当时朝廷急需做两件事,一是除内奸,二是立新君。如果不整顿朝廷内部,让主和派甚至主降派占了上风,那就大势去矣。在群臣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打起“死老虎”来。他令人抄没了王振的家产,杀掉了他的爪牙,宫廷为之一肃。至于另立新君,那是刻不容缓之事,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有发生了。战国时期,秦王约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势力强大,赵王不敢不去,但又怕被秦王胁迫,便嘱咐众臣,如在规定的日期内不能回国,就立其子为国君,组织抗击秦国,以免为秦所要挟。

宋朝的徽、钦二帝被金人所俘,南宋也迅速立了新君,使得金人大失所望,徽、钦二帝在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普通人。因此,明朝另立新君,已势在必行。

但立谁呢?太子幼小,立了不足以威服众人,率众抗敌,议来议去,觉得朱祁钰较为合适,虽然弟继兄位,于正统观念未免有悖,但在非常时期,也顾不了许多了。况且宋太宗赵匡义就是继承了哥哥宋太祖赵匡胤的皇位,不也照样是一代明君吗?虽然太后尤其是皇后一帮人不太愿意让朱祁钰做皇帝,但因情势所迫,也无计可施,只得下诏。朱祁钰假意推辞了一番,就坐上了龙椅,是为景帝。

景帝即位没有几天,也先就挟持英宗,从大同出发,大举进攻北京城。于谦智勇双全、威德兼备,给也先以迎头痛击,特别是在德胜门大战中,也先大败,死伤甚众,不得不仓惶退去。于谦趁势率众追击,俘获了不少人马财物。

也先见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就又生一计,宣称要送还英宗。

于谦识破了也先的这一计谋,通告各地守将,要加意防守,不要送财物给也先,并指出也先送还英宗是假,勒索财物是真。这样一来,也先的计策又成泡影。但于谦从此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一是他严守北京城,二是他拒绝也先送还英宗,这本是为国家着想,但英宗却因此深深地恨上了于谦。英宗复位以后,终于找个理由把于谦杀害了。

这回,也先是真的要放还英宗了。景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惊慌,深怕他回来后会危及自己的皇位,但这理由又说不出口,其实众大臣也都心里明白。众臣商议了一下,觉得必须迎还英宗,否则于大义不通,但景帝的皇位可以不动。在群臣的劝说和保证下,景帝才勉强同意迎还英宗,态度当然十分消极,只是派礼部侍郎前去联络,并不见在诏书上写下迎还英宗的话。七月十一日,李实等人到达也先营地,也先派人陪同李实等到三十里外的伯颜帖木儿营地去见朱祁镇,李实看到朱祁镇坐在围帐中,帐中床铺也没有,只有移营的一辆牛车一匹马,吃的又都是牛羊肉之类,没有大米疏菜。李实就把随身带的几斤大米交给朱祁镇。

朱祁镇说:“我在这里呆了一年了,朝廷怎么不派人接我回去,你们把我的衣服帽子带来了吗?”李实说:“自从陛下被俘以来,朝廷曾几次差人迎接,都被也先挡了回去,这次朝廷是特地派我前来打听您的消息,所以不曾带衣服等来。”朱祁镇又迫不及待地说:“你回去告诉景帝和朝臣们,要他们派人接我回去。我回去后愿意去看守祖宗陵寝,哪怕是去作一个普通百姓也好。我只求回去,决无再当皇帝的心思。”李实从朱祁镇那里出来回到也先营地,也先对李实说:“明廷的敕书里并无要迎英宗回去的意思,但我还是要放他回去,为的是千年之后图个好名声。请你们速派人来迎接。”

李实回去以后,也先求和心切,又派了使者到明廷督促,在这种情势之下,再不迎还,实在说不过去了。虽然当年宋高宗赵构没有迎还徽、钦二帝,那是金人扣住不放,也未派使者送上门来。景帝当然知道宋朝的徽、钦二帝也说过只求南归,做一看守祖坟的小吏即可之类的话,与如今英宗的情况一模一样,宋高宗硬下心肠,腆了脸皮,就是不要。可景帝没有这份决断,还是同意迎还英宗,但敕书中仍没有迎还的字样。

也先会见了明朝使者杨善,也先问杨善:“敕书中怎么没有迎回朱祁镇的话?”杨善说:“这是想成全您的美名,如果把这事写明了,别人会认为您是迫于朝廷命令而放了他,并非出于您的诚意。”瓦剌平章昂克接着问:“你怎么不带重金来赎他?”杨善说:“我如果带了很多钱财来,别人会说太师是贪利小人,我现在这样做,就可显示太师的仁义美德。太师于是可以名垂千古,留芳百世了。”杨善的巧辩遮掩了景帝朱祁钰不愿迎还英宗的真实心理,也迎合了也先的虚荣心。于是,英宗归来。

欢迎仪式当年是极其简单的,英宗参拜了景帝后,便被送进了南宫(今北京南池子),派人服侍,其实是监视起来。

虽然如此,景帝有两大不安,一是英宗之前已做过十多年的皇帝,朝内朝外有许多亲信,可以说根深蒂固,而景帝自己才做了一年多的皇帝,根深不稳。其二是太子仍是英宗的儿子沂王朱见深,将来皇位还会落入别人之手。景帝对这两件事都采取了措施:对于英宗,景帝派专人监视,连南宫四周的树都砍掉了,不准朝臣前去拜望,不准和外人交往;至于太子,他策划了一场“易储”活剧,逼迫朝臣在一个投机分子递交的“易储请愿书”上签字,终于废了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然而天不作美,朱见济仅做了一年太子,就一病不起,呜乎哀哉了。

这样一来立储又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竟又提出重立朱见深为太子,景帝恼怒,严惩了此人。

不久,景帝也病了,群臣见他病势沉重,便要立储,以防不测。景帝看到奏章上多是请求立朱见深为太子,就不同意,并说自己病势轻微,等愈后再议。但罪臣石亨见景帝虚弱,不能理事,有可能一病不起,就串通徐有祯,想让英宗复位。这样一来,既可以免掉自己所犯的罪过,又可博得高官厚禄。两人商量已定,当晚就立刻行动起来。

石亨借边关警报调动了一千多军马,守卫皇宫,夜深以后,他带兵奔向南宫。其时南宫的门已被锁上,石亨就令人爬入墙内,里应外和,用大木撞倒了围墙。石亨、徐有祯找到英宗,说要让他复位,英宗当然大喜过望。于是,石亨等人把英宗扶上车驾,往皇宫而来,守宫的卫士见有人来,便加阻拦,英宗喝斥道:“我是太上皇,谁敢阻拦。”卫士见状,急忙放行。

石亨、徐有祯一面布置好兵马,一面收缴各种印玺符绶,把住各个衙门,又紧闭四门,以防外兵入城。一切妥贴以后,就让英宗坐上龙椅,石亨、徐有祯率领手下官员士兵,先跪下拜贺,造成既成事实。紧接着,天已黎明,百官在外等候早朝,徐有祯高呼一声:“英宗复位了!”就宣告了英宗的复辟,景帝的退位。不久,英宗就把景帝活活勒死。

哥哥又把皇位从弟弟的手里讨还回来了,这听起来真像一场儿戏。

其实,历来官场的争权夺利,就是一场游戏,而且还是一场无规则游戏。

西方人非常重视游戏规则,把这规则看成是一切的根本,若无规则,他们就觉得无价值无意义。传统的中国人都不这样,别看他们肩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但在规则方面却思想“解放”得很,尤其在上层社会,就更无规则可言,如果非要说有规则的话,那就是铁血规则。

当然,中国人自古就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呼号,但谁又来按照这一规律来评价当世之人呢?老爷打了你,自然是你无理,否则老爷怎么会打你呢?这的确是传统中国人“知人论世”的逻辑起点。你成功了,你就是英雄;你失败了,你就是孬种。谁也不跟你讲更多的道理,谁也不跟你论什么规则。你成功了,你的嘴就是规则,你失败了,你满口真言也是喷粪。因此,在封建官场上,什么仁义道德,什么父子大义、母子之情,统统抵不过“官”和“权”二字,宫廷之中,尤其如此。

特务统治时的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