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并且要求承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中华民族”的缘源
“中华民族”一词，人人在用，天天在用，我们的国歌中也提到了中华民族。但是要问：何谓“中华民族”？也许有很多人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我们不妨先看看国内外一些语文工具书上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外国的工具书解释得极为简单，不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汉族”，他们一律释为Chinese。我们对他们难作苟求，这种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他们当然更难说得清楚。但是海峡两岸出版的工具书如果解释错误，那就说不过去。可惜事实正是如此。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所有的工具书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都不确切。新版《辞海》释曰：“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台湾三民书局版《大辞典》释曰：“族名，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但如此解释，显然不妥。因为，第一，民族与国家本来是不同性质的两种群体，不应混为一谈。第二，按照以上的解释，“中华民族”既然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那就可以说中华民族等于中国人，也就是把几千万海外华人扫除在外。
错误的产生，绝非无因。我们过去对民族与国家的区别一向不太重视，混淆不清，由来已久。“民族”之说，产生于近代，历史上则常以“国家”代替“民族”。过去所说的爱国思想，实指民族意识；所说的爱国志士，实指民族英雄。在辛亥革命时期，既有“中华民族”的提法，又有“中华国族”的提法，或竟直称为“国族”。这就真正把“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了。对日抗战期间，“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并提，只见其同，未见其异。“国歌”中也只提“中华民族”而未提“国家”。在进行宣传教育之时，分不清民族与国家，尚无大碍；但是科学的研究历史之时，却不容许存在这种混淆。我们在探讨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时候，一定要摆脱“国家”这个概念的纠缠，纯粹从民族角度上去探讨问题。一定不要忘记“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国家”、“政权”是人为的这种根本区别。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实际上，这个词，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只有区区一百余年的时间。
“中华民族”一词是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之“民族”一词相互结合而成的。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
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他在该文中，在“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杨度、章太炎和黄兴皆有使用。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即“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
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3月19日，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的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同时，在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解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民族“大同主义”。
中华民族涵义扩大
1911年12月1日，一些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尼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
针对这样的分裂行为，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示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作为民国的总统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示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此后，“中华民族”一词已不再专指汉族，而是泛指中华各个民族的观念已经开始普及。
民国初期，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是李大钊。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李大钊这里的“中华民族”指的是融合中华各个民族后的新民族。
1922年，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撰写《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他在书中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指的是汉族，同时又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一体特征，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并具体指出“故凡满州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梁启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
未名湖
未名湖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人工湖，位于中北部。未名湖形状呈U形。湖南部有翻尾石鱼雕塑，中央有湖心岛，由桥与北岸相通。湖心岛的南端有一个石舫。湖南岸上有钟亭、临湖轩、花神庙和埃德加·斯诺墓，东岸有博雅塔。
该湖以前靠万泉河供水，目前靠人工蓄水。冬天结冰期间为滑冰场。
在清朝是圆明园附属的和珅花园淑春园中人工湖。石舫按照颐和园的石舫修建，但后来上部结构被焚毁，今仅存石质基座。
20世纪20年代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校方请设计师亨利·墨菲了规划校园布局，该湖由钱穆命名为未名湖。2001年，湖附近的“未名湖燕园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们从石狮守卫的北京大学西门进入，不远处便能看到一对秀丽的华表矗立在办公楼和庑殿围合的那半敞开的空间中。继续漫步向东，无论从哪条路进入以未名湖为主体的园林空间，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整个的燕园中，未名湖更如烟波浩淼的海洋，在光的作用下，湖面似停泊着万千星辰，发出瞬息万变的光芒，在未名湖畔，东可观湖光塔影；西可看钟亭落霞；南可望湖山林木；北可览层楼幢影，处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于是，有人把燕园的精髓概括为“一塔湖图”。
未名湖，是在原有自然水面的基础上规划整理而成。据知情者说，它的名称是出自钱穆教授的灵感。它能以“未名”而扬名天下，却是因为那些曾在湖边散步、凝神的大师们，是他们自由、深邃而悠远的思想熏陶，让这湖水、这园林生出了一种独特的灵气。有一首诗曾一度在北大流行：
未名湖是个海洋，
诗人都藏在水底，
灵魂们若是一条鱼，
也会从水面跃起。
未名湖北的镜春园，在圆明园被焚时它的卷棚顶也随之不复存在，但其木框架却还傲然挺立，并有一老垂花门，门联上写着“乐天知命，安土敦仁”。多少年过去了，这里仍是林木葱茏，荷塘映绿，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旧园的风貌。
在湖上，人们也会注意到与搁浅石舫基座相邻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翻尾石鱼，它原本是圆明园西洋楼前的遗物，1930年，燕大的毕业生们把它买了回来作为敬献给母校的礼物，从此圆明园中的石鱼便畅游到未名湖中，腾跃于水面，曲尽其美态。
在湖西南的山坡上还有一座玲珑的六角钟亭，亭内悬挂着一口镌有龙、海涛和八卦图案的铜钟，亭外则有古木苍虬与之相依，丛林翠枝与之相拥，它们和谐相伴，又成为燕园中古朴、厚重的一景，而聆听新年的钟声，也已经成为北大人每年岁末辞旧迎新的重头节目。
博雅塔
北大有一著名景点——“一塌糊涂”即为“一塔湖图”谐音，其中的塔指的就是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旁的博雅塔。
博雅塔是使用功能、艺术造型、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的建筑杰作。它在未名湖中的倩影深印在北大莘莘学子的心中。博雅塔位于未名湖东南的小丘上，是仿通州燃灯古塔、取辽代密檐砖塔样式建造的。它原是校园供水水塔，其独具匠心的设计构思，乃燕园构建的神来之笔。
1924年7月，燕京大学为了向全校供水，急需建一座水塔。当时有人提议，在燕园的古典建筑群中应该建一座古塔式的水楼，才能使之与未名湖畔的风景相协调。这个建议在当时颇有争议，因为古塔在中国古代多建于寺庙内，建于学校校园内是否合适还是一个问题。后来燕大校方向当时的社会名流征求意见，得到赞同后才决定建立塔式水楼。时过境迁，在今天看来，当时一个颇有争议的建议，却成就了中国最高学府中永恒的经典。水塔的设计参照了通州的燃灯塔，燃灯塔初建于北周，后几经毁坏，几经重修。因塔内供奉燃灯佛石雕像一尊，故称燃灯塔。“塔级十三，高二百八十尺，围百四尺，中空”。水塔塔级十三，不过比燃灯塔要小，高仅三十七米。中空，有螺旋梯直通塔顶，除基座外全是用钢筋水泥建筑，设计精良。据说当时的建筑施工单位因估工不准造成亏损而倒闭，不得不三易其手。由于当时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建筑都是以捐款人的姓氏命名的，这座水塔主要是由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的叔父（当时居住在美国）捐资兴建的，所以被命名为“博雅塔”。井深164尺，水质清澈，水源丰足，喷水高于地面十余尺，喷水量达每小时16000加仑（合60560升）。
巍峨的博雅塔和它周围的松柏以及波光荡漾的未名湖构成燕园的一大景观。由于建筑位置的巧妙，在北大内外，从梁柱、古树之间，时见它的身影，更增几分秀丽神奇。博雅塔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地站在湖畔，纵观着风云变幻，那紧锁的塔门，就像这位老人紧闭的心扉，包含着人生的悠悠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