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北宋医学家，987—1067）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明代时，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出现了《温热论》等专著。
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到了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致中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逸就要劳，劳就要逸。微者逆之，小的你就可以逆它。甚者从之，你不能逆它，你逆它你就崩溃了就没有了。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了。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就是它的一种最高境界。《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这一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极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第一个代称是歧黄。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经》。因其是黄帝与歧伯讨论医学的专著，便称《黄帝内经》为歧黄之术。自然，歧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
第二个代称叫青囊。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据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据此，后人称中医为青囊。
第三个代称唤杏林。这个名字的起始，也与三国有关。有资料介绍，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他一度在江西庐山隐居。附近百姓闻名求医，但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求轻症被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被治愈者种五棵杏树。数年后，董奉门前杏树成林，一望无际。从此，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第四个代称悬壶。传说河南汝南的费长房在街上看到一卖药老者的竿杆上挂一葫芦，奇怪的是，天黑散街后，老者就跳入那葫芦中。为弄清底细，费长房以酒款待，老者后来约他同入葫芦中，只见玉堂俨丽，甘肴旨酒。费长房即拜老者为师，学修仙之道。数载后，他术精业成，辞师出山，又得壶翁传赠的治病鞭鬼之竹杖，从此悬壶行医。从那时起，医生腰间挂的和诊所前悬的葫芦，便成了中医的标志。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医亦被称为“皇汉医学”。在日本中医被称为“汉方医学”。
鲁迅与沈从文的“误会”
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一封署名丁玲的来信——那是丁玲独自离开北京返湖南之前，处境窘困，写信向鲁迅求援。孙伏园看到信后，对鲁迅说笔迹很像休芸芸（这是沈从文写文章用过的笔名，他笔迹恰与丁玲相似），鲁迅信以真，认为沈从文以女人身份与他开玩笑，因此很生气，并在给他人的信中多次表达对沈的愤懑，后经胡也频的证实鲁迅虽消除了误会，但还有一种隔阂。在沈从文得知鲁迅的误会后，也很生气，以至在鲁迅生前，沈从文不愿同鲁迅见面。但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都没有因此影响各自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沈从文与鲁迅的僵持，更有其思想和“文派”上的歧见，沈属“新月派”，而鲁迅作为左翼作家领头人对“新月派”是持批判态度的，同时从政治、社会等方面也批评“京派”。鲁迅是得理不让人的，沈从文也是如此，横竖我怕谁，因此，沈从文对鲁迅存有成见，从而在文坛彼此保持着距离。
鲁迅“窃书”
1929年10月13日，上海北四路魏盛里书店（内山书店），店员向老板内山完造报告今日店内出现可疑人物。书店常有书籍失窃，一个日本店员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来者是一家人，其中一个男子面容清瘦，穿着寒酸，神态古怪，店员认为：此人极有可能是窃书者。中国通内山完造深知中国哲学——生意人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道理。当即再三叮嘱店员：不可轻举妄动，只需盯紧此人，没有人赃俱获，不可打草惊蛇。不久，疑似“窃书者”再次前来，店员迅速报告，老板内山完造亲自盯梢。令人惊讶的是，此人一次购书多本，并操一口流利日语要店员送书到住处。从购书数量，更重要的是书籍品位上，老板认为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当即上前打探这位穿着寒酸出手阔绰的疑似“窃书者”。来人直言其名：周树人。内山到吸一口冷气：原来是鲁迅先生，久仰久仰，得见尊颜，不甚荣幸。贵人到访敝处，寒舍蓬荜生辉。近代中国思想先驱者鲁迅先生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长达十年之久的交往由此拉开了序幕。由于住处相近，鲁迅多次来内山书店喝茶，有时候偶然路过，也顺便进来看看。由于鲁迅与老板的关系，所以鲁迅一直可以在这里免费看书。但据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回忆，鲁迅一家极是照顾内山书店生意。一年所购书甚多，其中不乏些买回去完全不看的书籍，买书的根本动机是为了照顾朋友的生意！
14．胡同文化
“文章圣手”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绝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贾平凹曾说：“知高邮办汪曾祺文学馆，真是高兴！汪曾祺是个应该建庙立碑的人物。”他怀着深深的敬意在题词中称汪曾祺是“文章圣手”。
四合院
四合院是以正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的传统住宅的统称。在中国民居中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是汉族民居形式的典型。其历史已有三千多年，西周时，形式就已初具规模。山西、陕西、北京、河北的四合院最具代表性。四合院的典型特征是外观规矩，中线对称，而且用法极为灵活，往大了扩展，就是皇宫、王府，往小了缩，就是平民百姓的住宅，辉煌的紫禁城与郊外的普通农民家都是四合院。四合院的大体分布为大门、第一进院、大堂、第二进院、书屋、住宅等，两侧有厢房，各房有走廊，隔扇门相连接。对地表所存民居的了解，必将使民居的文化弘扬并发展下去。
北京四合院，是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围合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北京四合院作为老北京人世代居住的主要建筑形式，驰名中外，世人皆知。
首先，它的历史十分悠久。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建设都城时起，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据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载：“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三百八十四久巷，二十九巷通。”
其次，四合院的构成有它的独特之处。它的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又有游廊连接彼此，起居十分方便；封闭式的住宅使四合院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关起门来自成天地；院内，四面房门都开向院落，一家人和美相亲，其乐融融；宽敞的院落中还可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迭景，居住者尽享大自然的美好。
此外，四合院虽为居住建筑，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四合院的营建极讲究风水，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出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嵌于门簪、门头上的吉辞祥语，附在抱柱上的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佳作，更是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句，或颂山川之美，或铭处世之学，或咏鸿鹄之志，风雅备至，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犹如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院门，是四合院的主要入口，北京人习惯叫它“街门”。在世间一切都急剧变化的今天，已很难以这些街门来判断院主人的等级了。流连于绿树掩映中的街巷，那众多的旧式街门已经成为无声的历史，默默中带给你无边的联想和启迪，就像一位世纪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向你诉说着早年的故事。
在北京那众多的院门中，大致可以分出这样两类，即屋宇式门和随墙式门。前者有门洞，门占一间屋；后者没门洞，只在墙上开门。细说起来，屋宇式大门又分成王府大门、广亮大门、如意门等；随墙门有小门楼、车门等。
咱先说这王府大门。以往对住宅的称谓，《大清会典》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凡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住所，均称为府。”其中，亲王、郡王的住所称王府。至于那些不是凤子龙孙的达官显贵，尽管有封爵，或有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头衔，他们的住所也不能称“府”，只能称“宅”或“第”。在产权上，“府”和“王府”都是皇产，一旦撤掉爵位，就要相应地撤府，以备将来再分他人，“宅第”则一般都是私产。
就王府大门来说，亲王府五间，郡王府三间，都是坐北朝南，门前有门罩（设有门窗和墙的房子），过道高出地面。府门东西各有一间角门，均叫阿司门，供人们出入。清代方睿师的《蕉轩随录》中说：“外官衙署正门左右各有一门，谓之东角门、西角门，下官参谒，均由角门入也。”角门的设置，使大门可以平日关闭，视时视事而开，是为礼仪方面的需要而设的。府门外有石狮、灯柱、拴马桩和辖禾木（古人称行马）等设施。与府门相对的为影壁。如果两座阿司门是东西相对，让人通行的，其中必有一四方大院，因此府门前有石狮一对，故又称此为“狮子院”。凡此格局者，其府门对面则非影壁，而是一排平房，旧为兵丁所住，或回事处等的所在。
王府大门的间数、装饰、色彩等等都是按制度规定而建的。“亲王府为绿色琉璃瓦，每门金钉六十有三，世子府减亲王之二”，贝勒府就是正门三间，启门一了。王府大门屋顶用筒瓦、大脊、设吻兽，垂脊上设仙人走兽，山墙上做排水沟滴，大门漆红色，梁枋施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