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
《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的内容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左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的艺术成就
《左传》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作者不仅记载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政客的宦海升沉、贵族内部的倾轧火并、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辽阔战场千军万马的厮杀格斗、阴暗一隅数人的密谋策划，各种各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动乱、五花八门的变故，无不网罗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还有风俗遗闻、童谣民歌。这些材料通过细心的组织编排，极大地丰富了《左传》的内容。
《左传》广采博取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撰，从现代编年史的标准看，显得芜杂，说明历史科学尚在草创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特点，才更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特点。《左传》的作者善于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取舍与剪裁，全书所载历史前略而后详，后期更详于襄公与昭公，二公在位共63年，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却近于全书的一半。就各国诸侯来说，也各有侧重，晋国最详，所记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晋国之事中又突出重点，详细记载晋文公的霸业兴衰。记载较略之国，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笔墨，如记郑国的文字约15000字，多集中在郑庄公、子产身上。而子产为相执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动体现国家治乱、兴亡，能形象地显示社会各种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则“纤芥无遗”，反之则“丘山是弃”。《左传》有自己的详略标准，它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左传》不满足于《春秋》那种对历史史事做简单陈述的史笔笔法，它要展示那个动荡历史年代的全部过程，要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它摒弃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创造了在生动记叙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形象、心态，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方法。
作者重视对事件的完整把握，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时能给予集中叙述，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记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画有了传记的意味。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肴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酝酿、起因，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致、笔力纵横。
左丘明
左丘明（前556—前451），姓丘名明，一说左丘为复姓。春秋时鲁国石横镇东衡鱼村人。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左丘明晚年双目失明。春秋时有称为瞽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阇之一。相传曾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从内容看，该书应成于战国中期，可能是作者假托左丘明而作。《左传》的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相传《国语》亦出于左氏之手，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
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左丘明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对于那些历史事件是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态度的。他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于他的儒家的观点的东西。他肯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一类的伦理道德，他也从那些伦理道德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利民”和“卫社稷”一类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坏伦理道德的所谓“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左傅》隐公三年）之类的所谓“逆德”，他也批判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败行。
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东道主
东道主亦称“东道主人”，原指东路上的主人，春秋时晋秦合兵围郑，郑文公使烛之武说秦穆公，曰：“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事见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年》。郑国在秦国东面，接待秦国出使东方的使节，故称“东道主”。
后“东道主”因以泛指接待或宴客的主人，或指请客的人。朋友相聚，来了客人，主人常自称为“东道主”，客人说主人“你是东道主”等。现在“东道主”一词用的很广泛，赛事的主办国或者主办城市也称为东道主；举办各种会议，主办方也被称作东道主。
又如：
“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唐李白《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诗
“他每可几曾做那五百钱东道主。”——元无名氏《来生债》第二折
“宁安寨的人们，做为东道主，一面忙着欢送即将出征的子弟兵，还一面忙着接应、招待这些来自各个村庄的乡亲们。”——郭澄清《大刀记》第二十章
“令亲人蔡儶作牧河济，厚相恩赡，以为东道主人。”——《周书·文帝纪上》
“我虽不能做诗，这些诗人竟不厌俗，容我做个东道主人。”——《红楼梦》第三七回
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的史官建制很早，按周代的制度，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位。《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记载了商周君王对臣民发布的各种政令，文辞简练。《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事严谨，语言精炼。
应该说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其代表。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左传》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的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曹刿论战》和《秦晋肴之战》等篇，都写得非常出色。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就是这样。
《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写唐且出使秦国，唐且与秦王谈起“布衣之怒”，秦王轻淡地说，布衣之怒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慷慨陈词：“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说完，拔剑而起，这一番慷慨豪壮的言辞，打掉了秦王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
《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辩士，还擅长运用寓言进行说理、论证，像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成语故事，都出自《战国策》。
《左传》和《战国策》对后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曾经大量采用这两书的材料，并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代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章，其雄辩风格得之于这两书也很多。历代史书的编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记叙问，在语言和表现方法上，也都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诸子文章的风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论语》风格是语言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其中许多形象化的语言，往往包含着深远的社会和道德含义。例如，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这既是对松柏的礼赞，又是对一种坚强人格的称颂，形象与哲理交融在一起。
《墨子》一书，语言质朴，但有很强的逻辑性，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又经常从具体问题的争论中作出概括性的总结。例如，《非攻》篇中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人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以下又从盗窃别人鸡狗说到侵略他人国家，指出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亏人自利”的不义之举。这样的由小及大，层层推进，既是演说，又是比喻，论证明白而严谨。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端锋芒显露。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述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所问“齐桓晋文之事”避而不言，却引齐王谈论王道。在对话中，孟子经常连连发问，步步紧逼。他的雄辩锋芒，有时竟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文章还善用比喻。他在谈及不能和不为的区别时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所用的比喻常常是多样的，有时整段用，有时全篇用。就像“鱼，我所欲也”，就是层层深入，运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论主旨。
在先秦思想中，庄子的思想具有一种虚无主义色彩。在先秦散文中，《庄子》是最具风格的。大量的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思想论点，这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庄子》想象神奇，在古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庄子》寓言丰富，并且很多出自作者自创。这些寓言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斓的色彩。像写河伯看到“秋水将至，百川灌河”的景象，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当他来到北海，看到大海的浩瀚无际，这才感到天外有天，自己的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接着通过与河伯的对话，又道出宇宙之大，大海在其中也是渺小的等的道理，既是寓言，又有壮阔的景物描写，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写诸侯间的战争时说：有两个国家，一个建在蜗牛的左角，一个建在蜗牛的右角，“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可返”。像这样的奇幻的想象，在《庄子》中还很多。
《韩非子》的文章注重论述，论事证理切中要害而又精辟深刻。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的分析力最强。有一篇写亡国的理由，竟写了47条之多。他的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寓言故事和历史知识，我们今天还在运用的成语，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都出自《韩非子》。
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五霸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社会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一百四十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
一般认为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齐桓公是公元前685年即位的。他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由于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他的威信由此大增。公元前651年，他大会诸侯于葵臣（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