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不久，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吕荣寰，由时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推荐，在亚洲司日本科任日语翻译。溥仪充当傀儡执政的第五天，吕荣寰在日记上写道：“我的祖国终于独立了，我为自己能够成为满洲国的公民而感到无比荣幸和骄傲。”两天后，吕荣寰外出忘记锁卧室的门，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有事去找吕荣寰，无意中在他的枕头下发现这篇日记，密报汪精卫而使吕荣寰锒铛入狱，蒋介石和汪精卫以叛国罪判处他的死刑的前一天深夜，他用藏在身上的一只八克重的金戒指买通看守他的役卒张志成逃跑了。以后，他当了满洲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当溥仪任命他为驻南京政府大使时，他坦率地向溥仪述说了这段历史，恳求溥仪另选派人去南京。溥仪说：“正因为你忠于满洲国，也正因为你与汪先生有这个矛盾，朕才派你肩负此要任，明白吗？”一年多来，他每月向溥仪和外交大臣李绍庚写报告，及时将汪精卫在各种场合说到南京政府与满洲国关系的言论禀告溥仪和李绍庚，但他只在去年一月十五日递交国书时单独与汪精卫见过一次面，双方只是礼节性地说了几句外交应酬话。现在，汪精卫突然要吕荣寰与他坐在一起，自然感到尴尬。
“阁下出任驻华大使一年多时间了，我因为忙没能与阁下交谈，敬希原谅。”汪精卫很不自然地一笑，“至于当年那件不愉快的事，是历史造成的；何况当时蒋先生居第一位，我居第二位，一切由他说了算。当然，今天我们之间能够亲密地交谈，也是历史造成的。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多情的。你说是吗？大使阁下。”
“我能理解。”吕荣寰的脸色由紫转白，又由白转红，谅解地点点头。他接着说：“汪委员长阁下的话殊属高见！历史，的确是个多面孔的奇异怪物，它能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得复杂又疏远，又能够把这种关系弄得简单又亲近。”
“大使阁下说得对。”汪精卫微笑着，“一年多来，阁下为增进中满友谊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次我拜会康德皇帝陛下时，我将会把阁下在南京卓有成效的工作情况告诉他。”
“谢谢。”吕荣寰化淤积为畅通了，“如果说我在华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由于委员长阁下给予我工作上的种种方便。我每次回国述职，皇上都单独接见我，我每次都将阁下如何支持我开展工作的情况向他禀告，他感到很满意。”
“谢谢。”汪精卫说，“我是第一次出访贵国，人地生疏，应注意的地方，甚望阁下多多提醒。”
“我一定竭尽绵薄之力，促使委员长阁下这次出访圆满成功。”吕荣寰诚挚地表示。
汪精卫的目的达到了，高兴地说：“阁下不愧为中满友谊的杰出使者。”
七日上午十点，汪精卫换上了青色呢料燕尾服，偕同褚民谊在大连下榻处接见满洲国外交部外务次官兼亚洲司司长王仕之、南京政府驻满洲国大使廉隅。他们是随溥仪派来的专门列车来大连迎接汪精卫一行的。王仕之，又名达人，长春人，四十出头年纪，曾在汪精卫主持的外交部任过俄语翻译。廉隅又名励清，杭州人，年近花甲，曾任北洋政府浙江、直隶两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抗战后投敌，任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长。维新政府与汪精卫集团合并后，曾任外交部特别高级顾问。
双方几句寒暄之后，汪精卫转弯抹角地说：“请问次官阁下和大使阁下，新京的气候怎么样？”
“天气晴朗，气候很好。”王仕之不假思索地说。
“既问气候，也问气氛。”褚民谊知道汪精卫的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把脸偏向坐在右边的廉隅，低声提醒一句。
“新京的气氛也十分热烈。”廉隅恍然一笑，“到处张灯结彩和悬挂着中满两国国旗；在几条主要街道上空，悬挂着欢迎汪委员长的大横幅，在皇宫和车站大门口，以及繁华区的高层建筑物上，挂着汪委员长阁下和康德皇帝陛下的巨幅画像，显得非常隆重！”
“康德皇帝陛下以最高的规格迎接汪主席阁下光临新京。”王仕之说。“谢谢康德皇帝陛下。”汪精卫喜在眉头笑在心，“这是满洲帝国对中华民国全体国民友好的象征。”五月塞外的风是清凉的，阳光照耀下的长春上空，漠然展露出一种类似睥睨的笼罩。
下午五点三十分，汪精卫一行抵达长春车站。汪精卫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悬挂在车站出口处的红底黄字大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中华民国元首汪精卫主席光临新京。”他用欣喜和敬佩的眼光，凭着平日看过溥仪照片的印象，在迎接他的满洲国大员中寻觅溥仪。可是，他失望了。迎接他的只有张景惠、李绍庚、财政大臣兼宫内府大臣熙洽和尚书府大臣袁金铠，以及梅津美治郎等人。
当时，日本即使派一个亲王或大臣来长春，溥仪都亲自赴机场或车站迎接。然而，作为所谓友好邻邦的元首汪精卫驾到，他却只派张景惠为代表出迎，纵然不是对汪精卫仍怀有杀父之仇，也是摆架子，奴才看不起奴才。
汪精卫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极为不满，但又不好发作，好比急需出恭，而又一时找不得厕所那样憋得难受。他与梅津握手时，在心里责骂重光葵阳奉阴违，没有打电话向梅津打招呼，旋即想到重光葵的办事认真，于是又埋怨梅津不重视他这次出访，没有说服溥仪来车站迎接他。
“我还是参加《何梅协定》签字仪式时，在南京见过司令阁下，一晃七年不见，你发福了，几乎认不出你来了！”汪精卫的话不阴不阳，表情热中带冷。“是吗？”梅津琢磨他这句话的分量和本意，窘了片刻，回敬说：“那是因为昔日的行政院长成了今天的国家元首，地位高了，眼珠子大了。”“哪里，哪里！”汪精卫苦笑一声，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自作自受。
其实，重光葵及时与梅津通了电话，梅津也对溥仪做过说服工作。开始，溥仪满口答应到车站迎接汪精卫。可是，一个小时前，溥仪却装病躺在床上。“天子不差病人”，梅津也不好勉强。现在，梅津见汪精卫话里带刺，很不高兴，也不做任何说明，反正你汪精卫奈何不了他。汪精卫又狠狠瞪了廉隅和吕荣寰一眼，责怪他们没有真正起到大使的作用。
在车站前的地坪里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张景惠致欢迎词之后，汪精卫致答词时，因心烦意乱，拿着讲稿照本宣科：“我能够在新京车站受到康德皇帝陛下亲排銮驾迎接，而感到荣幸和欣慰。”他的话一出口，从中外记者群中传来声音虽小，但却听得很清楚的嘲笑声，才感到驴唇不对马嘴。他的脸羞得通红，连耳朵和脖子都泛起了红晕，狼狈地干咳两声，慌忙改为：“我在新京车站虽然未能受到康德皇帝陛下亲排銮驾迎接，但受到张景惠总理阁下代表陛下的迎接，同样感到荣幸和欣慰。”
当天晚上七点三十分，日本同盟通讯社驻长春记者原健行太郎写了篇题为《汪氏神思恍惚在新京》的短通讯发回通讯社总部。这篇八百字的通讯如实描绘了汪精卫在欢迎仪上的狼狈相。通讯说：
作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国家元首访问满洲帝国，康德皇帝未能亲自到新京车站迎接，实出汪氏之意外。他深感有失尊严，因而情绪低落，心乱如麻，神思恍惚，在致答词时只看讲稿不看人，竟把张景惠总理大臣视为康德皇帝而大闹笑话。
汪精卫的确心乱如麻，一住进迎宾馆，就掩门闭户往床上一倒。迎宾馆环境幽美，悄无声息。本来，经过几个小时的列车颠簸之后有了宁静，就像在沙漠中见到一片绿洲那样心旷神怡，而汪精卫置身在一片阒寂里，却觉得四下全是飞沙走石。他感到很疲倦，但脑子怎么也得不到休息，只想再做点什么，又无心去做。他总希望自己无愧于生活，而生活总是有愧于自己，觉得他的思想有如一团乱麻，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他有许多话想说，但对谁说呢？他不自主地一个鱼跃从床上蹦了起来，急步来到套间的会客室拿起电话筒，拨了褚民谊住房的电话。“重行兄吗？请你和石泉、默安、隆庠、君慧和影佐先生来我这里一下。”汪精卫放下话筒，像一滩稀泥似的瘫在皮沙发上。
等被他约请的六个人来到会客室，他气急败坏地说：“我为什么要到新京来？如果说是神使鬼差，又似乎感到对不起东条首相，因为这是他的意见。当然，他是从日满华三国携手前进，共同肩负起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远大目标着想的，他的意见完全正确。”他怨声怨气，“现在，我只责备自己缺乏自知之明，没有认真思考我在康德皇帝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将心比心，他想到我与他历史上的水火不相容，能够尊重我吗？唉！早知如此，我会坦率地向东条首相，乃至天皇陛下说明原因，让陈公博先生来，或者让周佛海先生来就好了！”他怪笑一声，“我受冷落无所谓，可以用忍辱负重来安慰自己。可是，诸位与我一起受冷落，实在叫我于心不安呢！”
随行者都不满，汪精卫的话是火上加油。
“小小的一个满洲国，有什么了不起！”林柏生鄙夷地冷笑着，“一个小小国家的皇帝，摆什么臭架子，”他说，“我已向随行的几个记者打了招呼，暂时不向南京发消息。”
“我们还都南京一周年时，康德皇帝给委座的贺电中有这样一句话：‘伟大邻邦中国在伟大的政治家汪主席阁下的英明领导下，日益走向国泰民安，实在令人钦佩。’又是‘伟大’，又是‘英明’，又是‘钦佩’，可是，现实的情况怎样呢？”褚民谊骂道，“两面三刀！”
“一月初，我们与满洲国签订的经济互助协议第二条第三款，不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二万吨上等大米和一万匹军用黄线布吗？”杨揆一气愤地说，“我们还只给了他们一万吨大米和五千匹布，余下的可以不给了！至于他们向我们提供的人参和貂皮，可有可无，我们不稀罕！”
“我们这些人受冷落是小事，委座受冷落非同小可，而是冷落了中华民国！”周隆庠说。“也是冷落了我国四万万同胞！”陈君慧补充一句。汪精卫愉快极了，借别人的嘴骂人，既不失身份，又发泄了自己内心的不满，够聪明的，也够诡秘的。
影佐也不满，但他从促进日本与两个傀儡政权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着想，正经地说：“说实在话，我对康德皇帝没有去车站迎接汪主席，是很有意见的。我不能胡乱猜测，硬说他这样做是对汪主席怀有余恨，但至少可以说是不礼貌的，是不友好的。”他扫了大家一眼，“汪主席阁下能够以忍辱负重来认识这个问题，不愧为伟大政治家的胸怀！主席阁下能忍辱负重，我们还不能吗？”他见大家默不作声，都是一副反省的表情，接着说：“梅津司令官约我明天下午三点去关东军司令部做客，到时我会坦率地向他提出来，请他转告康德皇帝，要康德皇帝在汪主席今后的三天访问中，给予应有的尊重，以实际行动弥补今天下午的不足。”
汪精卫反而不好意思了，难堪地笑着说：“我这个人历来说话直来直去，尤其是在真挚朋友面前。如果在座诸位有谁是不了解我的朋友，我刚才绝不会说那些气头上的话。”他把真实思想隐藏在心底，“但我说了就没事了！刚才我用了忍辱负重这个词，仔细一想用得不准确，康德皇帝并没有侮辱我呀！他不出面迎接我，由张总理大臣代表他迎接不是一样以礼待我吗！”他搭梯下台，“明天下午，影佐先生阁下见到梅津司令官，不必向他提及这件事了。”
然而，晚上八点五十分，这件事却由东条通过电话向梅津提出来了。“是梅津君吗？刚才我读了同盟通讯社总部送给外务省再由外务省送给我的一篇通讯，题目叫做《汪氏神思恍惚在新京》，很不满意。”在东条的心灵天平上，汪精卫的分量重于溥仪，这并不是两人各方面的素质有高低，而是各人统辖的地域有大有小，资源有丰富和不丰富之分，日本通过这两个人获得的利益有多有少。东条冲着话筒说：“这篇通讯是同盟社记者原健写的，康德皇帝没有去车站迎接汪主席的事实你很清楚，通讯的内容我不必说了。请问梅津君，你为什么不让康德皇帝去车站迎接汪先生，致使他在致答词时出差错，搞得他很难堪？”
梅津握着话筒听着，惶然不安，赶忙解释说：“禀告首相阁下！康德皇帝原来满口答应去车站迎接汪主席，临到汪主席抵达新京车站前一个小时，他突然病了。”
“什么病？是真病还是假病？是重病还是轻病？”东条的话冷如冰，“如果梅津君想到康德皇帝与汪主席那段不共戴天之仇的历史，只要不是病得起不了床，你就应该动员他去车站，以表示他们之间已真正化敌为友！”
“我有责任，愿意接受首相阁下对我的处分。”梅津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抖。
“你答复我，他是害什么病？是真病还是假病？”东条仍在生气。
“禀告首相阁下，是真病，是重感冒，发高烧，起不了床。”梅津只在电话里听溥仪说身体不适，就胡编一通。
“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去车站，你向汪先生说明没有？”东条问。
梅津想到东条可能直接打电话给汪精卫，只好照实说：“一时疏忽，没有向他说明，这是我的错。我除了接受首相阁下的处分之外，一定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做好康德皇帝的思想工作，促使汪主席这次访问圆满成功。”
“应该亡羊补牢。”东条说，“为了使汪先生这次访问顺利进行，我决定派外务相东乡茂德君以我的特使身份去满洲国，他明天上午十一点左右飞抵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