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了五口通商，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1858-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开放了一批包括天津在内的对外通商口岸。这样，资本主义势力就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伸展到中国内陆地区，从南方扩大到北方，中国南北大门和内地市场被彻底打开了。
天津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上海的外国商人纷纷来天津从事商务贸易活动，揭开了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历史。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兴起后发展比较快：1861年天津进出口贸易净值（包括洋、土货进口净值及土货出口净值）为5475644津行化两，到1866年升为19271419津行化两，几年间增长2.5倍。不过当时天津进出口贸易主要是进口贸易，1861年为5014071津行化两，1866年升到16583457津行化两，增长2倍多，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绝对多数。出口贸易很少，1861年出口货值为461573津行化两，1866年升到2637962津行化两，增长4.8倍。可见增长速度出口比进口要快得多，但货值却少得多，二者之比是6：1，说明当时天津外贸是西方列强倾销商品的途径。1866年后天津外贸出现回落，增长速度受挫，1867年天津进出口贸易净值14720094津行化两，只及1866年76.38%；1873年17203553津行化两，是1866年的99.89%，八年间仅接近并未超过1866年水平。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当时天津口岸腹地经济尚未开发，完全处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状态中，商品经济也刚萌芽，既不能为外来商品提供理想销售市场，更不能为天津口岸出口提供更多货源；二，天津外贸刚起步，贸易环境和条件都很差，进出口贸易多在上海进行，直接对外贸易很少；三，当时天津口岸内外交通运输很不发达，虽有河海十分方便的水运交通，但很少有直航天津的行海轮船，运往欧洲国家货物要中转多次，当时蒙古羊毛运到英国比在天津价格高出66%。天津口岸与腹地间交通运输除海河水系可航行木船外，并无陆上现代化交通运输，不仅难以满足进出口货物运输需要，而且运费成本很高，挫伤了贸易商家积极性；四，1866年后中国北方发生的多次灾荒，物产歉收、市场凄凉、社会动荡。诸多原因使天津外贸在1866年后开始回落了。
但是，天津毕竟是中国北方最佳的对外贸易通商口岸：有物产丰富的三北（华北、西北、东北）腹地，有内连腹地外通海洋的河海交通网络，是中国北方物资贸易交汇中心；是中国首都北京的屏障，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意义；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世界贸易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天津最终又为西方殖民主义者重新加以重视，西方商人也意识到在天津组织直接贸易要比购买银行汇票兑回本国获利更丰。这样撤回上海的外国商人1875年后又纷纷返回天津，重建或扩建在天津的贸易机构，外商洋行、银行、公司、企业和航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洋行由1867年17家发展到1890年47家，银行在1900年发展到5家。洋行和银行的建立与发展大大推动着天津外贸发展：1875年天津进出口贸易净值为17058711海关两，到1885年升到26242763海关两，1895年再升到50175806海关两，1899年竟达到77604562海关两。1899年与1875年相比增长3.54倍，成为天津开埠以来外贸发展在兴起时期的最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