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外贸在中国北方各通商口岸中，无论是1900年前三口通商时期，还是1900年后的华北六口对外通商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在近代中国外贸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是各国对华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华北首屈一指的外贸通商大港
1900年前中国北方沿海对外通商口岸是天津、烟台、牛庄，史称北方三口通商时期。三口中天津条件最佳，被列强视为对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区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的基地。天津开埠后外贸发展很快，在三口中无论是进口、出口还是进出口以及税收等方面都跃居首位。土货出口值历年为三口的85%左右，洋货进口值亦超过三口半数，进出口货值约为三口的70%-80%，少则过半；税收约占三口的40%-45%。
1900年后中国北方沿海陆续开辟了多处对外通商口岸，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大连、秦皇岛、青岛、龙口（1915年才有对外贸易统计）、威海（1930年才有对外贸易统计）等。大连和青岛在开埠之初并不显眼，贸易量也不大，长大铁路通车后大连便迅速发展成东北地区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使东北南部地区原从天津口岸转出入的货物急剧减少；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通车，山东大部、河南一部的进出口货物多转到青岛口岸出入。这样，1900年后天津外贸在北方各通商口岸中地位和比重就远不像三口通商时期那么显著，但在华北各港外贸中无论是兴起时期或是发展时期还是衰退时期，其进口、出口或进出口以及税收等方面都遥遥领先，其比重不过半数亦近半数有时达2/3，表明天津始终是华北第一外贸大港。
（二）在近代中国外贸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
1900年前天津在中国外贸中地位和比重是微不足道的，进口、出口或进出口贸易值及税收和船只吨位量等方面，在当时中国沿江沿海对外通商大港中常居末尾。
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后中国对外贸易通商口岸有了很大变化：1900年前曾在中国外贸中有过一定地位和影响的通商口岸，如宁波、厦门、福州、汕头、牛庄、烟台，在1900年后便日渐失去了往日显著地位。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近代中国几大对外通商口岸是上海、大连、广州、天津、汉口、青岛、九龙，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都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大连在1931-1945年间成了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对外通商口岸。
1900年后天津外贸在全国几大对外通商口岸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是：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1902年是4.55%，居上海、广州、九龙之后的第四位；1931年为8.40%居第三位；1940年升到20.17%，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1946年降为4.79%，亦居第二位（不计大连）；1947-1948年则退居上海、广州、九龙之后居第四位。
综观近代中国几大对外通商口岸：五口通商前，广州是中国对外通商最重要口岸位居全国第一，五口通商后其地位和重要性很快为上海替代。广州自19世纪50年代被上海替代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前几年，一直是中国第二大对外通商口岸，其时约达70-80年之久，1917年进出口贸易值才为大连取代，1918年又为天津超过，之后天津常居全国外贸的第三、四位。
上述不难看出，天津在中国外贸中地位，1900年前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后日趋显著，直至位居全国第二，表明近代天津外贸在中国外贸中有过举足轻重地位，是近代中国外贸通商大港之一。
（三）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埠，华北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市场，所以各国同天津贸易在其对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比重。据统计，下列国家同天津贸易在其对华贸易中所占比重，出口：加拿大1919年为12.91%，1927年是35.61%；法国1919年为17.59%；日本1927年达25.25%，1931年是15.93%；德国1931年是10.34%；希腊1931年为26.38%；阿根廷1931年是25.63%；丹麦1931年是18.86%；荷兰1931年为17.90%；西班牙1931年是31.77%。进口：加拿大1931年是25.33%；英国1927年为25.53%，1931年是23.15%；德国1927年是15.97%，1931年为12.58%；日本1919年是11%，1927年为12.75%，1931年是13.58%；美国1927年为25.53%，1931年达23.05%；新西兰1931年为65.44%；古巴1931年是62.50%；西班牙1931年为30.90%；瑞士1931年为25.24%；澳大利亚1931年为27.16%。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天津在各国对华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