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起，被迫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致使外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中国命运。与外贸紧密相关的如海关、关税及征税、港口引水与航政、货币汇兑、航业、商检和保险等均为外国人执掌或控制。外国人在华享有各种特权，把持外贸经营权，控制进出口贸易各主要环节，使近代中国及天津外贸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色彩。这种贸易性质的色彩突出表现是：外贸发展变化同外国侵略者的侵华掠夺紧密相关，进出口商品均以外国人的利益为转移，外贸一开始就处于入超状态并呈上升势头，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交换是不等价的。
这一时期天津外贸发展虽有猛升突降现象，但基本上是处在微升略降缓慢渐进的发展状态中。这种状态的出现，虽有国内外多方面因素，但外国侵略者对华侵略掠夺则是最重要原因。开埠初期的1861~1866年贸易货值，年均以81.04%增长速度发展，主要原因是外国侵略者在刚刚打开地处中国北方最佳位置的天津口岸后拼命向天津输入大量鸦片和棉纺织品。1867年天津外贸出现猛跌后，直到1879年才略过1866年发展水平，原因之一是外国侵略者鉴于当时种种因素的限制，认为在天津从事贸易活动不如集中在上海进行更为有利，就将在津刚设立的贸易机构和派遣的人员大多撤回上海。1870年天津外贸突降的最根本原因是当年天津发生了教案，中外关系一度紧张。1880年后天津外贸开始较快发展，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融资的新式银行在津出现，贸易所需资金便于解决。1888年铁路交通在北方出现，使天津口岸同腹地交通有了较大改观。但铁路修筑却是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出卖路权的结果。可见促进外贸发展的重要因素亦同外国侵略者侵华相关。1894年后天津外贸飞速增长，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侵华步伐，掀起了瓜分中国浪潮，在华北、平、津地区进行经济渗透和掠夺进一步加深的结果。
这一时期天津进口大宗商品主要是鸦片，其次是纺织品。最初鸦片进口年为3000-4000担，有的年（1874年）高达5331担，更高的年是1866年为9162.85担，比重约在1/3，如1863年占了当年进口货值的36.42%。鸦片之所以成为当时外国侵略者（即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华倾销的大宗商品：一是当时除了纺织品倾销中国尚可获利外没有再比鸦片输入中国更能获利的商品了；二是鸦片输入中国可毒害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使之永远受其奴役。从19世纪70年代起，鸦片输入天津才未呈上升之势，20世纪初（1910年）鸦片输入天津才基本停止，海关册上才没有鸦片进口统计。鸦片进口减少直至消失：一是中国能够生产鸦片；二是政府禁民吸烟；三是鸦片贸易有损英国形象。鸦片输入减少，纺织品进口猛增，鸦片进口的大宗商品地位渐为纺织品所取代。1863年纺织品进口只占当年天津进口货值16.24%，1871年取代鸦片进口成为第一大宗进口商品地位后，1873年占进口总值的65.1%，1892年达70%左右。
进口商品还有糖、铁路器材和军火，也是这一时期一度占有重要比重的进口商品。1898年上述三种商品进口所占比重分别达到19.36%、25.64%、5.02%。铁路器材进口是外国侵略者出于对中国北方经济侵略掠夺需要，军火进口是为控制中国政局。
出口商品同进口商品一样亦以外国侵略者需要进行。下列商品是这一时期天津出口的大宗商品：豆类、猪鬃、皮张、兽毛、杏仁、枣类、鹿茸、药材等，皆为外国侵略者急需产品。
综观这一时期天津进出口商品：鸦片进口既不利中国经济发展，还使大量中国白银外流，其危害程度大大超出经济范畴，危及中华民族生存；机制纺织的品输入扼杀了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和发展；军火进口加剧了中国军阀混战，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这些无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商品进口，还需中国输出大量农、副、土、特产品以抵消货款。可见，这一时期天津进出口商品无一不以外国侵略者的利益而定。
这一时期外国工业品（机制品）和中国农产品交换是不等价的，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侵略掠夺的一种手段。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说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产品交换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先进、劳动生产率高、生产力水平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高得多，生产商品消耗的实际劳动量比国际社会生产付出的平均劳动量要少得多，但它却以高出国际社会生产付出的平均劳动量市场价格向中国出售产品；从中国“收购”产品时却又以低于国际平均劳动量市场价格，甚至还低于中国市场价格；它们还通过对国际市场部分垄断或控制，利用“援助”形式，在国际市场上的贱买贵卖等手段同中国进行贸易。所以工业国和农业国、资本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产品交换是不等价的，仅就产品生产各所付出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就不平等。不平等差距一般要达数倍甚至数十倍。这种情况不仅在19世纪比较严重，就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也是严重的：如中国进口的汽油价格1944年就比1925年上涨了1480倍，而中国出口的桐油价格同期只上涨了360倍；中国进口的人造丝价格1944年就比1925年上涨了626倍，而中国出口的生丝同期只上涨了129倍。20世纪的国际社会比19世纪进步了许多，二者间的商品上涨价格如此悬殊，可想19世纪二者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异将是何等惊人，然而它还冠以“平等”贸易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近代天津外贸一开始就处于入超状态，1861~1899年间进口洋货值为624445931两，1865~1899年间进口洋货净值是518506566两，1865~1899年间进口土货净值为350503412两，1861~1899年间出口土货值是147469090两（1874年起为海关两，之前是津行化两，1.05津行化两等于1海关两）。这些数据说明：无论是洋货进口货值还是洋货进口净值或是土货进口净值都大大超过了土货出口货值，超过的倍数分别为3.23倍、2.51倍、1.37倍。其中洋、土货进口净值是从1865年起算的。这种进口超过出口倍数，则是贸易入超倍数。天津外贸的第一年就出现了入超。是年（1861年）洋货进口值是5014071两（津行化两），土货出口值是461573两（津行化两），入超为9.86倍，之后入超就始终存在于外贸之中。1866年入超是5.16倍，1874年达14.44倍，1879年为10.3倍，1889年是4.64倍，1899年为3倍。这一时期的前阶段入超倍数呈上升势头，后阶段呈下降趋势，但入超绝对值却猛增：1874年入超倍数14.44倍，入超值是1653791海关两；1879年入超倍数降为10.3倍，入超值却升到20404978海关两；1899年入超倍数3倍，入超值竟升到46202948海关两。1899年与1874年比较入超倍数降了3.8倍，入超值却上升了26.93倍。以洋货进口净值同土货出口值比较，入超也是大的，1870年入超15.26倍，入超值是11201599两（津行化两）；1899年入超倍数减了9倍，入超值却增长了1.9倍多，入超值达32578981海关两。如果洋、土货进口净值加在一起与土货出口值相比，入超倍数和入超值的悬殊将更大。虽然土货出口值增长比洋货进口值增长速度要快许多：1899年与1880年相比洋货进口值只增长2.86倍，土货出口值却增长了5.13倍，但洋货进口值却大大高于土货出口值。
综观这一时期天津外贸起伏升降原因、商品进出口种类、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不等价交换、贸易入超与入超绝对值猛增等情况，不难看出近代天津外贸一开始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