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自《春秋》之后，唯司马迁作史可称为“良史”。他认为班固而后断代为史，已失“会通”之道。《文献通考》全书内容，上起先秦时代，下至南宋中期，所载宋代史料为多。他在《自序》中说：《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制度”；杜佑的《通典》仅止于天宣，于是他仿效《通典》成规，编成《文献通考》。其编撰原则是：“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议，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继郑樵之后，他进一步开拓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叙事之“文”，还是论事之“献”，去取之间，都经过严格考订，这种编撰思想受到后代史家的肯定。
马端临把古代社会分为“有公天下心”和“无公天下心”的两个时代，以秦汉为分界线，这一点未能突破宋儒美化三代的政治通病。但他反对五行灾异说。在《文献通考》中，他批评历代的《五行志》“言妖而不言祥”是“不达理”。他诘质道：难道五行之气独能为妖孽而不能为祯祥吗？他把自然界中的反常现象如水火之灾、木石之异等，合而称之为“物异”，作《物异考》。他指摘古今言灾异者“必曰某事召某灾”太牵强附会。他也反对褒贬说，否认《春秋》含有什么微言大义。
《大明律》
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有两部法律影响最大。一部是唐代的《唐律》；另一部是明朝的《大明律》。《大明律》是一部比唐律更加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自称“淮右布衣”、“起自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对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设非常重视。朱元璋从元末战乱中走过来，除了总结、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他还亲眼看到两个活生生的事实：一个是元朝末年政治昏暗，“纪纲不立，主朱元璋像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致使天下大乱；另一个是与他争夺天下的军阀们，有的富庶，有的兵强，但因“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而成为历史的过客。两相对比，不能不使他深刻认识到立法定制的必要。明初，国家百废待举，政治形势复杂。朱元璋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必须做好立法工作，使治国有法可依。丧乱之后，法律松弛，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是封建帝王中“儒法并重的一个典范”。他从一开始就深受礼法思想影响，既重视“教化”，也重视法治，抓紧立法工作。他说：自古生民之众，必立君长去统治他们。不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纷纭吞噬，乱无宁日。”统治万民，一要设置百官，以分理政务；二要编制法律，以便百官依法办事。
洪武六年（1373）冬，朱元璋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于次年二月成书，共分十二篇，六百六十条。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评议厘正十有三条。此后又经过数次修改，不断增损，至洪武三十年（1397），才最后完成大明律的编撰工作，颁行全国。同年，又制定《律诰》、《真犯杂犯死罪条例》和《赎罪条例》。相继出台《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总计二百三十六条，使之与《大明律》相配套。
《大明律》共分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分为七篇：名例律（总则）、吏律（多属于行政法规范）、户律（多为民事法律）、礼律（关于祭祀和仪制方面的法律）、兵律（涉及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等的法律）、刑律（核心部分）、工律（关于营造与河防方面的法律）等。《大明律》对笞、杖、徒、流、死（绞、斩）五刑刑罚体系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内容覆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它是明代国家的根本大法，对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集中体现了明太祖的法制思想。
《大明律》的显著特点，一是加重了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惩罚，以维护封建统治。《大明律》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结，以维护极端的君主集权制度；严惩侵犯地主阶级财产的行为，保护极端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大明律》整顿吏治的重点在于惩治贪官污吏，缓和社会矛盾。三是加强了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制订了许多有关经济方面的立法，如钱法、税法、盐法、茶法等。
一、以“安民”利“绳顽”为立法宗旨
朱元璋的封建法律思想综合起来。就是“安民”、“绳顽”，“善者旌之，恶者绳之，善恶有所劝惩，治道由斯而兴”。“安民”与“绳顽”，是立法的出发点，也是法律的根本问题，即保护谁、打击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安民”必须“绳顽”；“绳顽”是为了“安民”。朱元璋当权以后，一方面，实行“与民休养生息”之基本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坚决打击不法豪强地主。这个立法思想，也是《大明律》的指导剧想。
朱元璋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能比较贴近社会，贴近下层，体察民情，顺应民心。《大明律》是明初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渗透了他的“民本”思想。从立法的指导思想看，朱元璋“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扶持贫弱，抑制豪强。从立法的具体条款和量刑轻重看，明朝统治者所制定的法令，专门针对百姓犯法的条目很少，而且“多有宽宥”；绝大部分都是针对不法豪强、不法勋臣、奸党和贪官污吏的，而且多用严刑峻法。像《太诰》这样严惩不法官吏，在明代以前的法律中是很难找到的。
法律体系虽具有完整性，但“法因时变”随时增损、修改，也很重要。朱元璋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制定相应的法令，使之与《大明律》和《大诰》等律例相互补充，相互配套。在司法方面，朱元璋也有创新，成立了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别受刑名、专纠察、主驳正，各司其职，互相独立，互相牵制。明代立法之完备，司法系统之有特色，都是以往少见的。
大军帖二、惩治与教化并举
重治贪官污吏，是《大明律》中的封建法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朱元璋说他自己“至于刑法，尤所关心。”他执法严明，不敢以私，驸马触犯茶禁即命赐死。对于选用干部的标准与执法的重要性，他说：“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故受害。”唯有推至公之心，扩至明之见，才能做到讼平理直，枉者得申，系者得释。如果“存心不公，亡公利私，狱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大诰》以惩治贪官污吏和不法豪强为重点，前三编“所列凌迟、枭示、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像《大明律》这样规定重治贪官污吏，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中是鲜有的。
《大明律》比《唐律》简赅。起草之初，朱元璋针对当时百姓缺少文化的情况指出：“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只有删繁就简，使人人易知，法律才能真正起到安民绳顽的作用。《大诰》颁行后。朱元璋以行政命令推行讲读运动，使《大诰》三编的普及教育，渗透到各个角落，各个领域。颁之学校，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乡里则由塾师进行讲授，每逢乡村节日、民众集会，都有专人讲解《大诰》。
三、“礼”为治国之本
《大明律》以“礼”为基调，这也是封建法律的主要思想之一。礼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强调守礼制、明等级，安分守己。真正的礼治社会，也应是法制社会，法律健全，依法办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在封建时代，这些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当时强调礼法，自然含有捆住百姓手脚的意思，以防止他们“犯上作乱”。明朝统治者大肆鼓吹“礼治”，也不外乎如此。
四、“治新国用轻典”
明立朝前有人向朱元璋进言说：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难以为治。朱元璋说：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救人，不以害人。如果用药错误，必会害人。法本以保护人，不是杀人，用之太过，必然伤物。百姓自战乱以来，起初是家离子散，如今归附我朝，正当予以安抚。其间有一时误犯的，不可尽是用法。
当然“治新国用轻典”，并不等于没有重典。事实上，就在洪武初年多用轻典的时候，已同时存在着重刑现象。其中，有的是不得不重；有的是未加详审；有的是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尤其是在高层决策集团矛盾激化以后，更多的是使用重典。朱元璋也毫不掩饰自己用重刑，而且在使用重刑的时候，他一再说明自己采用重刑的原因，以及如何根据形势变化正确使用刑罚。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后，随着高层内部斗争暂告一段落，重惩贪官污吏取得一些成果。明太祖的法制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朱元璋认为：国家安定，人心已服，奸雄已经因害怕而顺从，奸民已被惩治，贪宫污吏已经减少，刑用重典的时候可以结束。从此开始，刑罚由重而渐轻。洪武中期，刑罚由轻而重，复由重而轻，皆因时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