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在众多叔叔当中，莫言的父亲排行老大。父亲名叫管贻範，上过4年私塾，在农村算是文化人，所以解放后在村里担任各种工作，记账、扫盲。从1947年到1982年，父亲做了大半辈子的会计，账目上一点问题都没出，也没污过一分钱。父亲有个入党的梦想，对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干部赞不绝口，但是凭借家庭成分，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唯有谨小慎微，事事积极，不落人后。这一方面遗传了父亲的忠厚，一方面还被历史动乱抹平了棱角。直到今天，田里的活是做不动了，但还照看着一个小菜园，从爷爷那里学会的木匠手艺也成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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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在莫言父亲身上还体现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天。
2012年，莫言的父亲89岁，耳背，听不清楚，记者们越聚越多，他一脸茫然，连说，“不能吧？真的吗？”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是什么，恐怕他并不清楚，但多少知道它的分量——“听说中国写小说的还没人得过”。老人一生很少走出平安庄，就是在70岁左右的时候，到北京跟莫言住过八九天，他很随和，参观者和来访者络绎不绝，他都一一接待，面对合影的要求，也笑呵呵地答应。
10月11日19点刚过，凤凰卫视播出了消息，二哥给父亲报喜，父亲坐在炕沿上，一丝微笑跃上了他少有表情的脸，随即还是不放心，又问老二：“电视上演了吗？”在老人心里，恐怕只有中央电视台播过了才算最终确认。这个严肃的老者，在确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流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很快是面无表情的深思。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老人坐在一堆干玉米的中央，看着地面。一袭黑衣的他没有笑容，像是在思考。当有人问他儿子获奖的感受时，他说：
“村里放鞭炮、放花，非常热闹。”
这一天，平时早睡的父亲，23点才睡下。
当年，莫言这个儿子，让他没少操心。父亲相较于母亲又是幸运的，可以亲眼看到儿子得到这个“中国第一个”的奖，我想这是作为父亲晚年最大的幸福。父亲教育子侄十分严厉，小孩子们都怕他，严厉到蛮不讲理的程度，稍有错失，非打即骂。做父亲的都希望孩子能成才，“学问不成，庄户不成”是他内心对孩子们的隐忧，所以很看重孩子们的学问，小时候让哥哥背书，哥哥想去闯关东还被父亲斥责，“供你上了10年学，什么结果也没有，要走，就别再回来！”叔父的二儿子偷了队里瓜地里的几个小瓜，作为小孩子在农村很是平常不过，结果还是被父亲一顿好打，后来这个堂兄考上了研究生还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定居。
父亲作为长兄很照顾兄弟，当年区里让父亲脱产去供销社的棉花站工作，父亲把机会让给了五叔。分家后，父亲还是照顾着叔叔的孩子，孩子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寄钱过去资助。
有人问莫言一般怎么过年，莫言说，去陪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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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不敢忤逆父亲，因为父亲教育子女非常严厉，孩子们稍有差错，非打即骂，有时甚至到了蛮横不讲理的地步。莫言的《罪过》里有一位严厉的“父亲”，因大儿子“我”没有看好弟弟，使弟弟溺水而死，“父亲”踢“我”一脚：
紧接着我便脱离地面飞行了。湛蓝的天空，破絮般的残云，水银般的光线。黄色的土地，翻转的房屋，倾斜的人群。我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呱唧一声摔在地上。我啃了一嘴泥沙。趴在地上，我的耳朵里翻滚着沉雷般的声响。那是父亲的大脚踢中我。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大概1961年左右（莫言上了很多个一年级），莫言因为说老师是奴隶主而被处分，受了处分的莫言，不敢回家说，结果还是有人跟父亲说了。莫言说：
你要打，就把我打死吧。如果你不愿意打，嫌累，就让我去死，我就去跳河。我父亲忍不住笑起来。叹一口气，说，你还是活着吧，你死了，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祸害精。
莫言逃脱了一顿痛骂、一场臭揍。心里倒真的不安起来，发誓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为了挽回影响，莫言小心谨慎，冬天拿柴草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帮老贫农挑水扫院子。但反而被有些人认为是伪装进步，印象改变收效甚微。直到一个烈属王兆聪老师的美言，才让莫言撤销了处分。
莫言小说《嗅味族》里：
两边雁翅般展开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也许他还没有决定该不该给我一顿沉重打击，但作为我来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眼前的形势，知道一顿臭揍迟早难免，便硬着头皮，做好了准备。对我这样的坏孩子来说，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用我娘的话来说就是，我这样的人是属破车子的，就得经常敲打着，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两天不揍，闹起来没够。我爹呼噜了一口野菜汤，咕……
可见，莫言这位严父，对于孩子们不是一般的严厉。很多小说里，父亲的打也相当狠毒，这篇小说里，父亲越过障碍给了他一记耳光，母亲也拧着他的耳朵逼着他说实话，比如《枯河》、《透明的红萝卜》，有很多这种挨打的描写。1966年，辍学后的莫言上了滞洪闸桥梁工地，因为偷吃了生产队的萝卜，被罚到毛主席像前请罪，回家又被父亲毒打，还是爷爷给解了围，爷爷说，不就是个破萝卜吗？有什么大不了的。爷爷保护了饥饿的莫言，爷爷引导了莫言的人生。因为此事，当了兵，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莫言创作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说自己家里是严父慈母，以至于，孩子们都向母亲靠拢了：
我们在他面前从来不敢撒娇，父亲是我们家族里特别有威严的人，不但我们怕他，就是家族中血缘较远的人也怕他。我小时候如果在干什么调皮捣蛋的事情，要是有人喊一声：你爹来了！我会吓得一下子立正，一身冷汗。他其实也不怎么打我们骂我们，但就是让我们望之生畏。
“文革”期间，莫言做着大学梦，有一次还真的写信给教育部的部长周荣鑫，周部长的回信由父亲拿回来，在母亲做饭的微光中，莫言看到父亲像喝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回来，手里攥着的就是莫言的信，父亲浑身打着哆嗦，问莫言想什么呢。
1982年7月28日，莫言的提干命令下来了，大哥和侄子正好在家探亲，就对父亲说，“谟业提干了！”父亲把信看了看，一句话也没说就下地干活了。父亲就是这样，高兴了或者伤心了，都不说话，一味地拼命干活。
2005年，莫言有了香港公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他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
莫言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
父亲说：“有这事吗？”
然后，父亲又问他：“博士大还是县长大？”
莫言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
父亲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
我想，莫言父亲的大脑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但午夜梦回，他也会对这个争气的孩子感到骄傲，并且后悔当初那样打骂他么？
四叔和叔叔们
《天堂蒜薹之歌》（1988年）、《牛》（1998年）和《我们的七叔》（1999年）里都有四叔的影子。这位四叔是莫言三爷爷的二儿子，管贻寿，有四子一女，四个儿子是管谟军、管谟东、管谟锡、管谟强，以及一个女儿管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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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自幼没有父母，由莫言的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四叔的故事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少年的莫言，那时候莫言是个放羊放牛的小小社员，而四叔是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早晨要早起敲钟，派活，晚上要给社员们定工分。定工分的时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开开胶，四叔一言九鼎，什么难缠的主儿都能搞定。莫言还立志要做四叔这样的人，被四叔抢白一阵儿：
“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过来说就是“好口才带着三分官”。
四叔的口才很好，在夏夜的打麦场上发表演讲的时候，天南海北，驴头马腚，像是在说单口相声，一边说一边怕打落在脊背上的蚊子，莫言就想，他的口才怎么那样好？他肚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话要说？这些话是从嘴里流出来的还是用脑子想出来的？
毕竟四叔对于莫言是疼爱有加的，也许因为这种疼爱，莫言对于四叔的死更加不能释怀。四叔死于不平等的车祸，四叔的儿子不孝，这两个原因似乎构成了莫言屡屡午夜梦回的原因，究竟何时莫言才能放下这位四叔，恐怕要等到城乡平等的那一刻。莫言在《我们的七叔》里写到：
每一次提笔想写点纪念七叔的文章，都起因于我在梦中见到了他。这些梦像是有情有节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已经延缓了好几年。我并不是每夜都能梦到他，就像一个清茶朋友似的，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不约而至。这些梦有声有色，十分逼真。梦醒之后，反倒脑袋发木，迷迷糊糊。醒时反似在梦中。
《天堂蒜薹之歌》里已经将四叔之死写到，但并不详细，只是在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有主要描写，时隔十年，生死两茫茫，莫言在《我们的七叔》重点关照了这位四叔，或者还有一个原因：
《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我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如果重新写一遍，会写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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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莫言走进军艺，开始了大学生的生活，写的作品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比如《岛上的风》、《雨中的河》、《黑沙滩》等等，这一年四叔意外去世了，可以说莫言这时候只是个小小的军官，多少写点东西，另外是个大学生，除此之外，他还没有靠着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一炮而红。那时候的莫言恐怕也没有想过四叔的故事写成小说远远比什么海岛，沙滩好得多，因为只有实实在在的愤怒。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在文章《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里对四叔之死做了阐述：
那是1984年10月，我们的四叔赶着牛车往离家40里外的县糖厂送甜菜，走至途中，被一汽车当场压死，牛也压伤，车也压坏，肇事司机是酒后无证驾驶，但因为是公社书记的朋友，车是给书记家盖房拉砖的，所以事情发生后迟迟得不到处理，更有众多的说客登门威胁利诱。结果，赔偿了3500元了事。
还提到莫言给他的书信：
我从小辍学在家，跟四叔在生产队里干活，前后近10年，四叔有超乎常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有着对后辈宽厚怜悯之心。因我家是中农，父亲常受人歧视，但四叔对父亲是很尊重的，对我是很爱护的，没想到他正当壮年，刚刚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竟丧身在一个酒鬼和走狗的车轮之下，我真想和他们打一场官司！一个小小的公社书记，芥菜籽一样的官儿，竟敢如此猖獗，视人命如儿戏，真实令人怒发冲冠！人和牛一共赔了3500元了事？我感到一种沉重的洞窟和愤怒！3500元竟能买到一条人命，竟能使肇事者逍遥法外！……
即便是兄弟二人一致认为是要打官司，但事情还是被莫言的父亲抹平了，党委书记是莫言姨夫的亲侄子，与莫言的父亲也很熟，所以只得：
“人死不能复生。咱宁叫一家冷，不能叫两家寒呢？”
事情在莫言与王尧的对话中有了更为详细的叙述。四叔那日是和亲家一起去送甜菜的，亲家就是目击者。因为是送甜菜归来，当然没有《天堂蒜薹之歌》里那绿色乱飞的蒜薹，衣衫飘舞的场景，只是司机除了酒后驾驶还是个没有驾驶证的拖拉机手，按法律是会判刑的。莫言提到撞得就是头部，跟小说里四婶发现四叔头心子上“鸡蛋大的凹陷”如出一辙，牛在莫言的叙述中不是撞伤而是撞死，牛是一头怀孕的母牛，按当时的物价，牛大概1000元左右一头，小说中四叔说得很清楚：“九百三十块，还不算交易税。”同行的人说得也很清楚：“四叔，您还是赚，这头牛一年下一条犊子，要是下了母的，您等于净赚一条牛。养牛就是好事，比种蒜强”，可见四叔这条命就值1000元左右。县交通大队自然偏袒乡党委书记了，况且除了沾亲带故，那个党委书记一直对莫言家很好。四婶也表现了空前的大度：
“我也不要他判刑，只要他来看一看我，我就满意了，我甚至可以拜他作干儿子的。”
问题出在一向横行乡里的领导怎么会低头，关键是态度太让人愤恨，在微博发达的今天，在酒驾严苛的今天，这种人很难逍遥法外，只是那个年代，屁大的官儿就可以只手遮天，人们的公民意识也薄弱。司机不露面，书记也不露面，还扬言，要告就去告，他们不怕。莫言自然百般愤怒，而堂弟们的不孝更让人心寒：
完全是为了闹钱，想多要一点钱，本来也不孝顺，然后也没有多少同情心。他爸爸的尸首停到了乡政府的院子里，兄弟两个还到乡政府里边去看电视去，父亲的遗体就在院子里停着，两个人就去看电视。
至亲死去，当儿子的还能看得下电视去，况且父亲的尸体就在旁边，真是奇葩。带鱼送来一捆，莫言主张扔到马路上，父亲当然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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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结局自然是不了了之，两部小说都写到分家的情节，估计是真的分了。带鱼的下落也有了，三十斤，或者是二十九斤半，分给了各家亲戚，帮着一起操持丧事。没去上告的莫言心中憋屈，但也无奈，所以1988年，当他写出《天堂蒜薹之歌》时，特别准备了关于闹事蒜农的庭审现场，有个年轻军官作为父亲的辩护律师，慷慨陈词，发泄了堵在心中的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