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念馆文物特点与征集途径
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近现代文物是中国历史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文物相比较有着不同的特点。古代文物就本身而言都有较强的观赏性、时代性，代表当时文化、科技、人文、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大量的历史文物是以其本身的价值而供人们保存欣赏。而近现代文物大多是与某些事件、某个人有关系，由于这些事件或人物对国家的命运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作用，这些物品被著名的人物所使用，因此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也被称之为文物。它并不一定是罕见物或有较强的观赏性，也不一定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加之这些事件以及与事件有关的人和物离当代较近，大量的文物不可能以考古发掘的形式获得，多被国家档案馆、文物部门，以及与事件有关的人及子女亲戚所拥有，甚或流散于他人之手。有的近现代文物具有选择性，这是由于物品的数量决定的，由此产生文物的相对性，只有那些具有相对典型性的物品才有可能转化为文物，这是古代文物所没有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使近现代文物与古代文物在征集、收藏方面有较大差异，尤其是纪念馆文物更有着鲜明的特点。
纪念馆文物的历史价值往往大于艺术价值，其特定的美感不是外在的、独立的和易于引起情感愉悦的，而在于它的内涵———这些文物背后所蕴含的是纪念人物、事件、纪念对象赋予实物体的社会属性，即纪念对象的生活经历、时代特征、社会背景、思想意识等众多的信息，是被纪念者精神面貌的载体。
纪念馆文物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社会教育价值往往高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文物，社会教育价值既不等同于历史价值，又不等同于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近年来，大多数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等，均说明它们的社会教育价值普遍被认同、重视。那些历史的见证物，无一不是饱含着革命内涵，具有深刻的传统教育意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也是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必需传承的。这些，对观众是一种精神洗礼和精神震撼，特别是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对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征集是纪念馆获得文物藏品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纪念馆不但在它建立时需要积累一定数量的藏品，而且在它成立以后，也需要不断补充、丰富。近现代文物大多属传世文物，收藏者或是自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得到的荣誉；或是自己亲历重大事件的见证物；或是自己亲人的遗物。他们与这些文物有着割舍不断的特殊感情，所以纪念馆文物征集途径与一般博物馆有共同之处外，还有着自身显著特点，即较集中表现为社会征集———接受捐赠、专题调查定向征集等形式。
1．接受捐赠。是纪念馆文物的重要来源之一。如西安事变纪念馆是以西安事变旧址为依托建立起来的一座纪念性博物馆。纪念馆宗旨是弘扬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宣传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重大意义，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建馆之初，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旧址复原、陈列展览为主要工作，大量文物均靠张杨两将军的亲属子女、西安事变参与者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捐赠。如张学良将军的妹妹张怀卿、张怀英，高崇民之子高存信，负责去临潼捉蒋介石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杨虎城将军妻子张蕙兰、子女杨拯民、杨拯英，十七路军将领赵寿山、孔从洲等提供。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的西餐厨师谷连荣1986年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一次性给纪念馆捐赠了十四件所用生活办公用品。1993年11月杨虎城之子杨拯民，给纪念馆捐赠其父在西安居住时的生活用品30余件。可以说纪念馆建馆之初80％的文物是靠捐赠获取得。
2．专题调查定向征集。西安事变纪念馆是一个专题性纪念馆，旧址复原、陈列展览一系列活动都是围绕与事件有关联的人物展开。陈列资料、文物的获得以及改陈更新，都离不开专题调查定向征集。从1986年始至今纪念馆曾多次派人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家乡以及生活工作、战斗囚禁过的地方，走访知情者，查找历史资料，通过这一途径获取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宝贵资料、大量文物线索，并征集到部分珍贵文物。
3．广开门路多途径、多渠道收集文物信息。近现代文物主要散存于社会，征集工作困难较大，须利用博物馆、纪念馆自身便利条件，从热心观众、同行、文物工作者、媒体那里，多途径、多种渠道获取信息，文物工作者要见缝插针、迅速反应，将获取信息及时梳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达到征集真品、精品之目的。
二、科学研究合理利用
纪念馆是被纪念人物的重要科研阵地。纪念馆要想留住观众，必须有感人至深的纪念物，才能使人不会忘怀。
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文物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文物的作用，对文物进行管理、保护、利用。纪念馆文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同时代、一定事件、一定历史人物的联系上，即这件文物在社会发展中所发挥作用的大小，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的地位的重要程度。如1998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近现代文物鉴定专家小组来陕，对纪念馆一级文物进行重新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凡是物品同具体历史事件、著名人物发生过直接关联，其收藏的时间、地点、情节、来源和传承经过清楚的，历史背景资料翔实的，有很强说服力、感染力的均得以确认。凡是缺乏考证的、原始记录不详的、似是而非的、牵强附会的都疑存而不予确认。不仅要研究文物的共性，更要注重其个性，不能就物论物，要向纵深研究，要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才具意义，这就为纪念馆文物研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标准。研究中更应注重物主与文物的关系，要考证物主生平，探究其思想形成、转变，考察其社会活动，评价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与贡献等。调查掌握资料越多、越细，越能体现文物的真实性、珍贵性，也就更能合理准确地向观众展示文物的情感内涵，体现其价值。
三、纪念馆文物征集与研究存在的问题
西安事变纪念馆建馆至今已二十余年，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获得可喜成绩。在文物征集、保护、研究、管理、宣传教育方面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正朝着科学化、正规化道路前进，但前进中有曲折，工作中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急需加以解决。
1．文物资源短缺
建馆之初，文物来源主要通过捐赠获得。随着市场经济开放，近现代文物的经济价值不断攀升，民间收藏方兴未艾，同行之间竞争日益加剧等因素，文物征集渠道受阻。加之西安事变纪念馆是以纪念国民党爱国将领为主，文革期间这些所谓的“敌伪军官，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亲属子女和相关人员，在生活上、精神上受到很大冲击。他们所保存的有代表性资料文献、照片、珍贵文物已大多损毁，剩下为数不多的也藏匿于土墙里、水井中或埋藏在地下，文物受到严重损伤。
这些因素导致馆藏品存量增加缓慢，尤其是精品文物。
2．文物征集面窄
纪念馆目前文物藏品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主，且生活用品居多，东北军、十七路军、国民党将领、抗日名将、中共人物等方面的藏品比较缺乏，藏品单一。征集工作也仅限于亲属、部下这些有限渠道，未能与社会各界尤其是收藏界广泛联络，建立长期发展关系，且宣传滞后，坐等上门客思想严重。因此，加大文物征集宣传力度，拓展文物征集渠道，加强文物征集的深度、广度，势在必行。
3．缺乏系统性
缺乏系统性即缺乏规划。系统征集的关键是加强文物征集研究，有目的、有重点地制定可行性强的征集规划。由于缺乏对文物征集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经费不足等多种原因，纪念馆目前仍然采用“守株待兔”、坐等上门客的被动征集方式，工作举步维艰。这与全球化下的博物馆、纪念馆发展趋势相背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文物持有者年事已高，身体健康状况欠佳，记忆力减退，有的已谢世。因此加强抢救性采访和调查征集，制定全面系统的征集规划，是纪念馆当前业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纪念馆事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文物鉴定困难
纪念馆文物鉴定没有统一确认的标准，文物征集工作者很少经过专业培训，大部分靠感性认识，以文物持有者的陈述、证人证言，征集人员、专家的考证、观察、推断来确定真伪，难免有失公正。1998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近现代文物鉴定专家组来西安事变纪念馆，对馆藏22件一级品进行了重新鉴定，将原有一级品中11件降为二级，将原属二、三级品中11件升为一级。现有二、三级和未鉴定文物二百余件，亟需请专家进行重新鉴定，使文物征集收藏早日步入正规化、规范化管理轨道。
5．研究力量薄弱
纪念馆规模较小，职工人数较少，现有业务人员身兼数职。由于各种原因，研究力量未能得以补充加强，研究达不到高水准，与同行相比有一定差距。缺乏学科带头人，不能形成以本馆为中心的科研基础地位，每遇到大型活动，如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六十、六十五周年都需借助高等院校、社会科研机构来完成。这是制约纪念馆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要提高科研水平，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付出艰辛努力，需要加大人力资源投入与整合，注重提高全体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专业人员须加强历史知识、文物知识积累，熟悉中国近现代通史、中国革命史、国民党史、民国史、中共党史等历史知识。熟悉文物、研究文物，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这些是必备的基本功。
总之，做好文物征集与科学研究，是纪念馆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只有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的进行，不断增加纪念馆藏品数量和质量，提高研究水平，才能使各项业务工作顺利进行，真正做到“收藏、研究、传播”三位一体，做到有序征集，科学管理，合理利用，朝着正规化、现代化、信息化的现代化博物馆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