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渎神法》是“黑暗之法”, 而他的这个说法则被某些想要炒作新闻的主播反复强调。因此, 拉瓦尔品第较大的几座清真寺里的教长, 纷纷在周五祈祷会上谴责这位省督。
几天后, 2011 年1 月4 日, 萨尔曼·塔希尔在伊斯兰堡吃过午餐后, 被自己的保镖开枪打死。凶手共朝他开了26 枪。凶手后来说, 他是在听了拉瓦尔品第周五祈祷会的讲道后, 决定要替神完成这件事。有那么多民众赞许这个凶手的行为, 对此我们实在难以置信。甚至当凶手出庭时, 律师还往他身上撒玫瑰花瓣。与此同时,这位过世的省督所属的清真寺教长, 则拒绝在他的丧礼上祝祷, 总统也没有去参加仪式。
我们的国家疯了。居然开始赞誉杀人凶手了吗?
在那之后不久, 我父亲又收到一则死亡威胁。在纪念哈吉巴巴高中遭炸弹袭击三周年的集会上, 父亲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
“法兹鲁拉是所有邪恶的统帅!” 他喊道, “为什么他还没被抓到?”在那之后, 有人告诉他要多加小心。接着, 一封给我父亲的匿名信寄到了家中。信的开头写着“愿和平降临在你身上”, 但信的内容却一点也不和平。信里写道: “你是毛拉之子, 但却不是个好的穆斯林。不论你在哪里, 穆斯林游击队都会找到你。” 父亲收到信后, 担心了好几个星期, 但他拒绝停止出席活动, 后来也就很快被其他事情转移了注意力。
那一阵子, 大家好像都在讨论美国。以前, 我们会把一切怪罪到过去的敌人———印度身上, 现在, 这对象则变成了美国。每个人都在抱怨无人飞机几乎每周都攻击FATA 的事情。我们听说有许多平民因此惨死。接着又有一名中情局探员———雷蒙德·戴维斯———在拉合尔开枪射杀了两名骑着摩托车接近他座驾的男子, 他说他们企图抢劫他。美国宣称他不是中情局人员, 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人员, 但这个说法让大家非常怀疑。即使小孩子都知道, 一般的外交人员不会开着没挂车牌的车子到处跑, 身上还带着格洛克手枪。
我们的媒体报道称, 因为中情局不信任我们的情报部门, 所以派遣了大批秘密情报人员到巴基斯坦, 而戴维斯便是其中的一员。
传言称他负责监视拉合尔的武装组织: 虔诚军。这些人曾在大地震与洪水来袭后大力帮助过我们的人民, 但据闻他们也是2008 年可怕的孟买连环恐怖袭击背后的主使者。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将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从印度的统治下解救出来, 但他们最近也开始在阿富汗活跃起来。还有人说, 戴维斯其实是在监视我们的核武器。
雷蒙德·戴维斯很快成为巴基斯坦最有名的美国人。全国各处都展开了抗议行动。民众们想象市场里到处都是雷蒙德·戴维斯这样的人, 搜集情报传回美国。而被戴维斯杀害的两人中的一位的遗孀, 为了促使事件更快获得公正解决, 吞下老鼠药自杀了。
华盛顿和伊斯兰堡之间, 或者说是华盛顿和拉瓦尔品第的军事中心之间, 来回沟通了数周, 才终于正式结案。他们的解决方式,有点像是我们传统的部落制度, 美国人“血债血还”, 支付了230 万美金作为赔偿金, 而戴维斯则暗中迅速地被送出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随后要求中情局把许多承包商送回美国, 并停止核发签证。这起事件在各方面都造成不好的影响, 特别是在3 月17 日, 也就是戴维斯被释放的第二天, 瓦济里斯坦北部又遭到无人机轰炸, 造成约四十人死亡。这起攻击事件好像是在告诉我们, 中情局在我国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我正准备靠着墙量量身高, 看看我有没有奇迹般的一夜长高时, 听到隔墙有人在大声说话。父亲的朋友们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前一晚突袭了阿巴塔巴德, 也就是当初我们逃难时曾经住过的地方之一, 抓获了奥萨马·本·拉登, 并且把他杀了。原来, 他一直住在距离我们的军校不到2 公里的地方, 一座围墙高筑的院子里。我们无法相信军方居然一直对本·拉登的下落一无所知。报道称军校生甚至还在本·拉登藏身的住处旁的空地上进行训练。院子的围墙有3．6 米高,上面还加装了带刺的铁丝网。本·拉登与他最年轻的太太住在顶楼,她是也门人, 叫作阿默。另外两个太太和他的十一名子女住在楼下。
一名美国参议员说, 本·拉登的藏匿处只差没装个招牌而已。
事实上, 普什图人因为深闺制度和隐私的缘故, 大多住在围有高墙的大院里, 所以, 本·拉登的屋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奇怪的是, 住在屋里的人足不出户, 而屋子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他们需要的食物由两位兄弟负责采购。这两兄弟和他们的太太一起住在大院里。他们是本·拉登的运输员。而其中一位兄弟的太太居然还是斯瓦特人!
海豹突击队员开枪射中本·拉登的头部, 并将他的遗体用直升机运走。听起来他好像没有进行什么反抗。他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已成年的儿子也被杀了, 本·拉登的太太和其他孩子则被捆绑, 留在现场, 后来被巴基斯坦收押。美国人把本·拉登的尸体葬进了海里。美国总统奥巴马非常高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 白宫外举办了很隆重的庆祝活动。
一开始, 我们以为我们的政府知道此事, 并且参与了美国的这次行动。但后来, 我们发现这是美国人自己采取的行动。我们的人民对此难以接受。美国和巴基斯坦本应是同盟, 在这场与恐怖分子的斗争中, 我们牺牲的士兵比他们还要多。他们在夜里以特殊的直升机安静地低飞, 进入我们的国家, 用电子干扰器隔绝了我们的雷达探测。他们只是在任务结束后, 向陆军参谋长基亚尼将军和扎尔达里总统通报了这次行动。而大多数军队领导人都是从电视上得知这个消息的。
美国说他们别无选择,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做法, 是因为没有人知道ISI 到底站在哪一边, 如果他们知会巴基斯坦, 可能就会有人在行动开始前向本·拉登通风报信。中情局指挥官宣称巴基斯坦“若非牵涉其中, 就是能力不足。而两者皆不是好状况”。
父亲说这是耻辱的一天。“一个这么恶名昭彰的恐怖分子, 为什么能够在巴基斯坦躲了这么多年, 却没有人知道?” 其他人也有一样的疑问。
若有人觉得我们的情报部门一直就知道本·拉登的藏匿地点,也是很合理的。ISI 是个很庞大的机构, 探员遍布全国。他怎么可能住在离首都这么近———仅有9． 6 公里的地方呢? 还住了这么久! 也许最显眼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吧。可是, 他竟然从2005 年大地震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 他的两个孩子甚至还在阿巴塔巴德医院出生。本·拉登在巴基斯坦住了九年多。搬到阿巴塔巴德来之前, 他住在赫里布尔; 而在这之前, 则是躲在我们的斯瓦特河谷。就是在那里, 他认识了9·11 事件的幕后主使者: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
本·拉登被找到的过程, 就像我弟弟胡沙尔喜欢的间谍电影的剧情一样。为了避免被追踪, 他一切都用人工, 不用电话或电子邮件。但美国发现了他的一个手下, 并追踪到此人的车牌号码, 从白沙瓦跟踪车子到阿巴塔巴德。接着, 他们用备有X 光透视功能的无人机监视本·拉登的家, 看到一个长得很高的蓄须男子, 在院子内来回走动。他们称他为“步行者”。
民众热切关注每天传出的新细节。但比起世界最可恶的恐怖分子居然住在我们国内, 他们似乎对于美国的入侵感到更加愤怒。有些报纸报道说, 美国人其实几年前就已经杀死本·拉登了, 只是一直把他的遗体冷冻起来。他们故意把尸体放在阿巴塔巴德, 然后演出这场突袭, 就是为了让巴基斯坦难堪。
我们开始收到要我们上街游行, 表达对军方支持的手机短信。“1948 年、1965 年和1971 年（指的是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三场战争）, 我们都与你们同在。” 一则短信这样写道, “现在, 我们被从背后刺了一刀, 请与我们同在。”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嘲弄军方的短信。有人问: 为什么我们一年有6000 万美金的军费投入(是教育经费的七倍之多), 而四架美国直升机居然可以大摇大摆地躲过雷达的探测? 如果他们可以做到, 那我们又如何能阻止邻国印度的入侵? “请不要按喇叭, 因为军队在睡觉。” 一则短信这样写道。“二手巴基斯坦雷达求售, 不能侦测美国直升机,但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 另一则短信这样说。
基亚尼将军和ISI 局长帕夏将军被议会找去质询, 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我们的国家饱受羞辱, 我们想要知道原因。
我们也得知, 美国政府对于本·拉登一直都住在我们身边, 而非他们以为的躲在洞穴里一事感到非常愤怒。美国抱怨说, 在过去八年的合作过程中, 他们给了我们200 亿美金。然而我们到底站在哪一边, 实在令人质疑。有时候, 让人感觉这一切好像只与金钱有关。然而, 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入军方手中, 平民百姓什么都没有得到。
本·拉登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后, 2011 年10 月, 父亲告诉我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 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儿童维权团体———儿童权利协会提名了五位国际和平奖候选人, 我是其中之一。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提交了我的名字。他一直努力推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 是我父亲心中的大英雄。我落选时, 父亲很失望。但我告诉他, 我只不过是开口说说话而已, 而那些获奖者们则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并采取了具体的行动。
那之后不久, 我收到旁遮普首席部长沙巴兹·谢里夫的邀请,前往拉合尔的一场教育盛会上演讲。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学校网络,名为达尼斯学校。学生会获得免费的笔记本电脑, 不过一开机, 就会看到桌面是他的照片。为了刺激各省的学生好好学习, 他为学习优异的男女学生提供现金奖赏。因为推广女孩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收到一张50 万卢比的支票, 大约相当于4500 美金。
我穿了一身粉红色的衣服去参加那场活动, 并且第一次公开提到我们是如何无视塔利班的命令, 偷偷地继续去上学。“我知道教育的重要性, 是因为有人曾经从我的手中强行夺走了我的笔和书。” 我说道, “但斯瓦特的女孩们谁都不怕, 我们还是继续接受教育。”有一天在学校里, 班上同学告诉我: “你赢了大奖啊, 有50 万卢比的奖金!” 当父亲告诉我, 政府把第一届国家和平奖颁给了我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天来了好多记者, 学校变成了一座新闻电台。
颁奖典礼于2011 年12 月20 日举行, 地点是总理的官邸。总理官邸坐落于山丘上, 是宪章大道尽头白色别墅群中的一座。在上次伊斯兰堡的旅行中, 我们曾参观过那栋房子。这时候, 我已经习惯与政治人物会面了。虽然父亲一直跟我说吉拉尼总理出身于圣人家庭, 企图扰乱我的心情, 我还是一点儿也不紧张。总理向我颁发了奖杯和支票后, 我则向他呈递了一大串的请求清单。我告诉他, 我们需要重建学校, 斯瓦特还需要一所女子大学。我知道他不会把我的请求当真, 所以也没有逼得太紧。我心想: 有一天, 我会成为政治人物, 亲自去实现这些愿望。
政府决定, 这个奖项每年颁发一次, 对象是18 岁以下的孩子,并将这个奖项命名为“马拉拉奖”, 以表彰我的作为。我发现父亲对此不是很高兴。他和大多数普什图人一样, 有点迷信———在巴基斯坦, 我们并不习惯在某人还在世的时候, 用其名字命名事物, 作为赞誉。我们只会对过世的人这么做, 所以他觉得这件事不是个好兆头。
我知道母亲不喜欢这个奖, 因为她怕我因为出名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她自己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 甚至连拍照都不愿意。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 而这样的行为是我们流传几个世纪的美德。如果她打破传统, 就会受到大家, 特别是来自家族成员的指责。她从未对我和父亲所从事的事业表示过反对意见, 但当我得奖后, 她说:“我不要什么奖, 我只要我的女儿。就算拿全世界来换我女儿的一根眼睫毛, 我也不会答应的。”
父亲辩解道, 他的初衷其实只是想开办一所学校, 让孩子们来学习而已, 逐步介入政治运动和推动教育事业都是顺势而为。“我唯一的野心,” 他说, “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教育我的孩子与我的国家。但是当国家领导人里有一半都在说谎, 而剩下的一半都在与塔利班合作时, 我已经别无选择, 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回到家中, 我被告知有一大堆记者等在学校里, 准备采访我,我得穿得体面一些才行。起初, 我想穿一件很漂亮的裙子。但后来我决定还是穿一套普通一点儿的服装接受采访, 因为我想让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我想要传达的思想, 而不是我的服装上。当我来到学校时, 发现大家都精心打扮过了。“惊喜!” 我走进学校时, 他们大声喊道。原来他们筹了一笔钱, 为我举办了这场派对。派对上有个很大的白色蛋糕, 上面用巧克力糖霜写着“永远成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知道, 班上的每个女孩如果能得到父母的支持, 也都能做到我目前所做的事。
“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上课了,” 派对结束时, 玛丽安女士说道,“3 月举行考试。”
但那年却有个令人难过的结尾。在我获奖五天后, 宝苞阿姨,也就是我母亲的姐姐突然过世了, 她还不到50 岁。她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一天, 她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 说在拉合尔有个医生有秘方医治糖尿病, 便说服姨丈带她去看那个医生。不知道医生给她注射了什么, 她突然休克, 然后便过世了。父亲说那个医生是江湖郎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与无知奋斗的原因。
到了年底, 我存了不少钱。总理、旁遮普首席部长、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 还有信德省政府, 分别给了我50 万卢比。陆军少将古拉姆·卡马尔也捐了10 万卢比, 为学校兴建化学实验室和图书馆。我想起在历史课上学到过, 每次军队打了胜仗, 会享受他们的战利品或是奖赏。我开始了解到我获得的奖项和取得认可的意义。
但这些都是过眼云烟, 没有太大意义。我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继续斗争这件事上。
父亲用存的钱为我买了张新床和一个新的衣柜, 然后付钱让母亲去植牙, 并在香拉县买了一块地。我们决定把剩下的钱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我想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从我看到在垃圾山以捡垃圾为生的孩子们那天起, 这个想法就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忘不了在垃圾山看到的黑色大老鼠, 还有蓬头垢面的女孩依序把垃圾分类的画面。我们召集了21 名女孩, 举办了一次会议, 重点在于推行让斯瓦特每个女孩都能上学, 并把首要对象锁定在流落街头的孩子和童工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