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里, 朱奈德上校用锯子从我的头颅左上方移除了8×10 厘米大小的头盖骨, 让我肿胀的大脑获得一定的空间。然后, 他在我的腹部左侧皮下组织处切开一个洞, 把锯下来的头盖骨暂时先保存在这里面。接着, 因为担心肿胀会影响到我的呼吸, 他又帮我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把脑部的血栓移除, 再将肩胛骨上的子弹取出。在这一切过程结束后, 他们帮我接上呼吸器。整个手术耗时近四小时。
尽管母亲不断祷告, 父亲认为医院外有九成以上的人都在等着听到我过世的消息。当然, 这些人之中有他的朋友, 还有一些怀抱同情心的人, 他们都感到很难过, 但父亲认为, 有些人嫉妒我们的知名度, 认为我们被攻击是罪有应得。
父亲离开手术室外的紧张氛围, 站在外面稍做休息时, 一位护士走向他, 问道: “你是马拉拉的父亲吗?” 父亲的心再次往下一沉。护士带他来到一个房间里。
他以为她要告诉他: “很遗憾, 我们失去她了。” 但到了房间里,对方却告诉他: “我们需要有人去血库带血浆过来。” 他松了一口气,但感到很疑惑, “难道只有我可以去吗?” 后来, 他的一位朋友替他去了。
大概早上五点半时, 手术结束了。他们告诉父亲, 已经切下我一块头骨, 并暂时安置在我的腹部, 还有其他手术方面的情况。在我们的文化里, 医生不会向患者或家属做过多的解释。于是, 父亲很客气地问道: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有个很愚蠢的问题想请教,她撑得过去吗? 你们的看法如何?”
“在医学的世界里, 二加二并不一定就等于四。” 朱奈德上校答道, “我们尽力了, 我们移除了一块头骨, 现在我们只能等待了。”
“我还有另一个愚蠢的问题,” 父亲说, “那这块骨头呢? 你们要怎么处置?”
“三个月后我们会把它放回去。” 墨姆塔兹医生回答, “这很简单, 就像这样。” 他双手一拍。
第二天近中午时, 好消息来了。我移动了手臂。然后, 省里三位顶尖外科医生来为我会诊。他们说, 朱奈德上校和墨姆塔兹医生做得很好, 手术非常成功, 但我现在应该要被诱导进入昏迷状态,因为恢复意识会让我的脑部受到压迫。
在我与死神搏斗的同时, 塔利班发出声明, 表示他们是攻击事件背后的主使者, 但否认是因为我争取教育权利的缘故。“这次攻击是我们的行动, 如果有人胆敢再忤逆我们, 我们还是会再做相同的事。” 塔利班组织的发言人伊赫桑说, “马拉拉成为攻击目标, 是因为她一直在主导提倡政教分离……她虽然年纪小, 但她不断地在普什图地区鼓吹西方文化。她亲近西方, 反抗塔利班, 还宣称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她的偶像。”
父亲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在我获得国家和平奖之后, 接受过许多电视采访。其中有一次, 我被问到谁是我最喜欢的政治人物时,我选了阿卜杜勒·伽法尔汗、贝·布托和奥巴马总统。我读到过一些与奥巴马有关的文章, 很欣赏他。作为一个出身于贫困家庭的黑人男子, 他却实现了他的抱负和梦想。但是, 美国在巴基斯坦人心中的印象很差, 美国需要为无人机轰炸事件、秘密入侵巴基斯坦领土的行动, 以及雷蒙德·戴维斯事件负责任。
一位塔利班发言人说, 法兹鲁拉在两个月前的会议上就下达攻击令了。“任何选择支持政府而忤逆我们的人, 都将被我们铲除。”他说, “你们等着看吧, 其他重要人士也会接着成为受害者。” 他还说他们找了两个斯瓦特人搜集我的情报和我上学的路线。他们故意选择在军方检查哨附近进行攻击, 以证明他们无所顾忌, 在哪里都敢于行动。
下午时分, 医院里突然一阵忙乱。每个人都在整理制服、检查仪容。然后, 军方首领基亚尼将军来了。“全国在为马拉拉祈祷。”基亚尼将军告诉父亲。在2009 年底反塔利班活动之后, 我在斯瓦特的一场盛大活动上曾经与基亚尼将军见过面。
“我很高兴您顺利完成了任务。” 我当时这么说, “现在您只需要抓到法兹鲁拉就可以了。” 全场掌声雷动, 基亚尼将军走上前来, 像个父亲一样把手放在我的头上。
朱奈德上校向将军简要汇报了手术过程并提出治疗方案。基亚尼将军要求他把断层扫描结果寄到国外, 听取更专业的专家的鉴定和建议。他离开之后, 为了避免感染, 所有人都不能接近我的病床。
但还是不断有人来看我: 前板球选手、现任政治人物伊姆拉姆·汗,新闻部长伊夫蒂哈尔·侯赛因(他的独子被塔利班射杀), 还有省督海德·霍迪, 我曾与他一起上过谈话节目。但他们都没有获准进入病房。
“ 静养能让马拉拉活下去。” 霍迪告诉其他人, “她还有很多事要做。”
大约下午三点左右, 两位英国医生搭乘直升机从拉瓦尔品第赶来, 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紧急医疗顾问贾维德·基亚尼医生和伯明翰儿童医院菲奥娜·雷诺兹医生。事发时, 他们正好在巴基斯坦教导军方如何进行国内首次肝脏移植手术。我的国家有各种惊人的数据, 不只是教育方面而已。其中包括每七个孩子之中, 就有一人患有肝炎, 主要原因是针头污染。许多人因肝炎死亡。基亚尼将军决心改善这个状况, 军方因此再次介入政府无法解决的公众事务中。
他要求两名医生回国前向他进行汇报。那时, 刚好是我中枪后的第二天早上。医生们去见他时, 他办公室里两台电视都打开着, 一台是讲乌尔都语的本地电视台, 另一台是英文播报的Sky News（英国第一个全天24 小时传送国内及国际新闻的卫星电视台, 也是欧洲第一个全天24 小时播送国际新闻的电视台）, 两个台都在报道关于我的枪击事件。将军和贾维德医生虽然同姓, 但彼此并无血缘关系, 二人相识已久。所以, 将军告诉贾维德医生, 这些互相矛盾的报道让他很忧心, 并请贾维德医生在回英国之前, 先来帮我做个评估。贾维德医生答应了将军的要求, 但他请求让菲奥娜医生一同前往, 因为她是伯明翰儿童医院的医生, 专长就是儿童重症照护。菲奥娜医生本来对于前往白沙瓦感到非常紧张, 因为当时白沙瓦已经禁止外国人进入了。但当她得知我是推广女孩受教育权利的积极分子时, 欣然应允, 因为她认为自己很幸运地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并成为一名医生。
朱奈德上校和院长并不太欢迎他们的来访, 他们之间起了点争执, 直到贾维德医生明确表示是谁请他们来的为止。两位英国医生对于他们看到的状况并不满意。一开始, 在他们要求洗手时, 发现没有水; 接着, 菲奥娜医生检查了仪器和数值之后, 向贾维德医生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 她问医护人员, 我上一次量血压是什么时候。“两小时前。” 有人答道。菲奥娜医生称他们应该密切监控血压,并问护士为什么没有动脉导管, 还指出我的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过低。
父亲很高兴他当时没有听见菲奥娜医生跟贾维德医生说的话。
菲奥娜医生说我是“尚可救” 的状态。意思是, 我在对的时间动了对的手术, 但是我康复的机会却因为术后护理的不足而打了折扣。
在动了脑神经外科手术之后, 监控呼吸和换气是很重要的, 我体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应该要维持在正常数值才行。这就是那些管子和仪器的工作。贾维德医生说: “这就像是在开飞机一样, 一定要用对方法才做得到。” 医院里虽然有这些器材, 但它们没有被正确使用。最后, 因为夜晚留在白沙瓦太危险, 他们当天便乘直升机离开了。
在所有前来探视却不得进入的人中, 包括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他带了一本护照给我。父亲向他致谢, 但心情却非常低落。
当天晚上, 回到军方宿舍时, 他从口袋里拿出护照交给母亲。“这是马拉拉的护照, 但我不知道这本护照会带她出国, 还是上天堂。” 他说。然后, 他们两人都哭了。他们不知道的是, 当他们待在医院这个封闭的世界时, 我的遭遇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提出要求,希望能把我送出国接受治疗。
我的情况不断恶化, 父亲也很少接电话了。他只接少数来电,其中之一就是阿尔法·卡里姆的父母的来电, 她是旁遮普的计算机神童, 我曾在一次活动中与她说过话。她在九岁时就因为过人的程序编写能力, 成为全球年纪最小的微软认证工程师, 她还曾被邀请到硅谷与比尔·盖茨会面。但她在1 月时因为癫痫引发心脏病去世了, 去世的时候年仅16 岁, 只大我一岁而已。
当她的父亲来电时, 我父亲哭了。“告诉我, 失去女儿以后要怎么活下去?” 他啜泣道。
22踏上未知的旅程
我是在星期二中午被枪击的。到了星期四早上, 父亲几乎已经确定我活不下去了, 所以, 他让我的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开始在村里帮我准备后事。我处于引导昏迷的状态中, 生命迹象不断恶化,脸和身体都肿了起来, 肾脏和肺脏逐渐衰竭。父亲后来告诉我, 看到我在那间小小的玻璃隔间里, 身上插满管子, 是最可怕的事。他认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我已经死了。他陷入绝望之中, “这太早了, 她不过才15 岁,” 他心想, “难道她的生命真的如此短暂吗?”我的母亲还是持续祈祷着, 她几乎没有合过眼。法伊兹·穆罕默德告诉她, 她应该诵念《古兰经》里讲述朝觐的内容。母亲把那十二段祷词(58-70) 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诵读, 祷词里讲的是真主的全知全能。她告诉父亲, 她觉得我能活下来, 但父亲难以赞同。
当朱奈德上校来检查我的状况时, 父亲再次询问: “她能活下来吗?”
“你信真主吗?” 医生问他。
“我相信。” 父亲回答。朱奈德上校看起来是个很有精神深度的人。他建议父亲向真主恳求, 而真主会回应我们的祷告。
星期三深夜, 两名专长急症救治的军事医生从伊斯兰堡驱车来到了医院。他们是基亚尼将军派来的。之前来看过我的两名英国医生向基亚尼将军汇报状态时提到, 如果我继续留在白沙瓦, 这里不合规范的护理水平, 以及存在的高感染风险, 可能会对我的脑部造成损害, 甚至导致死亡。他们想让我转院, 但建议先找顶尖医生去看看状况。只可惜为时已晚, 我的情况已经恶化。
医护人员完全没有按照菲奥娜医生的建议进行任何改善。星期四早上, 两名专家中的一位———阿斯兰准将打电话给菲奥娜医生。
“马拉拉现在状况很严重。” 他告诉她。我身上出现了一种叫作“散播性血管内凝血” 的症状, 也就是我的血液不会凝结。我的血压非常低, 血液里的酸度也提高了。我不再排尿, 这使我的肾脏开始衰竭, 乳酸值攀升。看起来, 所有可能恶化的情形都发生了。菲奥娜医生当时人在机场, 准备飞回伯明翰, 但得知这个消息后, 她决定过来帮忙, 两个与她一同从伯明翰来的护士也留了下来。
星期四中午, 她就回到了白沙瓦。她告诉父亲, 我会搭飞机转到拉瓦尔品第的军事医院, 那里有最好的急症救治系统。父亲不明白一个病得这么重的孩子该怎样搭飞机, 但菲奥娜医生安慰他说,她常常这么做, 让他不必担心。父亲问菲奥娜医生, 我还有没有希望能活下来。“如果没有希望, 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她答道。父亲后来说, 当时听到那句话, 他的眼泪就无法抑制地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