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失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
何谓“六主”？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议曰：王主者，谓天姿仁德。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议曰：治主者，谓抑情割欲；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议曰：存主者，谓拘法守律；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故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能全，有难则殆；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何谓“九风”？
君臣亲而有礼，百察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礼国之风”也。尹文子曰：“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强宗，衰国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欲行，乱国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议曰：夫晋家尚于浮虚，所以败也。此之谓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叔向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息，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
《文子》曰：“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未也；有余，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鲜而费多也。”
何谓“四乱”？
《管子》曰：“内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君不乱，失君必乱矣。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存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矣。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也。
何谓“四危”？
又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宾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定也。”
【译文】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东汉末史学家荀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做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平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无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磐石，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物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漫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故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把苛捐杂税当做精明，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做能耐，把溜须拍马当做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大臣只想着俸禄，就是不进忠言，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话，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这是最大的隐患。”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当大官的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搞各的，这是“亡国之风”——国家灭亡的象征。尹文子说：“国家贫困衰弱，私人出现了富户大家国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标志；农事活动适时，粮食储存厚实，军队精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的特征。”文子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像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好像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像匮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像过剩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热闹不是人丁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
什么是“四乱”呢？
管仲说：“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乱。”
所以说：“确立谁为天子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的时候，不能让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要争斗，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还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大臣们有所畏惧，还不敢乱来。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大臣疑忌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有不危害家庭的。”
什么是“四危”呢？
管仲又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三是统率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政策、法规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口号，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管仲说：“治国有三种武器，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武器，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武器，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武器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赏的人。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慑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恙，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有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器。
【智解】
对症下药才能治好病
事物的外在现象和内在本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物的内在本质和状态总是通过外在现象得到体现，表与里总是连动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木偶在活灵活现地做着动作，而实际让木偶动起来的是那牵着线的手，表演者的手作出种种不同的姿态才使得木偶辗转腾挪，事物的本质与其现象就是这种关系。这种必然的联系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对现象的观察窥测到事物内在的机理，透过事物的表面得到对本质的认识。
如果想解决一件棘手的问题，首先就要进行表面的观察，通过现象弄清了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后，才谈得上针对症结采取应对措施。中医医治讲究“望、闻、问、切”，医生观察病人的五官气色、体态，尤其是脸部和舌部状态，还要通过听觉和嗅觉，比如声音、口气来收集与疾病有关的情况，以及通过脉搏来诊断疾病的内在变化。在把观察到的各种征兆进行归纳分析之后就能作出诊断。和人的身体一样，一个社区乃至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混乱，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先了解事物的情形是怎样的，这就如同观察疾病的症状一样，只有确诊了是哪一种病症才能对症施治，否则即使是灵丹妙药也挽救不了危亡的局势。
一个国家处在混乱、危亡的时期，都会有些什么现象发生，怎样才能得到治理，在这一篇章里作者给我们作了详细的阐述。所罗列出的种种正常和混乱的现象对于判断局势有着重要的意义。了解到现象所代表的本质，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就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
观察六种类型的君主，哪一种是能开疆拓土的王主，哪一种是能兴国安邦的治主，哪一种是败坏国家的危主和亡主。如果在现实中都能有清醒的认识，就能避免为没有前途的帝王当牛做马的厄运，或者能看到谁是必成大业的未来明君而辅佐之，不但于国有益，于己也能施展抱负、成就功业。而种种国家风气、危急状况的列举能让我们懂得在不同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实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样就能应对病症采取补救措施。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有种种纷乱复杂的情况发生，让我们感到毫无头绪，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在这种时候，抓住事情的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把事情种种表现作以分析，只要我们透过事情表面的混乱，去探究一下其内在的本质，就会对来龙去脉有大概的了解，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如何防范问题的再次发生便会心中有数了。而最关键的就是能否在纷繁的现象面前找准根源泉和核心，就如同拨开重重迷雾找到通向前方的坦途一样。
事情是普通联系的，许多表面上看似没有关系的事物，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这种内在的联系是隐蔽的，不表现在外的，所以容易为人们所忽略。有这样一个事例，湖北某地兴起蛇宴，酒店大量收购野生蛇。于是当地农民纷纷到田间林地捕捉无毒蛇，很快这个地方的蛇的数量锐减，在野外很难看到它们的踪影。不久以后，此地闹起了鼠患，老鼠忽然成灾，农作物被大量地啃食，甚至村民的家具衣物都不能幸免。于是当地政府组织人力进行灭鼠工作，灭鼠药、捕鼠夹等等手段用过之后都不见明显效果。后来生物学家通过研究论证，发现鼠患正是先前食用蛇肉的风潮引起的，因为有人收购野生蛇，结果捕蛇风突起，而老鼠是蛇的主要食物，一旦蛇的数量减少，生态平衡被破坏，于是鼠便得以大肆繁衍。蛇宴导致捕蛇，而蛇少导致鼠灾。这就构成了内在的联系。究其根本，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才是祸患的根源。要想彻底杜绝鼠患，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生态平衡，增加老鼠的天敌。于是当地政府明令禁止当地酒店提供蛇宴，截断了蛇数量减少的根源。然后把购进的大量的蛇放生，鼠患终于得到了控制。由此看来，如果不抓住事情的本质所在，而一味地把注意力放在表面现象上，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在探究事情的实质时，不要为假象所迷惑，要看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脚痛医脚，头痛医头。”中医上讲究的“综合施治”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做事情也是这样，光懂得应该对症下药是不够的，还要学会如何弄清症结所在。抓住根本然后针对问题，就如同前进有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