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战败了越国，越王勾践被困于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勾践感慨万分，叹息说：“我真的要命丧于此了吗？”大夫文种安慰他说：“当年商汤被夏桀囚禁在夏台，周文王被商纣囚禁在羑里，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受到骊姬的谗害，出逃戎狄，齐桓公为公子时曾到莒国避难，但最后都成就了王霸之业。由此看来，你今天的处境，怎么能知道不是将来转祸为福的开端呢？”勾践在获得吴王夫差的赦免后，决心向吴国报仇雪耻。大夫文种献计说：“据我观察，吴王在政治上已经非常骄横了，请您让我试探一下。”于是就用向吴国借粮来试探吴王的态度。伍子胥劝吴王，不要借粮给越国，可是吴王不听，硬是借给了越国粮食。伍子胥说：“大王不听我的劝阻，今后三年之内，吴国必然成为一片废墟。”太宰伯嚭听了这话后，向吴王进谗言说：“伍员（子胥）外貌忠厚，实际上是个残忍的人。”吴王于是便杀了伍子胥。这说明君主的态度可以借某一事端来试探。
梁（魏）惠王的一位宠臣把策士淳于髡推荐给惠王，惠王屏却左右亲信，单独接见淳于髡两次，但淳于髡始终没说一句话。惠王感到奇怪，责备推荐淳于髡的那位宠臣，那位宠臣转告了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第一次见梁王，梁王内心在想着骑马驰骋；第二次见梁王，梁王内心在想着欣赏音乐，所以我才沉默不言。”宠臣把这话上报给梁王，梁王大惊道：“淳于髡先生真是圣人啊！第一次接见他的时候，恰好有人来献好马，我还未来得及试骑，淳于髡先生就来了。第二次接见他的时候，又有献歌手的，我还没来得及听，正巧淳于髡先生又到了。我当时虽然屏退左右亲信，然而心思确实不在这里。”这说明君主的态度可以从他的神情探测出来。
晋国末年，权臣智伯率领韩、魏两家讨伐赵襄子。韩、魏听从了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的策动，暗中图谋背叛智伯。张孟谈借机要面见智伯，在营门外遇到智果。智果入见智伯说：“韩、魏两家恐怕有背叛的可能。我在营门外遇到张孟谈，见他态度傲慢，走路时脚抬得老高，见韩、魏二君脸色不正常，一定是要背叛你。”智伯不听智果的告诫。智果出来后，便改智姓为辅氏。张孟谈入见赵襄子，报告说：“我在营门外遇到智果，看到他眼色里有怀疑我的神态。等到见过智伯后却改变了他的族姓，今天夜里若不发动进攻，就来不及了。”赵襄子说：“好吧。”便与韩、魏两家一起杀死守卫堤防的军官，放水冲灌智伯的军队。这说明人的态度可以从眼神中探测出来。
能够明白这些道理的人，就可以向君主进行游说了。
【智解】
自我推销的艺术
在古代，所谓“钓情”，钓的就是君主的隐情。尽管君心难测，但其喜怒好恶总会在一定条件下显露出来，游说者要善于营造足以导致君主泄露其情的环境条件，然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对君主进行游说，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封建制度下，任何美好的政治理想都必须经过君主的认可才有实施的可能，因而取得君主的信任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先决条件。所以“钓情”也可以说是游说的艺术——如何弄清游说对象的情绪、思想、性格、好恶：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说话，该说什么样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等等。
在古代，对君主进行游说是一件关系身家性命的事，就如同杂技演员走钢丝一样，其难度是巨大的，所以要想成功也就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因为游说者面对的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帝王，如果你指摘君主的过失，就会有冒犯尊严、违逆君命之罪，劝诫勉励教诲君主，又会受到威逼君主的责难。你说得对，他会因你强过他而感到耻辱，你说得不对，他就会认为你愚蠢而看不起你。相同的意见，你比他说得早，他会认为你有意显示比他聪明而忌恨你，而你若在他之后发表相同的看法，他又会认为你是见风使舵，毫无主见。与大家意见一致，就会被看做是庸俗，发表与众不同的独到之见，又会被认为是标新立异。话说得浅显直露，会被认为是浅薄，而讲深奥的大道理，就会有人说你故弄玄虚。说话谦虚不争会被认为才智平平，话说得少了会被认为是有意留一手，而你要是滔滔不绝又会被认为不识时务。有利于这一派人的话又很可能伤害到另一方的利益而得罪他人从而引来杀身之祸，真可谓一招不慎，便满盘皆输。
游说确实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属攻心术的一种。既要有技术还要有艺术，有时还需要胆识。游说的学问，其实就是推销自我的学问。其实质就是探察别人的性格习惯、所思所想，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使对方信任自己、听取自己的意见，让他人协助实现自己的目标。
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游说者，他们的游说技艺令人称羡。大致在春秋的时候，智者名士纷纷吞吐三寸之舌奔走于王侯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此法则看似简单，其实在合于不合之间也有很多的智慧可言。不合而合，合而不合都不是绝对的，这就要看游说者的技艺了。这些技艺当中对游说对象心理的揣摩又至关重要。不谈那些以游说闻名于世之人，即使是不以口才见长的名士，也深谙此道，否则欲功成名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战国初期，吴起以法术之士而闻名，但他为鲁君办事的时候，用的却是兵法，后来鲁君觉得他太残忍，便辞退了他。他又前往魏国，投奔于魏文侯，因为其善于用兵而做了西河守备，后来魏文侯驾崩，魏武侯即位。有一次，魏武侯巡视西河，到了河中间。回过头来对吴起说：“此处河道之险，真是我魏国的宝地啊。”吴起说：“守国靠的是仁德，而不是凭借天然之险，当年三苗氏所在的地方左边有洞庭湖，右边有彭蠡，可是不修德义，最后被禹灭掉……”魏武侯听后连声说好。吴起答魏武侯以德义仁政，完全是一派儒家面目。及至其投奔楚悼王时则又用法术来游说他。屡变而屡改换其面貌，其原因探究起来，在于他揣测所侍君主的好恶和所缺，然后进行有目的的游说。这样他在所有的职位上都有所建树。试想如果他不动脑子一味劝君主实行法治的话，说不定早被王侯驱逐，甚至砍头了。
不光有谋士为求职而作的游说，更有智者为了化解危险而进行的游说。这就需要更高超的技艺，需更准确的揣测对象的心理，要一击而中，一语不慎，生死存亡危矣。游说成功的关键是在于准确把握游说对象的心理状态，说话的时机和分寸，这是缺一不可的。否则尽管出于忠心，话本身不错，也还是会有杀身之祸。揣摩心意即为技艺需求，既要对心理学有所了解，还要准确知道游说对象独特的个性，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游说成功，达到目的。
战国中期，商鞅西入秦，游说秦孝公。商鞅自小喜欢刑名之学，然而他两次见秦孝公却分别用帝道和王道来游说于他。而秦孝公则两次都自顾自的睡觉，根本不听眼前的人在说些什么。第三次的时候，商鞅又改变策略，用霸道和强国之术来游说于他。这下终于说到秦孝公的心坎上，与他交谈数日而不厌。可见，商鞅前两次见秦孝公是在试探与猜测君主的意向，游说效果不佳便改变策略，终以霸道和强国之术使君臣契，实行变法。试想，如果商鞅当时不能准确揣摩秦孝公心意，而不能使秦孝公任用之，则历史将改写矣！
当然，这都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事了。今天不会再有游说失败有招致杀身之祸的事了。但游说对方、推销自我仍然须有技巧是无疑的。公司中的雇员不懂这种技巧就可能被雇主解聘；机关中的下属，不懂这种技巧，就可能受到上司的冷遇；公关人员不懂这种技巧就无法打开局面；融资经理不懂这种技巧就无法使贷方慷慨解囊。商场即是战场，在商战中，不懂这种技巧就会被对手挤垮。所以，运用一定的谋略，施展一定的手段以“钓情”，即摸清对方的真实态度是十分必要的，这并不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反之，不讲策略，不讲技巧，盲人瞎马，仅凭主观随意性去与对方周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