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1978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分清了许多重大理论是非，冲破了许多“禁区”，但是还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不少“禁区”还没有冲破。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什么叫阶级？是以经济标准来划分阶级还是用经济和政治两个标准来划分阶级？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应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是否剥削别人，即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用两个标准，把政治态度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之一，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怎样估计阶级力量对比？1956年我国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前，还存在着剥削阶级，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剥削阶级还是只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
我国1956年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个提法怎么样？“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提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因而是不是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指明阶级斗争都是纲？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主要矛盾，这是不是纲？
第二，关于“继续革命”的提法问题。毛泽东著作里没有“继续革命”的提法。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把继续革命的理论、内容、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搞得很混乱。我认为“继续革命”的提法不科学，还是按照列宁的提法，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较好。实践证明，“继续革命”的提法有害处：（1）林彪、“四人帮”就是利用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不断整老干部，把老干部一批一批地打倒；（2）不利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容易搞政治斗争扩大化；（3）不利于安定团结，说这样的斗争七八年来一次，有人就闭着眼睛算时间，什么时候又要来一次了，这有害于长治久安，破坏社会稳定；（4）不利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第三，关于“基本路线”的提法问题。党的路线，有总路线和具体路线，又提出一个“基本路线”，科学不科学？毛主席讲的那段话里也没有“基本路线”的提法。
第四，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什么？过去讲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个概念正确不正确？把“走资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规律？
第五，“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提法确切不确切？“抓革命，促生产”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经济建设的一条规律？多年来，相当多的人以为搞革命就要搞政治运动，天天、月月、年年搞政治运动，搞生产建设不是搞革命，把革命和生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甚至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这与“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不能说没有关系。
第六，民主集中制长期遭到破坏的原因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应该怎样区别？为什么会造成“圈圈制”代替集体讨论制，协商制代替普选制，任命制代替人民选举制？这同多年来片面宣传个人的作用有什么关系？
第七，解放以后究竟有几次重大路线斗争？有没有形成过一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具体表现在哪里？极“左”的倾向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是怎样发展到林彪、“四人帮”那样一条极“左”路线的？
第八，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有什么标志？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有没有一个发展过程，有没有发展阶段性？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发达阶段阶级已消亡，就是说，社会主义发展最后阶段是没有阶级的阶段，正如《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标志是实行按劳分配。
第九，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否可以画等号？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有哪些弊病？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全民所有制的社会化优越性？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政社合一”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人民公社政社不分能不能保障集体经济的自主权和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第十，怎样正确总结苏联变修的经验教训？“九评”是否作了正确的总结？有的认为主要是不承认阶级斗争；有的认为主要是民主问题；有的认为我们同苏联各走一端，他们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我们阶级斗争扩大化。过去把专家、技术人员参加工厂、学校的管理，注意物质利益原则，扩大企业的权益，等等，都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实践证明这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
以上是我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请与会同志帮助搞清楚。
（此文系1979年1月21日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五组讨论会上的发言，刊于《会议简报》（第五组（7）1979年1月22日），并转载于浙江省《理论研究动态》1979年第5期）
（注：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会议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二阶段由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开始，胡耀邦同志作会议引言报告。会议最后，邓小平同志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报告。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会议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经验和教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统一思想，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作为浙江省委宣传部的代表出席会议。1979年3月会议转入第二阶段，浙江参加会议的代表增加有：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王家扬同志带队，省委宣传部林和同志、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王凤贤同志、省委党校魏继让同志、杭州大学薛克诚同志和浙江日报社张秉海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