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二大召开，到现在已有两个多月了。同志们都听过传达，参加了学习。要深入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就要进一步弄清楚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重大原则问题。今天我结合在学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个学习体会发言，和大家一起研讨。
党的十二大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艰巨任务，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大会制定和批准了两个纲领：一个是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另一个是通过了党的建设的纲领。同时，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即三个委员会（注：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这是党历史上重要的、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这个会议的重要文件，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新党章，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叶剑英同志和陈云同志的重要讲话，最后还有李先念同志的闭幕词，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的。在这次培训班学习中提出党的十二大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认为，指导思想总的来说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对十二大的总的指导思想作了概括的阐述。即党的十二大总的基本精神可归结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文件内容极为丰富，我们要紧紧围绕这个总的基本精神，对文件学习得好一些、深一些，在工作中贯彻执行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下面我想围绕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讲五个问题。
一、为什么说党的十二大是党的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这是对党的十二大历史地位作出了一个正确的评价。为什么作这样高度的评价呢？
第一，党的十二大是在我国历史伟大转变的关头时刻召开的，是一次继往开来，全面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会。党的十二大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6年，党的十一大后的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4年召开的。6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党的十二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全面系统地总结了6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党的十二大在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面前展现了一个政治上长期稳定、经济上稳步发展的这样一个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不久前在接见金日成同志来访时说：“十二大的作用和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是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是把建设引向胜利。”党的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历史已作了回答、作了结论。党的十二大在我党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必定会产生巨大的重要影响。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是全面的。所谓全面开创，就是这次制定的纲领、宏伟目标是全面的，不仅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而且还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还提出了政治建设的奋斗目标，实行高度民主，健全法制。胡耀邦同志的报告：第一部分总结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和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任务；第二部分是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第三部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第四、第五部分是讲政治建设的奋斗目标。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包括了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建设三个方面的奋斗目标。
第二，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是我们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将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地树立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党的两段重要历史：一是党的六大到党的七大。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七大是在延安召开的。二是全国解放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二大。现在，回顾这两段历史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次会议确定了当时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确定了当时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处于低潮；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但是，党的六大提出的基本正确的路线，并没有变成全党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认识，也没有把这些正确的路线、方针、原则具体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的六大的路线虽然基本正确，但也不完备。如对中间阶级的两重性，对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斗争策略。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对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党所需要策略上有秩序地退却，以及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党的六大以后，仍然发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接着又是王明“左”倾冒进的错误思想，统治全党长达4年，使革命走了严重曲折的道路，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对党的六大以来的14年以及六大以前的民主革命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使我们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党的七大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共开了七次代表大会，党的七大是一至七次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这次会议，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路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全国解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是第一段历史。
第二段历史，是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二大，这个大家都熟悉了。这段历史与党的六大到党的七大有相似之处。党的八大是在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所以党的八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的八大以后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准备不够，经验不完全，工作准备和组织准备不完善，对党的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正确的方针和原则，没有很好地贯彻，有的甚至很快被否定了。我认为，党在理论上准备不够，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重要问题，缺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的理解和行动上的自觉统一。党的八大指出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尽管这些是正确的，但在理论上的认识很不深刻，行动上也没有高度自觉。党的八大召开不久，很快就被否定了。1957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接着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还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全党都缺乏认识，都接受了，在这种“左”的理论思想指导下，否定了“党的八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另一条是对禁止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和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中，都提到了要禁止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当时大会也通过了，但没有从理论上到党的制度上解决好这个问题，林彪和“四人帮”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严重的危害。经验不完全，主要表现在反面经验不丰富。因为从全国解放到党的八大召开，都是一帆风顺，只有正面经验，没有反面经验。所以，党的八大后不能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左”倾错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巨大灾难。在这一点上，党的八大与党的六大有相似之处。“六大”未能防止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党的八大也未能防止“左”倾错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党的十二大和党的七大一样，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思想上、理论上都做了充分准备。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目标和一套方针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鲜经验的积累。党的八大以后20多年的曲折经历，使我们党日趋成熟。一个人要经过长期的顺境和逆境的锻炼，成功和失败的考验，才会变得聪明、坚强和老练。一个政党也是这样。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党的十二大全面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表明：我们党是有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教训的党；是对在中国这个东方10亿人口大国如何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规律性认识的党；是一个真正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日益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前进的党；是一个完全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党。因而我们的党是一个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党。中国有了这样一个党，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就应该充满信心，并且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种光明前途而努力奋斗。
第三，党的十二大实现了党的最高层中的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了一个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需要有可靠的组织保证，特别是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机构作保证。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全党的首脑和心脏，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高统帅部。通过党的十二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这就能有效地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健康地向前发展，开创新局面的宏伟纲领的顺利实现。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是我党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政治上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在组织上实现新老干部合作和交替，是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发生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议。
二、为什么说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句话是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回顾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得到调整、整顿和加强。从总体上看，各级领导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干部手中；另一方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总结了历史经验，逐步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这些都是党和国家的历史上非常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它的意义是极为重要和深远的。虽然还有阴暗面，但是应看到基本的一面、主流的一面。现在，领导权改变了，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改变了。这些改变，许多方面恢复和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领导水平超过了我党历史上任何历史时期。
第二，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这个战略转变，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对于这个战略转变的意义不能看轻了。过去3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经历了几次政治、经济上的大折腾，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严重灾难，造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破坏。这从指导思想上看，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把重心放在所谓“继续革命”上所造成的。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这一口号，全面清理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实现了战略上的转变，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是振兴中华的前提，对我们走上健康发展道路，意义极其深远、重大。
第三，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在对待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这些问题上面，基本纠正了长期以来“左”的政策和“左”的思想。这为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创造了必要条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是过去所没有的。
第四，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的军队转到了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轨道，逐步地清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流毒。我们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华北地区的军事大演习。我们在现代化武器的试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近又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
第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恢复了公、检、法机构和工作，恢复了人大和政协的活动，统战工作、民族工作都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的国家开始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依法治国，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1979年以来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布了28个法律条例，同时，还通过了有关法律的决议12项，重新公布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法律、法令15个，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第一次公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全国五届五次人大还顺利通过新宪法。这些对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对国家的稳定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重大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社会越来越稳定。1982年1—8月份，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以此来推算全年，刑事发案率是万分之七点二，这个数字低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犯罪率高的年份，同去年相比，是在大幅度下降，社会秩序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许多外国朋友讲，在中国是最有安全感的。从刑事案件发案率来看，每万人中，美国1980年是599人，西德是622人，法国1979年是435人，日本是121人，加拿大是731人，英国1977年是749人，我国1982年是7 .2人。从几个国家的首都看，每10万人中犯罪人数华盛顿1980年6300人，比1979年增加13%，被盗金额达200亿美元；伦敦1979年有1200人，而北京只有15 .4人。美国20个大城市统计，1980年每10万人中犯罪有213人，中国20个城市统计，每10万人中犯罪只有3人。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是安定的，社会秩序也有很大的好转，对社会的安定应该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第六，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54万人（原划为右派的有55万人）。摘掉地主、富农帽子278万人，未摘掉的还有5万人，把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小业主错划为资本家予以改正的70万人。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4237人。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使得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政治空气大为稳定，人民内部矛盾大为缓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人民精神面貌大不一样，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七，党组织的状况有很大进步。现有党员总数3900多万，据1981年统计，其中，新中国成立以前入党的占 6 .8%，成立后 17 年入党的占38 .6%，“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占40.6%，粉碎“四人帮”后入党的占14%。“文化大革命”中确有一批突击入党的，但不能笼统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都是造反派，这里要做具体分析，有很多很好的党员，当然也有犯错误的，甚至有严重错误的党员。但是，这些错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除了中央已经指出的“三种人”之外，我们不应该过多追究个人责任。近几年入党条件比较严，新党员质量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发展的党员占60%左右。党的十二大后，申请入党的人会更多，新党员的数量还会增加，质量会更高。党的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也有很大进步，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领导、党的作风、党的纪律各方面的进步，更是有目共睹的。
第八，经济上的变化更为明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979年到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6 .7%，安排就业2600万人，国民收入增长870亿元。1979—1981年全国农民纯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8%。1981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5 .7%。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增长30 .8%，1979年至1981年全国城镇职工住宅面积增加2 .2亿平方米，相当于1966年到1977年12年增加的总和。浙江1978—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55 .8%，农业年平均增长8 .9%，工业19.5%。国民收入增长46%。全省城镇职工（全民）平均工资1981年达到768元，增长28 .6%；劳保福利费，1981年人均104元，比1979年增长44%；劳动就业96万多人；住宅面积增加740万平方米，相当于1960—1978年18年的总和，农民1981年人均收入达240 .20元。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搞活了，从持币抢购到储币待购。1981年，全省财政收入1100亿元，居民储蓄612亿元，经济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九，农村经济政策发生很大变化，产生了显著效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破了多年来“左”倾错误影响的束缚和“两个凡是”的框框。中央首先抓农业，作出了决定，强调要给生产队和社员自主权，恢复和扩大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等。同时，大幅度提高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确定了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所有这些，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使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变得欣欣向荣，农村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全国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5 .6%，粮田面积减少1亿亩，但粮食总产量仍显著增长，1982年粮食可达6700亿斤，棉花6600万担。农民收入不断上升，生活显著改善，吃、穿、用、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几年，全国1.5亿人贫困，连温饱问题都难解决，现在除西北、西南少数困难地区外，其余已经解决或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原来许多贫困社队现在向国家出售大量粮、棉、油等农副产品。许多出名的穷县、穷地区，实行农业大包干以后，整个县、整个地区，在一两年内也都翻身了。浙江1982年比1981年增产40亿斤粮食，达314亿斤，是历史最高水平。现在的数字不是层层加码而是层层留有余地。诸暨县年产量达1.5亿斤，报1.3亿斤，留有余地0.2亿斤，全国也是如此。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民最满意是实行了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一个是得到实惠，一个是得到自主。农民说：“政策数这几年好，信心数这几年足，收入数这几年高。”
第十，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这几年，我们借用和吸收外资，弥补了国家建设资金不足，促进了能源、交通的建设，使得有些被迫停建缓建的项目得以继续建设。引进了比较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出口总额1978年168亿美元，1981年达371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30 .2%；出口构成发生变化，1978年农产品占27 .6%，1981年农产品比例下降为17 .6%，轻工业产品出口由46 .9%降到39%，而重工业产品出口从1978年的25 .5%增加到1981年的43 .4%。出口采取了多种形式，如进口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合作生产以及劳务出口、技术出口等，进料加工成品出口额，1978年为21 .5%，1981年增加到30 .7%，对外签订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到1982年6月底，累计628个项目，总金额9 .4亿美元，目前派出技术人员和职工2 .5万人，分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对外开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胜利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造成非常混乱、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不到4年时间取得的，这与“文化大革命”前也不能相比，因为就其涉及的方面，或是就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来说，都是无法和这4年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因此说这是最好时期之一的评价，是正确的，是当之无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顺乎民心，党的十二大是鼓舞信心。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联系自己思想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实现了重点转移；三是突破了“大公平统”的模式，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近几年来，农村“生产上去了，经济搞活了，农民富裕起来了”。实践证明，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治穷致富的路子。广大干部和群众热情赞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清理了一个‘左’字，喊响了一个‘富’字，落实了一个‘包’字”。群众最关心是两件事：一件是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党中央领导同志有没有继续当选；另一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策有没有变。当听到这两条没有变时，笑逐颜开，齐声说放心了。这充分证明，现在路线对了，理论正了，政局稳了，经济活了，生活好了，确实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只要我们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大的纲领，一定可以使国家兴旺发达起来。
三、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有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是不是“高指标”，又是“冒进”了
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切合实际的，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它的客观依据，至少有三条。
第一，到20世纪末2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是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趋势的。首先从主要产品的产量，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关系来看：农业方面，根据已有经验，产值的增长一般快于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如1953—198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 .4%，而粮食增长2.4%，棉花增长2.6%，产值高于产量。世界上一些国家大体也是这个趋势。初步预测，到20世纪末20年，我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 .8%，棉花平均每年增长2.5%，但由于多种经营发展迅速，林、牧、副、渔产值将大幅度增长，其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可由1980年的35 .7%，到20世纪末上升到50%左右。因此，农业总产值将会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增长，要求每年递增5.3%，这个数字是不低的，但是可以达到的。工业方面，根据国外经验，总产值的增长一般也快于钢、能源、水泥、棉纱等重要初级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1951—1980年，30年中，美国钢产量增长0 .2倍、煤增长0 .5倍，而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2倍；苏联钢增长4.4倍，煤增长0.5倍，而工业生产总值增长10.9倍；西德钢增长2.6倍，煤增长0.1倍，而工业生产总值增长4 .4倍。我国初步预测，钢、煤、水泥、棉纱等主要初级产品到2000年比1980年产量增长1倍左右，产值要求翻两番。我国现在工业技术总的来说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到20世纪末达到它们80年代的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突破，电子、信息、核能、石油化工、新型材料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将迅速发展，经营管理水平也将不断提高。这一切，都会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益，包括降低消耗，提高加工深度和精度，改善产品质量和性能，增加新品种，提高档次，加速产品升级换代。这样，可以用同等数量的钢、煤、油、木材、棉纱等初级产品，使工业产值得到成倍的增长。因此，到20世纪末20年，总产值翻两番，农业平均年增长5 .3%，工业平均年增长7.6%，是可以达到的。
从能源消耗与工业产值增长比例来看，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速度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之比，1954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为0 .95，1976年至1980年下降到0 .63，是下降的趋势。初步预算，1980年到2000年可进一步降到0 .5.从国外情况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1960—1969年期间与1970—1978年期间相比，美国从1 .04下降到0 .69，日本从1 .09降为0 .43.到20世纪末20年，我国随着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技术改造的大规模展开，以及能源管理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费量增长速度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之比，可以从0.63降到0.5，这是可以达到的。如达到这个要求，能源增长可以适应工业生产翻两番多的需要。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来看。初步测算，我国到20世纪末20年，积累率平均保持在30%以内。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基本上可以适应能源、钢、水泥、棉纱等重要初级产品和整个工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同时，不用国家投资的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由目前的21 .3%上升到2000年的30%左右，投资效果和固定资产利用率可达到并保持历史较高水平。这样，固定资产投资是能够保证工业生产翻两番多的需要的。
第二，到20世纪末20年翻两番，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 .2%的速度，是我国过去曾经达到过的速度。1953—1972年20年期间，平均每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 .4%，1958—1977年20年平均每年增长7 .4%。这都高于到20世纪末20年每年要求增长的速度，所以今后平均每年增长7 .2%是可能达到的。当然过去的速度有水分，经济效益差，曾发生了1958年及以后3年“大跃进”的折腾，又遭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严重破坏，以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使我们遭受了很大损失。不然，经济发展速度是可以更快一些。到20世纪末20年这类大的折腾不会发生了，经济可以稳定增长，一年会比一年快，到20世纪末20年翻两番是可以做到的。
第三，20年翻两番，是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曾经做到过的事情。苏联1956—1975 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多，平均每年增长 7 .5%，日本1956—1970年14年就翻了两番，我国到20世纪末用20年时间翻两番，是应该做得到的。再从人均国民收入由250美元增到1000美元，西德用了12年，日本用了14年，意大利用了15年，苏联用了17年，我国到20世纪末准备用20年时间，这是可以达到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测算和论证可以看出，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不是凭空得出来的，而是有客观依据的，不是不可能达到的高指标，而是切合实际的宏伟目标。
有人说，1958年是“土跃进”，1978年是“洋跃进”，这次是“空跃进”。翻两番是不是1958年和1978年两次冒进的重复？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次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跟1958年的“土跃进”和1978年的“洋跃进”是根本不同的。我认为有五个不同：
一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是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的平均发展速度为基础的。1953年到1972年20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 .4%。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 .4%，今后20年翻两番以每年7 .2%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略低于过去已经达到过的速度。1958年、1978年两次冒进，那时的增长速度是凭主观想象提出来的，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大大地脱离了我国国民经济历史发展的平均速度。1958年曾要求钢产量当年翻一番，显然是高指标、放空炮。1978年要求工业产值每年增加10%以上，其中要求钢产量从1978年的3100万吨提高到 1985 年的6000万吨，7年时间要翻一番。石油产量从1978年1亿吨提高到1985年的2 。5亿吨，缺乏客观根据，还提出要建10个大庆，这些也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设想，并没有提出任何没有根据的产品产量的增长指标。例如，煤、石油、钢等产量，20年只要求增长1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3%多一点。这些都不是高指标，因为这种速度是过去经过正常的努力曾经达到过的，今后经过正常的努力也是可以达到的。
二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是在逐步调整比例，进一步搞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相反，1958年、1978年提出的所谓“大跃进”的指标都是破坏了比例关系和综合平衡，违反了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要求，孤立地提出一项或几项指标，企图“以纲带目”，“纲举目张”，出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奇迹，结果违反了经济规律，不能不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恶性循环，大上大下的局面。现在计划部门反复进行综合平衡，既不搞“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也不搞“齐头并进”、“行行翻两番”、“处处翻两番”，而是要求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是一个全面综合的要求。不是各行各业都要翻两番，而是要根据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各个经济部门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发展要求，工业内部、农业内部都不一样，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如能源，钢只要求翻一番，机械工业的产品可能增长多一点，而电子、石油化工、新型材料等新兴工业可能就不只是翻两番了。这对不同产业的不同条件提出不同增长要求，充分说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目标不是随意、主观的决定，而是按照经济规律的实际情况慎重地提出来的，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是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是把速度和效益、产量和质量统一起来，做到没有水分的扎扎实实的速度。1958年、1978年都是不考虑经济效益，离开经济效益求发展速度，片面提出产值指标、产量指标，图虚名，得实祸，人民没有得到好处，国家受损失。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相应的措施。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它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改善将发生重大的作用。
四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是以相应措施作保证的。党的十二大报告并不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个奋斗目标，它还提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取的步骤，必须抓住的重点，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一个目标，二个步骤，三个重点，四个原则，五个积极性，党的十二大报告还特别着重讲到“六五”计划期间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七五”计划期间要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开展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并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能源、交通行业要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基本建设，要普及教育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由此可见，实现20年内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绝不是像1958年那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空想和胡来，也绝不是像1978年那样建“十个大庆”脱离客观条件的大话、空话，而是以大量的扎扎实实、条理分明的举措作为保证的。
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分两步走，前10年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经济大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振兴时期。这是全面分析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这里关键是前10年，前10年基础打好了，“后劲”就会越来越大。头10年速度慢一点，后10年快一点，“六五”计划时期是保四争五，“七五”计划时期是保五争六，说明中央领导头脑是清醒的。
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抓三个战略重点：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技。确定三个战略重点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一定时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一样，并不是各部门同等重要的。有一些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其发展的快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它发展了，其他部门才能发展。另一些部门处于从属地位，尽管这些部门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取决于重点部门的发展。这是一个依据。另一个依据是，各部门发展现状不一样，参差不齐，有些部门是突出的薄弱环节，不加强这些部门，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所以，要通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析，找出主导的环节、薄弱的环节，找出那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把它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这样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党的十二大提出三个战略重点，这是第一次，也是一个重大决策。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党对国民经济作了全面、通盘的研究得出来的，这也表明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下面简略讲讲三个战略重点，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技。
首先一个战略重点就是农业。这几年农业情况很好，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一是因为对农产品的需求是没有伸缩性、没有弹性的。社会上增加一个人就要吃、穿，必须保证。不像人们对某些工业消费品的需求有伸缩性、有弹性。到20世纪末20年要增加2亿人口，将达12亿人，每年至少增加160亿斤粮食。二是因为农业仍然很落后，10亿人口，8亿农民，3亿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很低，商品率很低。一个农业劳动力只够养3个人，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养50多个人。我国的粮食商品率只有15%，8亿农民搞农业，粮、棉、糖还要进口，粮每年进150亿斤，进口不能再增加，再增加，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制约。人口问题是一件大事，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64 年到1973年增加了约2 .05亿人，1973年到1982年增加约1 .08亿人，两个9年相比，后9年少增加约9652万人，少增近1亿人。这里要吸取一个教训，前9年是因为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提倡人多好办事，结果造成了人口猛增。后9年是逐步吸取这个教训，强调计划生育以后，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现在每年新增长的国民收入有三分之一被新增长的人口消耗掉了。人口不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三是因为发展农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所以，必须把农业作为战略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能源和交通。全国有20%～30%设备不能发挥作用，主要是煤、油、电不足造成的。而能源开发有一个特点，周期长，投资大，建成一个大型矿井、大型电站，尤其是水电站。一个大油田的开发，没有5年甚至10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交通同能源是相联系的。现在就要抓，不提早安排，那后10年经济要起飞是办不到的。所以能源和交通要作为战略重点。
教育和科技作为第三个战略重点。把教育科技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是以前从来没有的，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长期忽视教育和科技的地位和作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现在碰到很大问题，就是人才问题，劳动人事部就是人才管理部。教育科技投资是智力投资，智力投资搞上去，人才多了，我国的经济才能搞上去，国内外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主要抓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现在90%以上的人都受过专门的高中职业教育，成为专门的技术人才。日本、西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什么发展那么快？它们原来的工业基础，很大一部分在战争中被摧毁了，可是战后复苏得很快，振兴得很快，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它们原来教育基础好，有大量专业人才，整个社会成员教育文化程度高、科学知识水平高、经营管理能力高。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去访问时，日方代表说：“我们最大的财富是有人，有懂业务、懂技术科学的人。”可是，我国现在人才很缺，职工文化程度很低，小学以下程度占40%，初中程度占40%，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3%左右。全国科技人员据1981年全民单位统计，有571万人，全国每1万人中只有50人。农业方面的情况更严重，农村文盲不少，而且还在增加，农业技术人员更少。据1981年统计全国只有33万人，占农业人口万分之四。据省、地、县三级管农业的干部2448人中调查统计，高、中等农业学院毕业的只有88人，占3 .6%。这是抽样调查，说明科技水平很低，人才很少。我们的农业水平相当于国外先进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所以要使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科学技术要挑重担。
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一半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本现在每年消耗的能源同我们差不多，大体上也是6亿吨标准煤，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却相当于我国的三四倍。赵紫阳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报告中举3个例子中说，我国目前石油1亿吨，如采用先进技术，仅这一条就可以增加100亿元收入；首钢3年来进行12项重大技术改革，改造需要的资金自己解决，还向国家上缴利润10 。4亿元；湖北襄樊市1979年到1981年3年之内主要依靠采用先进技术，工农业总产值已经翻了一番，利润和税收也翻了一番。以上3个例子说明，先进技术可以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现有企业如果在老技术、老设备、老工艺、老产品的基础上要翻两番是达不到的，靠新的先进科技就可以办到。要靠科学技术、文化、人才，这是基本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是有各项措施来保证的。
五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目标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的第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束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工作的重点从1979年转到经济工作上来了，开始走上适合国情、循序渐进、讲究实效、稳定发展的道路，吸取了“两次冒进”的教训，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同1958年、1978年“左”的指导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历史性伟大转变，是顺利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政治保证。
四、如何理解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意义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何理解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这个新论断？党中央为什么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总的说，这是根据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客观需要提出来的。具体说，有这样三点：
第一，从社会历史条件看。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它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但它又是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种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在社会主义阶段所实行的原则、方针、政策，一方面，要把国家的、整体的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各个部分的、局部的特殊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因而必须实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方针。从根本上讲，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出现三者利益相矛盾时，又要求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必须坚决服从整体利益，这种客观的实际状况，极大地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经济建设健康发展所起的保证作用。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就有可能在一部分单位和一部分人中间，产生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例如，实行扩大自主权、经济责任制、自负盈亏、市场竞争等政策，如果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产生“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不顾国家和整体利益等偏向；贯彻按劳分配、物质利益原则和奖金制度，如果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产生“按酬付劳”，斤斤计较，甚至“酬而不劳”等偏向；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如果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发生一部分人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甚至走上严重犯罪道路。正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所指出的：“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的目标，失去精神的力量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
第二，从现实的思想建设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无产阶级的政治信念、理想、情操和一整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政治思想工作方法，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党的理想信念、传统作风等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在政治思想、精神状态、社会风尚、理想信念等发生了重大混乱，加上外来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一部分人中间，无政府主义、追求物质享受、不顾国格人格、拉关系、走后门、愚昧无知、不正之风等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成为当前经济建设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三，从文化现状来看。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可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些方面遭到很大破坏。这些历史和现状说明，对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应提出更高要求，所以党的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长期战略方针提了出来。
党的十二大把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发展过程出发得出的确切结论，而同那些离开客观经济发展过程，单纯从伦理观念出发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分析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特征，同时，也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要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思想，涉及了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特征，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方面没有集中论述。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面临着组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任务。所以，列宁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列宁是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既然这个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一个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这样它就面临一个任务，必须集中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具备它所必须的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所以，列宁提出：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是，列宁从来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任务。列宁反复阐明了共产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纪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重要意义。列宁还提出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之后，要实现文化变革，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方面的任务，但是，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集中的概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非常重视思想和文化建设，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发扬革命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也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深刻的思想。但是，也没有全面地集中地论述社会主义特征。
党的十二大报告，一方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重要思想；另一方面，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历史经验，形成了全面理解社会主义特征的理论。社会主义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方面，还体现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特征认识和表述不完全，在实践中就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的完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怎么理解社会主义建设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地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这一论述非常概括而深刻地回答了两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学习中遇到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怎样理解两种文明建设是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一是因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和重要保证；二是因为两个文明建设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而两个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三是因为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而且还会使社会意识、文化知识、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现实的生产力，把精神的东西变为物质的东西，变为物质的力量，促进物质文明的建设，而物质文明建设也为精神文明建设直接提供了物质的手段。所以说两个文明建设是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的。
另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取决于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不高，就谈不上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自然就高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一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是就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说的，不应把它简单化。分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不能离开社会制度。从人类历史的总进程来说，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的进步，社会制度的进步，三者是相互适应、平衡发展的。但是，在各个具体历史发展阶段上，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这三方面的发展又往往是不平衡的。二是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包括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就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但是，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社会的精神面貌、精神生活、精神产品的思想内容，社会关系和社会风尚，却更大程度取决于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灌输，尽管物质文明还不是很发达，而社会思想、道德、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风尚可以达到较高的程度。三是因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会由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提供基础而自然而然地发展，即使有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为基础，也必须凭借这个基础，努力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达到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否则，有可能即使物质文明建设发展了，而精神文明反而退步了。可见，认为物质文明搞上去，精神文明自然而然会好的观点是不对的。
为什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所谓核心就是指事物内部起主导作用、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部分。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发展它所需要的文化，但文化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不能决定它自身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是由精神文明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来决定的。文化建设方面的某些内容，如教育、文艺等，在它的发展指导思想和为谁服务这些根本问题上，是有阶级性的，它要受社会政治思想的制约，另一些内容，如自然科学、卫生、体育等，本身没有阶级性。共产主义思想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都处于指导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它必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
有人说：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提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现实社会实践。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只有当生产力极大发展，人民觉悟极大提高以后才能实现。这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实现共产主义思想而进行的革命运动，则早已是我们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事情。在资本主义时代就产生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共产党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传播马克思主义，提倡共产主义思想，并用以指导革命运动，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取得了革命斗争胜利，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更应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那种“渺茫论”是完全错误的。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先进、中间、落后的分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产生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先进分子，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什么不应该造就更多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先进分子，以此来带动全体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呢？特别是共产党员，要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先进分子，否则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当然，我们决不是现在就要在社会上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政策，相反地，现阶段，要坚持贯彻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社会主义制度，要避免重犯过去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曾经出现过的错误。还有同志认为，现在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等重要政策，是倒退，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了，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现行政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种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党在社会主义阶段所采取的一切政策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完善和成熟，更快地向发达社会主义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五、怎样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讲了党的建设问题，提出要努力按新党章的要求，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掌握了政权，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另一个是过去以搞阶级斗争为纲，现在转移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了，我们的党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特点。所以党的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是好党章。这表现在：第一，新党章适应执政党的需要，我们党的一大至七大没有执政，党的八大党章没有充分注意执政党的特点，党的十二大党章充分注意了这一特点，并相应作了许多规定，以保证执政党不变质。第二，新党章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对党的生活正常化作了详细充分的规定，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防止任何个人专断。第三，新党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相应地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第四，新党章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提出更严格更高的要求，并作了相应的规定。第五，新党章适应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把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党的领导作用和活动都要纳入宪法范围内。第六，新党章适应“三个根本好转”（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党风根本好转。引自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的需要，对加强党的纪律作出了许多明确的、具体的、严格的规定。
新党章是经过充分而广泛的研究讨论，集中表达了全党同志的意志和智慧。它不仅清除了党的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续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而且系统地总结了许多年来党的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映了党的现实生活的要求。因此，它是新时期加强我们党的建设的纲领。它首先有一个内容比较完备的总纲，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对党的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作了科学的论述。与党的十一大党章相比，总纲的改动最大，这个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总纲，对于我们党的健康发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新党章除总纲外，共有十章五十条，与只有五章十九条的十一大党章相比，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对全体党员、党的干部以及党的组织提出了比过去历次党章更严格的要求；第二，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改变；第三，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都作出了比较充分、比较具体的规定。既要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和个人崇拜等现象发生；又要求保证全党的政治思想一致基础上的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我们还不应该低估这样的情况：党内至今有些人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抱怀疑态度。有的人从“左”的方面，留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认识，习惯于按老框框办事；有的人从右的方面，曲解、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新党章修改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建设实践得到贯彻，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提高全党的觉悟和先进性，从而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党的现状和新党章的精神，提出当前在党的建设中要着重解决好四个问题：（1）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2）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3）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4）怎样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整党。
党的十二大提出在今后5年间争取实现“三个根本好转”，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这“三个根本好转”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党风的根本好转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一方面，我们不应当把社会风气不正完全归因于党风不正，因为社会上有许多歪风邪气，如迷信、买卖人口等，不能说是党风不正造成的，相反这种风气是影响党风不正的一个因素；但另一方面，党风不正对社会风气确有很大影响。只有坚决克服党内不正之风，把党整顿好，我们党才能够有说服力地教育和团结广大群众，纠正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以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振奋起群众的建设热情，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和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从这个意义说，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是全面实现党的十二大任务的一个关键。我们党的作风，主流是好的，主要方面是好的。这是基本的一面，各条战线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断涌现。看不到党内不正之风的严重性，掉以轻心是不对的，而夸大党内不正之风这一面，抹煞党的主流，因而丧失信心也是错误的。另外，党中央对党风不正的问题认识是清醒的，有充分估计，纠正的决心也是很大的，这几年为了整顿党风已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只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坚决按新党章办事，我们一定能够像党中央所要求的那样，在今后5年内，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深入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掌握基本精神，指导实际工作，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深入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要掌握的一个根本问题。各行各业的同志都要围绕这一根本问题在学习上深入一步，提高一步，研究在本单位、本行业、本部门打开新局面，走出新路子。要从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开创新路子，打开新局面。农业方面从“大公平统”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自然经济的观念上解放出来，以家庭承包，经济责任制为主要形式，走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的道路。现在农民对科技要求很迫切，劳动人事部门是培养、管理人才的部门，你们的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劳动制度、干部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要有利于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打破不符合新时期特点和要求的旧的观念、旧的体制，走一条新的快出、早出、多出人才的路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浙江每年参加高考有30万人，而只招1万人，普通高中毕业没有掌握什么劳动技能，回过头来考技工学校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非改革教育体制不可，要适当多办一些职业中学和专业技术学校，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此文系1982年11月11日在国家劳动人事部干部培训研究班上的学习辅导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