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小康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性的战略目标。当前，全面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探索奔小康的路子，是我们在奔小康实践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邓小平小康理论的形成及其内涵
历史上“小康”一词源于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其中对儒家理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了典型描述，故有“礼运大同”之称，同时还提出以“天下为家”的“小康”之治，是进入“大同”之前的低级阶段。“小康”是与“大同”相比而言的一种生活殷实，可以安然度日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上的“小康”概念，一方面，它的内容受历史发展阶段的局限；另一方面，它是小生产者“理想”的反映，在当时的剥削社会制度下，只有少数剥削者的小康之家，而不可能实现多数劳动者小康的社会发展目标。
邓小平小康理论与历史上的“小康”概念是根本不同的。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赋予小康概念新的内涵。新的历史条件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提出的。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基础，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因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可能。二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经济、科技和教育发展水平会日益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将发生新变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高度，这必将决定小康内容的时代性特点。三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轨道的新时期提出的。在这一新时期，以改革为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致力于根本解决国家经济、科技落后和人民贫困的问题。以达到增强综合国力，解决人民温饱基础上实现小康目标，进而过渡到富裕，使“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发展到“合格”的社会主义。因此，“小康”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及其优越性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小康理论是在以上所述的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富有新的内涵和特征。这主要是：
（一）战略目标论
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目标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小康列入经济建设目标，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实现这个目标，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1987午8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的谈话中更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251页）同年10月，他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同时，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实现小康目标列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九五”《建议》对实现第二步小康战略目标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全面具体的阐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要有明显提高。衣食住行尤其是居住条件，应有较多改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体育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人民健康水平继续提高。在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里，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1995年“九五”《建议》进一步指出：“‘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 ？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上所述充分表明，小康目标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具有战略地位，并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在实施“三步走”战略中，能否实现第二步小康战略目标，不仅关系到已实现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温饱水平能否巩固和持续向小康过渡，而且关系到能否为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顺利实现现代化跨世纪宏伟目标，还关系到能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一根本问题。所以，实现小康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标志。
（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论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界定，小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和完整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正如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小康社会是指温饱基础上进入小康到实现宽裕和富裕之前的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可见，小康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比如，从社会制度或社会生产方式角度，可划分为五种社会制度或五种生产方式；从社会文明程度角度，可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从是否存在阶级角度，可划分为原始公社无阶级社会，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阶级社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从经济形态角度，可划分为自然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形态和产品经济形态；从社会成员生活水平角度，可划分为贫困型、温饱型、小康型、宽裕型和富裕型等五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或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小康社会介于低收入与中上等收入国家之间，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世界银行在其《1990年国民世界发展报告》中，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核心指标来划分贫富国家收入水平的标准，和我国“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相比较，也可以看到小康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从上表中可看出，我国的小康社会水平是以国际既有标准为主要参照的，也说明我国进入小康社会，就意味着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社会发展整体上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小康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又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小康社会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相统一的历史发展阶段。所谓静态，是指它具有相对稳定的、不能任意改变的，不同于温饱型和宽裕型、富裕型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质的规定性。所谓动态，是指它本身具有一个数量上由低水平（可称为小康初始水平或下限水平）向小康高水平（可称为小康终极或上限水平）的数量发展过程。它的初始水平（下限水平）与温饱阶段的高水平（可称为温饱上限水平）相衔接，它的高水平（上限水平）与宽裕型的初始水平（下限水平）相衔接。因此，不能把达到了小康初始水平笼统地称为实现了小康，只能说是开始进入小康社会，只有全面达到了小康高水平的各项指标要求之时，方才可以在真正意义上说实现了小康社会发展目标。这个静态和动态的结合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时间上跨越30～50年，即从2000年→2010年→2050年。所以，我们说小康社会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三）目标内涵全面论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是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它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比如，经济、科技、教育、文化、道德、精神、安全和环境，等等。小康社会追求的目标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相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协调，以达到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小康社会目标内涵全面性表现在：它既包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人口素质的提高，又包括公益事业的发展；既包括生活环境的改善，又包括社会安全与社会秩序的良好。根据小康目标全面性要求，制定和运用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来衡量国家或城市、农村和地区是否达到小康目标，而这套指标体系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特征。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指标课题组，从国情出发，并参照国际社会指标体系，对贫困、温饱、小康、宽裕、富裕等5个层次的不同特征进行比较详细的描述，科学制定了全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由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分配结构、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等6个方面、60项具体指标组成。还从城市、农村的不同条件和特点出发，分别制定了全国城市和农村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城市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和农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尽管其具体指标项目有多少不同，每项指标量化标准有高低不同，然而，它都分别全面地反映城市和农村的小康内涵和特征。
（四）社会成员共富论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1985年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我们所说的小康是指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富裕的小康，而不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两极分化。正如早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元美元，如果达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新加坡、香港都是三千多。我们达到那样的水平不容易，因为地广人多，条件很不一样。但是应该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9页）然而，我们说的共同富裕决不等于同步富裕，而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决定小康的共富性，同时，共同富裕是逐步实现的。这与历史上存在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所谓小康，不仅小康标准或水平有很大不同，而且小康内涵有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实现小康是以人为中心，以户为基础，要求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较丰富，然而却被少数剥削者所占有，广大劳动者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境地，即使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收入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也不低，可是它的剥削和两极分化的本质是改变不了的。
二、实现小康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指引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城市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现代化程度较高，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比较效益较高，科学、教育、文化占绝对优势，市场配置资源功能较强，国家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入较大，而城市人口比农村相对少得多。所以，城市小康目标的实现，有利条件较多，困难少得多。与城市相比较，中国农村情况却有很大不同。据1990年统计，农村人口8 。3亿，占全国总人口11 。3亿的73 。5%；每个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为1250 。06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686 。31元；农村恩格尔系数为65 。1%。农村人口占全国的大多数，决定了实现小康的重点在农村，农村经济的落后与薄弱，则决定了实现小康的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广大农村实现小康，成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最重要课题，在“三步走”战略中占有关键地位。
与城市相比，农村实现小康，制约因素较多，难度较大，然而，只要目标明确，路子走对，农村小康目标是依然可以实现的。根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近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基本情况》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分析表明，在全国农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基础上，低收入人口比重下降，高收入人口比重上升。1994年与1990年相比，农民年人均收入仍处于贫困线（3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所占比重由8 .6%下降为2 .4%；基本解决温饱尚不稳定（300～500元）的农户所占比重由26 .4%下降为7 .5%；稳定解决温饱和较宽裕（500～1000元）的农户由38 .3%略降为37 .2%；基本达到和超过小康标准（1100元）的农户则由17 .8%上升为52 .9%。浙江农村奔小康的实践更加证明这点。到1995年，浙江农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966元，按1990年的不变价计算为1574元，接近1600元的小康考核目标值。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其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百户农民电视机拥有量高达99 .3台，比1990年增长47 .1%。农村人均生活用房面积达34 .14平方米，其中砖混结构住房已占至89 .3%。服务性消费支出人均高达298 .22元，比1990年增长3倍多。对照浙江农村小康考核标准，1995年全省农村综合得分为93 .6分。到1996年，全省50个县基本实现了小康。这标志着浙江农村多数地区提前达到小康的目标和要求，浙江农村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开始进入小康层次。
浙江农村奔小康成功的关键在于“抓住机遇，争得较快增长速度”。1979—1995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 .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 .8%，增长速度在全国名列前茅，浙江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小康之路。其主要特点是：
一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浙江农村工业产值从1985年216 。7亿元到1995年达到7004 。71亿元，年均增长41 .56%，占农村社会总产值80%以上；农村经济总收入，1995年6032 .37亿元，其中乡镇企业收入3804 .44亿元，占总收入63 。06%。全年发放工资43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7%，职工年人均收入达到5643元，乡镇企业用于支农、补农、建农资金超过10亿元。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重要经济增长点和快速发展的主要源泉。农村工业发展带来的巨大收益，大大地增强了农村经济实力，不仅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有了现实可能，而且为全面振兴农村经济和加快发展农村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从而为农村提前进入小康创造了决定性的物质基础。
二是大力培育农村市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10大专业市场开始，到1995年全省发展各类商品市场共有4349个，年成交总额达2165亿元，其中专业市场有3502个（分布在农村的2627个，占75 .01%），成交总额1927亿元。在专业市场中，年成交额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上和10亿元以上的市场分别为271个、52个和30个，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995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达150亿元，名列全国第一；绍兴中国轻纺城和路桥日用品商城年成交额分别达120 .8亿和97亿元，名列全国第二和第三。初步形成了以全国性大型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区域性专业市场为骨干、大中小专业市场相结合，配套服务完善、多层次、多功能、开放式的市场网络。农村市场体系的形成，成为农村经济商品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强大推动力，对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其他各项公益事业发展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快了浙江农村小康的进程。
三是大力提高农业集约化和产业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农业以改革为动力，加快了从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向商品经济的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抓住了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性机遇，积极进行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使肉、禽、蛋、水产、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品的产量和品种质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农业生产中，农、林、牧、渔业比例发生较大变化，农作物种植业产值从1978年的77 .4%下降到1995年的54 。1%，而林业、牧业、渔业的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3%、14%和5 .3%上升到1995年的5 .6%、18 .5%和21.8%。在种植业商品产值中，蔬菜瓜类、茶桑果和其他农产品商品产值分别从1985年的4 .64亿元、7 .61亿元和13 .68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40 。05亿元、35 .41亿元和62 .06亿元，分别增长7 .63倍、3 .65倍和3 .54倍。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专业户、家庭农场和股份合作农场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集约经营。这种经营实体，以市场为导向，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农户，一头连着国内外市场，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农民的产业组织形式，使农民与市场建立起比较稳定的联系，增强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农业集约化和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大大增加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民的收入，加快农村奔小康的进程。
四是大力构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浙江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壮大公有制经济的同时，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各地实际出发，凡是市场需要，凡是适宜于个体私营生产经营的产业和产品，只要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就放手让个体私营去搞。什么地方、什么产业和行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有优势，需要发展多少，都要从实际出发，积极鼓励发展。经济不发达和经济较发达地区都要鼓励和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之成为当地经济的新增长点。1995年末与1990年末相比，全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由100 .4万户和1 。15万户增加到154 .3万户和7 .2万户，分别增长53.7%和5 .26倍；从业人员由171 .57万人增加到359 .45万人，增长1 .1倍；创工业产值1732 .6亿元，比1990年增长20 .3倍，占全省工业总产值8207 .86亿元的21 .1%。“八五”期间，全省创办了各类个体私营工业小区69个，入区户数5000户，投资12亿元，涌现了个体私营经济产值超亿元的专业村77个。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经历了一个由沿海地带和较发达城镇向内陆地区和交通不发达的偏远区域发展的过程，在行业结构上经历了一个由结构简单、素质低下到结构趋向合理、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最初集中在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小商品零售业、饮食业和修理服务业发展到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大宗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批发上，从主要集中在流通业和服务业发展到大力发展工业以及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其比重直线上升。同时，企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并且已开始涉及高新技术领域，走向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前的个体私营经济没有延续或继承的关系。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部重新生长形成的一种经济成分，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在实践中，采取“市场分工型”、“加工扩散型”、“加工订货型”和“产业转移型”等多种形式，逐步建立公有制经济与个体私营经济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快速、稳定和健康发展，对振兴和繁荣农村经济，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之成为实现农村小康目标的一个积极因素。
三、农村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条件与途径
（一）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全面振兴
农村居民较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宽裕的物质生活，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首要因素，因此，经济发展是实现小康的最核心内容。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农村经济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主体化、多元化、全方位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农村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为农村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创造物质基础。
首先，要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坚持稳固和强化农业基础，提高农业产出率和比较效益，这是农村实现小康的出发点和基础条件。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有效产业组织形式，是农村经济走向市场化、专业化的最佳载体，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
其次，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使之成为农村奔小康的支柱产业。乡镇企业经过改革开放18年的大发展，目前乡镇企业正当第二次跨越的转折之时，既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要善于抓住机遇，敢于迎接挑战，积极推进两个根本转变，全面提高乡镇企业素质，上质量、上档次、上水平，切实改变规模小、层次低、布局散的弱点。为此，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提高的关系。发展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的一项伟大实践，乡镇企业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因此，乡镇企业一定要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农村小康目标就很难实现。但这个速度，必须是在提高运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素质的前提下实实在在的速度。不能一讲速度，就盲目攀比产值的增长，而忽视质量和效益。发展乡镇企业，一定要坚持以效益为中心，真正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改革是乡镇企业发展和提高的“总动力”，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尊重群众的实践、创造和选择，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不断完善、创新、发展经营机制，充分调动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企业的生机和活力。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提高的关系，以改革为动力，在大提高中求得新发展，这是农村顺利实现小康目标的基本条件和主要途径。
其三，要加强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之成为实现农村小康目标的重要推动力。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更多地吸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商品化、专业化、市场化。一方面为促进农村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托和条件；另一方面为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保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良好发展状态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资源、人口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合理利用资源，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不仅要控制人口增长，更要着力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合理和科学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实践证明，只有经济、资源、人口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农村小康的必要条件，而且更是由小康向宽裕和富裕过渡的基本保障。反之，如果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或是资源不能永续利用，或是人口增长失控和人口素质停留在低水平，或是生态环境恶化，必将导致农村经济大起大落，以致造成经济衰退。这样不仅农村小康目标难以实现，更谈不上向宽裕和富裕过渡，甚至连已达到的温饱水平或小康水平也会出现逆转。要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努力提高农村经济现代化水平。
（三）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实现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
农村小康的指标体系，不仅明确了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所应达到的水平，而且对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农村奔小康，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紧紧围绕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物质生活比较丰裕，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居住环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这才是广大农民真正祈望的小康。
（四）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实现小康目标的组织保证
为什么有的县、乡、村能提前进入小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客观等因素外，其关键因素是有一个致富带头人，有一个带领群众奔小康的好班子。实践经验证明，尤其要加强村和乡基层党组织建设，选配好基层领导班子，村和乡是农村奔小康的第一线和基本单位。凡是基层领导班子好，尤其是有一个好的致富带头人，就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全面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奔小康的进程；反之，即使资源丰富，区位优越，社会发展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当然，加强县级领导班子建设也极为重要，农村奔小康需要从县域范围，加强全面规划，明确重点，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加快全县奔小康的步伐。因此，在全县奔小康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好城镇和农村、经济发达乡村和经济不发达乡村、先富和后富、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等关系，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好宏观政策选择和微观发展选择的有机结合，等等。从全县范围加快实现小康目标的进程，这在全国或全省如期实现农村小康目标中是极为重要的。
（此文系1996年12月在桐乡市召开的浙江省当代史学会“新时期浙江农村奔小康”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刊于《当代浙江研究》第1辑，1997年12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