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二大，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性胜利，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历史的经验表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注意和借鉴外国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的编辑出版（以下简称《文稿》），对于我们顺利完成所肩负的伟大任务有着十分重要意义。这本《文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坚持实事求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重要文献。学习这本《文稿》，对加深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加深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指导思想和一套方针政策；对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树立整体思想，坚持经济体制上的大集中、小分散，把集中与分散正确地结合起来
经济体制上的大集中、小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这是《文稿》中反复提出、突出阐明的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我国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的概括，也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管理，既不能没有集中，也不能没有分散，必须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要求。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环境要求，侧重点有时会有所不同，但任何时候要使经济体制能够卓有成效地运转，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回顾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扭转战争破坏、物价飞涨、生产停顿的险恶局面，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原因固然很多，但从经济管理角度看，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正确运用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改变过去革命战争环境下形成的财政经济基本上分散的状态，实行了财政经济的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在当时条件下，得到了正常的有效的运转。
《文稿》中多次强调集中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指出：“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的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文稿》，第61页。以下凡仅注明页码的均见该书）“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少；由于不统一，困难大，为害亦大。”并指出：“管理上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第49、61页）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实行财政统一，要求集中，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要求集中，为了将有限的物力、财力用之于建设的主要方面，投放在能够使经济起重大变化的方面，也需要集中。这在当时情况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环境虽然有所不同，集中统一管理经济也仍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需要集中，为了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需要集中；为了使短期计划和长远计划有机地衔接起来，需要集中。就是说，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集中。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开集中，也就没有全面的计划，没有真正的计划经济，没有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经济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众多的经济部门，不同的经济区域，繁多的经济细胞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个经济体系，既是人、财、物的统一，又要有目的与效果的一致。因而，责与权不能完全分离，局部与整体不能截然分开。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既穷又大的国家，更是如此。《文稿》在强调集中统一的同时，也极为注意要有必要的分散。“应在一定范围内给地方以灵活调动的权力。中国这么大，地方情况那么复杂，不可能统得太死，也不应该统得太死。”（第187－188页）“这样做既无害于全局，又有利于地方。”（第120页）统得太多、太死，其结果：一是损害地方、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二是无法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便宜处置；三是经济管理体制缺少必要的活力，最终又会使集中成为难以实现的空目标。
长期来，我们在统一与自由、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常常是偏来偏去，不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就是削弱集中统一，搞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主要的倾向是集中统一过多、过死，地方和企业缺少一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体制改革，给地方和企业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把责、权、利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践证明，这个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的。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具体办法有缺陷，实际工作没有跟上，在有些方面出现了分散多了的现象。例如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较低，归中央支配的比例更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中央直接掌握和支配的比较少；主要物资的分配上，中央直接掌握的比较少。这样，不能保证国家必不可少的开支，不能保证重点建设和重点技术改造。因此，要树立整体观念，实行“全国一盘棋”，适当加强集中统一，使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顺利实现。但这并不是走老路，把什么都统起来，搞得死死的，使地方、企业没有一点自主权。在强调适当集中的过程中，应照顾地方、企业的合理需要，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办一些不宜由国家举办的事情。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把大集中变成大分散不行，把小分散变成不分散同样不行，因集中带来一些问题否定集中，因分散带来一些问题取消分散，都不是辩证法。正确处理好全局和局部、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把发挥地方、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中央的集中统一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大计划与小自由结合起来
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大计划与小自由结合起来，这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就提出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的政策，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进出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而这三个方面的平衡，又是计划经济中按比例的基本内容。陈云同志在关于“一五”计划的几点说明中，强调如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做好计划工作，指出“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强调“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第221、228页）。从“一五”计划头一年开始，对粮食以及棉花、纱布、食油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即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分配的办法，这是在农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必要措施。陈云同志还反复强调，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稿》中多次指出不仅工业要有计划，商业要有计划，农业要有计划，而且要有统筹安排的“全面的计划”、“全社会的计划”，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从而避免历来的私有制社会在社会范围内的生产不合理和巨大浪费。就像《文稿》引用并加以肯定的那样：“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第301页）
《文稿》在强调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又非常注意社会主义经济还必须有计划指导下的“自由生产”、“自由选购。”“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重要物资如粮食、布匹，还要统购，实行计划分配。有些供不应求的热销货，也要实行计划分配。其余的可以自由选购”。“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第303页）。“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1页）
陈云同志不仅对计划经济和计划指导下的自由生产、自由选购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讲得很清楚的。比如在1956年党的八大发言中就曾指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文稿选编》，第12—13页）这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非平起平坐，也不是计划为辅，而是计划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为辅，是大计划，小自由。
今年春节，陈云同志邀请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座谈了加强计划经济工作的问题，明确提出我们国家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所有这些，虽然在提法上有所不同，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计划经济，不能没有这个主体部分，这是前后一致的。同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市场调节，必须有这个辅助部分，也是始终一贯的。这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和对待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正确进行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事实证明，30多年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凡是坚定地贯彻了这一原则的时候，经济就搞得比较活，效益比较好，发展也比较快，反之，经济发展就不那么理想。我们经济工作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和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存在着多层次，与其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也存在着多层次，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因而市场调节也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历史经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各自范围，并且处理好它们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正确认识和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有几个问题必须明确：首先，不能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商品经济的对立面是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是对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否定，但并不是对商品经济的否定；计划经济可以在产品经济的条件下存在，也可以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存在，加强计划经济，不是限制更不是取消商品经济，相反，是为了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促进生产社会化。国家在制订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否则，要加强计划经济也是不可思议的。其次，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主辅地位不能颠倒。我们既不能因为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就认为只要有这个“为主”，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从而否定“为辅”的必要性，取消、限制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辅助，就片面强调这个“为辅”，把“为辅”上升到不适当的地位，离开计划指导去讲市场调节，从而削弱计划经济为主的地位和作用。这就需要全面理解这个方针，并在全面贯彻这个方针中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最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计划需要有权威性，但权威性只能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计划。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也是改进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目前强调计划经济，并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否认市场调节辅助作用的老路上去，也不是说，无需改进计划工作，提高计划的科学性。
三、坚持经营方式的有统有分，把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结合起来
《文稿》针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要克服从片面观点出发，盲目地合并，盲目地集中经营的倾向，指出：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指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2 页）“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第283页）。这是适合我国生产力状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创造。经营方式的多样性是由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工艺过程和劳动产品等方面的特点决定的，应该从生产力的状况出发，宜集中的集中，宜分散的分散。一般说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要有集中生产、集体经营，这并不难，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除了集中生产、集中经营之外，还要有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要承认个体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可就更难了。但是，事实又不能不如此。肯定这个客观必然性，这在当时来说需要有实事求是的勇气，今天也仍然要这样。
造成盲目集中，不注意分散经营的原因，一方面是从管理工作方便出发；另一方面则是把集中看成“高级”，把分散视为“低级”。《文稿》多处批评这种观点，指出，管理工作方便了，群众不方便，集中是高级了，但半天找不到修理的地方，“例如北京脚踏车很多，解放初十八万辆，现在有四五十万辆，那时修理脚踏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可以就地修理，很方便。后来认为一家一家干是低级的，合起来才是高级的，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找半天才能找到修理的地方，老百姓很不方便”（第274页）。陈云同志还说：“比如我家对门的一个小铺子，只能站两个顾客，但是他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是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十二点敲门也卖东西。？ ？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就有一种危险，即馄饨皮子就不是那么薄，而是厚的了，肉不是鲜的，而是臭的了。所以要长期保留这种单独经营的方式。把他们搞掉了，对人民对国家都是不利的。我们是要改组工商业的，但并不是每个小厂统统需要改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调整。如果轻率地并厂并店，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文稿》，第271－272页）“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小工厂统统并成大工厂，那就不能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6页）。实践证明，离开了生产的发展，群众需要的满足，来抽象地谈论高级与低级，那是毫无意义的，是没有客观准绳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和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只是经营方式的问题。作为经营方式，它是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包括生产规模、劳动组织形式、经营方法和管理形式等，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既存在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也存在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经营上的集中与分散并不是所有制性质不同的标志。即使是个体经济性质的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只是处于“为辅”的位置上，而且也还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法律的制约。
当然，分散生产、分散经营，难免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结合起来，加强对分散经营的计划指导，加强工商行政管理，运用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鼓励其对国家、对生产、对人民需要的积极的方面，限制其消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有利无弊的事是没有的，怕乱而取消分散生产、分散经营，那就只能是因噎废食了。
四、讲求经济效益，实行经济核算制，把增产与节约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讲求经济效益，是陈云同志考虑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加强经济核算，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把发展生产与厉行节约结合起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8－219页）马克思还曾以肯定的语气引用李嘉图的话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81页）
陈云同志在《文稿》中，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一再强调要讲求经济效益，实行经济核算制，反对供给制思想，反对浪费。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之不易，节约和合理使用资金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一环。陈云同志说，我们“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账，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又说：“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第119页）“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第62页）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内部积累资金。合理地利用资金，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
如何提高经济效益，陈云同志还提出一系列重要意见。比如，搞经济建设要有战略眼光，“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第302 －303页），研究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办工厂、上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不能只凭热情和愿望，在动工以前，必须有切实的设计和必要的施工计划，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做买卖要按经济原则来组织好商品流向，不能按照行政系统搞商品旅行，要进行经济结构的改组，使社会所需要而生产不足的行业得到发展，对社会不需要或需要较少而生产能力有多余的行业加以控制，以至淘汰某些工厂，还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克服货不对路的现象，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适合社会和人民需要的商品。
长期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经济建设中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破坏，以及其他的客观原因，所以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了历史经验，逐步确定了一条以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和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在思想上、工作上开始“五个转变”；从重点抓产值、产量，转向注意抓产品质量、品种、消耗、成本；从主要抓增产增收，转向既抓增产增收又注意抓节支增收；从主要抓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注意抓内涵扩大再生产；从不太重视科学技术作用，转向注意抓科学技术工作；从只抓生产管理，转向生产、经营一齐抓。目前正在进行的企业整顿工作，也是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所有的经济工作中，确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
五、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陈云同志根据党的这个政策深刻阐明了如何同民族资产阶级打交道的问题。陈云同志说：“和资本家混在一起，把自己的立场搞掉了，腐化了，是不对的；不和资本家来往，放弃对资本家的改造和教育，也是不对的。要有来往，又不腐化。”（第268页）“和资本家离得远远的，采取‘隔离’办法来避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行不行？不行。资产阶级思想是客观存在，即使所有制改变了，还会长期存在。同资本家相处，当然要提高警惕，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是随时可以影响我们的，但不必害怕，害怕是没有用处的。”（第307页）过去我们同民族资本家实行又联合又斗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现在看来，这些事情好像都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些经验，这些原则、策略、方针和政策，仍然给予我们很大教益。它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党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所采取的“两手”方针：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我们既不能把别国的一切好东西拒之于千里之外，实行闭关锁国的老办法，又不能不把精华与糟粕不加分析，统统拿来；既不能因为有各种犯罪活动，而否定现行的各种有效的正确的政策，又不能无视严重的犯罪活动及其后果，不加以打击。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要敢于同港澳资本家，同国际资本打交道、做生意，引进资金和技术，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自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我们就可以广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肯定会大步前进，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会更加完善和巩固。
总之，认真地学习《陈云文稿选编》，深入地领会陈云同志的经济观点和思想方法，并且运用这些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今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将会使我们在探索中国式的经济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效；将会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
（此文刊于1982年10月《浙江学刊》第4期，与李荫森、方民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