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应摆到党的议事日程上
现在，为什么提出要对毛泽东同志进行评价？一是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们党如果不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是会很被动的。二是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离不开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中国革命这一伟大胜利和成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正确密切不可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当然，最大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同时也应承认这也同毛泽东某些错误的指导失策很难分开，其中很多事想切割也切割不开。三是现在进入了新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群众关心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善生活。人们很自然要对指导思想考察一番，思考一番。这是群众的权利，也是有觉悟的表现。背靠马列，面向实际。背靠马列，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思想，应当是牢固的可靠的。怎样才能更好地面向实际？而只有面向实际，用实践标准，才能检验出背靠的东西究竟可靠不可靠。所以群众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要求作出科学的评价，这既是长期实践经验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的实践任务的迫切要求。四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遇到一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篡改、歪曲，造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威信，在群众中确实降低了。这是令人痛心的，但却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其造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林彪、“四人帮”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把它弄得面目全非，这是一个原因，所以要进一步深入揭批林彪和“四人帮”，肃清流毒。但是造成这种情况，也是同毛泽东同志本人的一些偏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轨道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理论，是他们提出的、拼凑的；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则是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失策和对马列主义的偏离，加以夸大，引向绝对化的。所谓“继续革命理论”就是一例。这个“理论”的要点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相当部分也是符合毛泽东的一些想法的，是得到毛泽东同志认可的。林彪、“四人帮”把这些系统化起来，制造出一套荒谬的“理论”，来为他们的阴谋篡党夺权服务。我们经常说，“四人帮”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这中间就包括了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的东西说成是对的，把一时的东西说成是永恒的。所以，只有对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作出正确评价，坚定地坚持其正确的，彻底纠正其错误的，才能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错误，弄清其流毒，才能打掉“两个凡是”手中的“王牌”。
我们整天说要冲破禁区，现在很大的禁区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要不要坚决纠正，彻底抛弃。整天喊冲破禁区，可是当遇到这个问题，往往是绕开走，这是不行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现在进一步深入了。就是说，不仅要拨林彪、“四人帮”之乱，而且也要纠正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而引起的混乱。拨乱反正，就是要把一切混乱的、错误的，加以澄清，加以纠正。正本清源，我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原原本本讲出来，揭露林彪、“四人帮”怎样篡改、歪曲和伪造。这样做是很必要的，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做，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看，“本”并不是本本，“源”并不是理论本身。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的“源”和“本”是实践。所以正“本”清“源”，就是要用实践来检验一切，要把一切不符合客观实践、客观规律的东西，包括毛泽东的一些观点、指示加以清理。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才能把它的普遍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才能恢复毛泽东思想声誉。
二、怎样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及其思想
总的评价，大家是共同的。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不可磨灭，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体系是科学的，但毛泽东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某些思想、观点或原理也有错误。具体评价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认为，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应充分肯定，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对毛泽东的思想、著作、指示要作具体分析，某些结论、观点、指示有错误。这可以分四类：一类是普遍真理，这是基本的，我们背靠马列就靠这个。当然要同革命实践结合，不断丰富、发展和补充。二类是具体真理，这种具体真理有的管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则短一些，如路线问题，各个革命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路线。又如某些原理、指示在当时特定条件下是对的，条件变化了就不对了。三类是某些不准确甚至错误东西。如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等，这要纠正。四类是有些是预见或者没有预见到的东西，如对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共产主义如何实现等，有很多问题，历史局限没有说过做过。
第二种认为，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应肯定，但从1957年以后从理论上、思想上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开始走上“左”的错误道路，以致形成了一条“左”倾的路线。把毛泽东同志说成是犯“左”倾路线的错误，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我们的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我们党的胜利和失败，都是同毛泽东的领导分不开的。我们党从建立到1957年为止的头30多年，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正确取得的。我们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几次失败，是由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我们党在1957年以后20年的挫折和失败，首先应说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错误造成的。1957年以后20年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如果我们客观地面对历史事实，这个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
1957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势是很好的，是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这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正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和实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项正确方针的结果。当时虽然有极少数个别的人走向反面，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面临任何现实的威胁和危险。否则为什么只要《人民日报》在6月8日发表一篇社论，各种议论就完全平息了呢？即使说，少数个别人发表了错误言论，把他们提出的问题，辩论清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给47万以上的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还有许多人被划为中右，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现在还有充分的论据证明，这些所谓右派，只有极少数人是真正的右派，绝大多数都不是右派，事实上，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主张“双百”方针，主张在党内党外实行充分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真正左派，即先进分子，是我们民族一部分生机勃勃的力量。他们的冤案错案直到20年后的现在才得到纠正。更严重的是，反右派扩大化的结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就随即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鸦雀无声的沉闷空气。应实事求是地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根本上是搞错误了的。这是我们党走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道路的开始。
1958年的大跃进，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的重大错误。同年年底，毛泽东同志开始发现这是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1958年底到1959年初开了两次纠“左”的郑州会议。1959年七八月间又召开了庐山会议。毛泽东同志召开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继续贯彻纠“左”的方针。彭德怀同志提出的意见书，不但是合乎组织手续的，所提出的意见，也是正确的，是符合会议的纠“左”方针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却误认为，这是反他的。于是立即从反“左”变为反右，接着又在全党扩大反右倾。反右的结果越反越“左”，主要是由于主观指导的错误，而主要不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的封锁，造成了历史空前的大饥饿。
周恩来同志是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空想的冒进倾向的。他在1956年初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经济建设方针（其中“又省”二字是李富春同志加的），他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还提出了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亲密关系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正确政治方针。他并且正确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个政治方针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新的历史情况的，是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方针相对应的。陈云同志公开表示不赞成没有可靠的根据的所谓“大跃进”。虽然后来毛泽东同志一度说过，真理是掌握在陈云同志一个人手里，但是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的正确意见，基本上是不被接纳，并且是受到压制的。与此相反，林彪乘反彭德怀同志机会制造现代迷信，大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却把当时危害国计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0年，当我国国民经济遭到空前危机的时候，又是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终于成功地实现了遭到大跃进的严重破坏的经济的三年恢复。
国民经济刚刚恢复，1964、1965年又大规模地搞“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全国有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四清”运动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等等，又走上“左”的错误道路。但这种“左”的错误来源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采取错误的指导方针。
1966年，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很好，但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据斯诺介绍毛泽东同志1970年12月间同他的谈话说，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1月时就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以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甚至不惜摧毁整个党的起因。姑且不说刘少奇是否犯有错误，甚至即使可能是严重的错误，但是还是党内的问题。即使要打倒刘少奇，或者撤销他的第二把手的职务，这在当时对于毛泽东同志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粉碎高岗反党集团，不就是并没有造成任何重大的政治震荡就解决了问题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从反修防修的目的出发的。就是说，主观动机还是好的。但也仅此而已。可是，那种抛开党的领导，号召广大群众起来“造反”，全面地、系统地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阴暗面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运动，是“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点，“左”得不能再“左”了。事实上，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能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更不能解决真正的文化革命问题。相反这种做法只能被林彪、“四人帮”等野心家所利用，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打倒一切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全面内战，极大地摧残了我们党，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打击了民族的精华和有生力量，最后是又一次地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竭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团结，竭力保护党的老干部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以后，他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这三大政策，整顿了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和支离破碎的国民经济。周恩来同志克服了“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为名的对他的百般诽谤和恶毒攻击后，他虽然身患重疾，生命垂危，仍然在邓小平同志的协助下，重新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国家的正确政治路线，使我国仍在重重的苦难中看清了自己的无限光明的前途。陈云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就会简直不堪设想，这就是全国人民所以每逢1月8日都要深切怀念周恩来同志的原因。这种人民的悼念，是任何人都禁止不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的错误缺点，只占次要的地位。
第三种认为，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是百分之百正确，凡是毛泽东说过做过的一律不能动。这显然是错误的。
最后，关于20年间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分清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更坚定地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此文系1980年8月在宣传系统干部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