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周敦颐诞生在湖南道州营道县营乐里楼田村（今湖南道县），字茂叔，号濂溪。大学者陈傅良先生说：“名节自范文正公，议论文章自欧阳子，道学自周子。”范文正公即写下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的大文学家范仲淹，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传颂千古；欧阳子即“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其文其论，皆成后学者的范本；周子亦即周敦颐，他著《太极图说》、《通书》，成为宋明理学的开篇。周子由解《易》入手，究天问地，探天地之根、万物之理、社会人间何以立的根本原理，为儒学在宋代中兴，并进而发展为新儒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而其学成为道学之源，并最终汇成宋明理学之洪流，影响了中国思想史七百年的基本走向，清康熙帝称之为“有宋理学之宗祖”。政治人生：“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大儒朱熹有言曰：“濂溪在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怀洒落，有仙风道骨，无有知其学者。”《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9年版。可见周子在时，人们知其政治的才能与业绩，也知其人品高尚，志向远大，但却不知其学问之广之深；而今日，人们似乎是知其学亦知其人品，而对其政治方面的卓越贡献却知之甚少。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官场、朝廷皆热闹非凡，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成者王侯败则寇。高官显贵们竞相争权夺利，不管天下百姓的死活。
政治能够把人之私欲挑激到最高，也能把人的才能发挥至最大，千百年来，“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周敦颐与历史上无数的在官场中滚来滚去者相较有何高明之处呢？根本而言，周敦颐是以其“济众为怀”之人生理念为从政之基，把人生的事业置于政治与权力之上，故而他能不做“政客”，不做“权力狂”，不做昏庸之官，也不做碌碌无为之官，而做一个清官，一个有为之官，一个有卓越政治智慧之官，同时还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了一个不以官位是求是念的高洁之士的品格。儒学本就有一源远流长的人生之路的范式，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周敦颐可谓是这条人生之路实践者的典范。濂溪先生虽然以道学宗主显扬于后世，彪炳于史册，但他在其人生过程中，创出的政绩亦十分显赫，他一生仕宦三十多年，历十余州县，并最终卜老庐山之麓。清张伯行叹道：“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周濂溪先生全集序》，《周敦颐全书》，周文英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下不注明皆出自该书。“出”谓周子入世为官，处理政事精明强干，业绩惊人；“处”则言其平时为人心怀坦荡，操守慎严，人品极高。周敦颐在政治人生上的突出之处约有三：第一，政绩显著，尤其表现在他“断案如神”上。史载，濂溪先生15岁丧父，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将他和母亲接回开封居住。他读书刻苦，为人淳厚诚实，20岁即“行谊早闻于时”，舅舅深为赞许，以至在获得封荫子侄的机会时，不荐自己的儿子为官，直接举荐周敦颐入仕。仁宗康定元年（1040），周敦颐服完母孝，由吏部调洪州分宁县任主簿。洪州分宁即今之江西省修水县。当年濂溪先生一至分宁，即惊绝父老乡亲：有一犯人关押多时，因案情复杂，牵涉甚广，久审不决，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周敦颐以25岁初任主簿，只一次审讯便将案情弄得水落石出，轰动一时。
宋度正撰《周敦颐年谱》载：“时有狱久不决，先生一讯立辨。邑人惊诧曰：‘老吏不如也’。由是士大夫交口称之”。可见，濂溪先生办案果断明快，年纪轻轻却识见过人。至和元年（1054），周敦颐以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即现今江西省的省会南昌。濂溪先生一入南昌，颇似当年初仕分宁即轰动官府民间一样，也引起全城的震动：“南昌人见先生来，喜曰：‘是初仕分宁即能辨狱者，吾属得所诉矣。’于是更相告戒，莫违教命，不惟以得罪为忧，又以污善正为耻。”《周敦颐年谱》。再次显现出周敦颐“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办案风格的威力。第二，有卓越的政治品格与智慧。庆历五年（1045）周敦颐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据史书记载，濂溪先生一上任，又在审案上一鸣惊人：“南安狱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素苛，欲峻治之。众莫敢抗，先生独力争，不听，乃置手版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周敦颐年谱》。王逵一下愣住了，渐渐地也有了一丝悔意。回头再仔细审阅案情，感到自己是有错，于是，从宽处理了该囚犯，并且向朝廷鼎力举荐周敦颐，不及一年，濂溪先生便因此升任湖南郴州县令。周子不顾“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实，据理力争，乃至以弃官而去为“杀手锏”，真正让人感觉到他政治品格的高尚。庆历六年（1046），周敦颐离开南安，升任湖南郴州县令。一至该地，便发现学校毁损严重，“首修学校以教人”，并亲撰《修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周子的第一把火便是修缮学校，改善教学条件，使子弟入学有良好的环境。他的上司知州李初平是武官出身，对周敦颐平日刻苦攻读圣贤之书，努力于地方的办学事业非常赞赏，也深为自己的学业不修而忧虑，问周子：“我想读书，求教于您，不知行否？”周敦颐直告曰：“您的年纪大了，恐怕很难。不过，我可以专门讲给您听。”后来，周敦颐公务再忙，也要抽出时间为李初平讲学，持之以恒一年余，李知州竟然颇有收获。周子深知政治的基础是教育，人的素质决定一切。
所以，他每至一地为官，皆重视当地的教育事业，这也是其政治智慧的表现。熙宁三年（1070），周敦颐已54岁了，在宰相吕公著的极力举荐下，以虞部郎中任广南路提点刑狱，达到一生中仕途的顶点。一次他巡按到端州，发现知州杜谘利用职权，滥采著名的“端州石砚”，上行下效，众官与民争利，百姓怨声载道。周敦颐本可上本参劾杜谘，但因牵涉太广，便采取了一个迂回的计谋：上报朝廷，由朝廷正式下禁令：“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过二枚。”为端州的地方官只可取端砚两枚，自然不能参与社会上的开采了，禁令一出，“贪风顿息”，民众欢呼雀跃，濂溪先生卓越的政治智慧由此也可略见一斑了。治平二年（1065），周敦颐知永州，写下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拙赋》：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在多巧也，喜而赋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人皆取巧，而周子独取“拙”。平日里拱默不语，逍遥飘逸，醉心于山水，无取于民，无劳于百姓，这正是周子超群之政治品格的表现，而且不失为治理政事的好办法，表现了周敦颐卓越的政治智慧。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道家倡导的无为而治之政治哲学的影响。第三，清正廉洁，人格感人。濂溪先生在知洪州南昌县的任上，殚精竭虑，日夜操劳，终至大病一场，甚而假死过去。好友潘兴嗣赶来为他料理后事，检点家产，衣服杂物全部叠起来不足一箱，而“钱不满百”。天不绝夫子，地不绝斯文，濂溪先生昏死一日一夜后，又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他此时为官已十余年，何以贫苦至此等境地？朱熹撰《周敦颐事状》云：“自少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奉己甚约。俸禄尽以周宗族，奉宾友，家或无百钱之储。
”有人说他是为取好名声故而如此，周子毫不在意，“处之裕如也。”嘉祐元年（1056），周敦颐离开南昌，以太子中舍签书衔任合州（今四川合川县）代理通判官。其间，他的顶头上司、号称“铁面御史”的赵清献听信谗言，以为周敦颐很坏，待他“甚威”，可周敦颐“处之超然”。在这四年期间，周敦颐敢于任事，人心悦服：
凡事不经先生之手，官吏们不敢实施；即使强行下传，百姓也不听从。这不仅说明周敦颐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而且其人品也感化了许多人。所以，在嘉祐五年（1060），周敦颐以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时，与曾敌视他的赵清献再次相逢，不过，赵氏经过这么些年，对周敦颐的人品学品皆有了深入地了解，执其手而叹曰：“几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并向朝廷大力举荐。后来，俩人成了莫逆之交。周敦颐在提点广南东路刑狱的一年之中，行程遍及各地，“尽心职事”，一者解民间冤屈之事，一者监督各级官吏。他不辞辛劳，不避瘴疠，虽“荒涯绝岛”，一如往之。这年夏天，周敦颐病倒了，恰在此时，又听说母亲的墓被水冲击，于是，他上书乞知南康军。史载嘉祐六年（1061），周敦颐以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由开封出发，经江西九江，“爱庐山之胜”，欣然购地筑书堂于一溪河之上，“先生濯缨而乐之，遂寓名以濂，与其友潘兴嗣订异时溪上咏歌之约”。
可见，濂溪先生筑屋于一条溪流之畔，并将其屋取名濂溪书堂，而以家乡之名命屋前之溪，这样，庐山之麓就有了一条濂溪。周子有《濂溪书堂诗》云：“庐山我所爱，买田山之阴。田间有流水，清泚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照沉沉。潺湲来数里，到此始澄深。有龙不可测，岸竹寒森森。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倚梧或欹枕，风月盈冲襟。有时吟复默，酒罢呜幽琴。……”可见，周子向往着一种隐居的生活：或诗书或琴瑟，或溪边踏青，或山前观云，田园山水风光伴一逍遥自得之人。但是，周子在为仕期间虽然有数次路过濂溪书堂小憩一番，但真正隐居还是在书堂建好十一年后的熙宁六年（1072）。这年他知南康军，年底即以多病为由请准予离职，至是结束了他31年的仕宦生活。从周子之政治生涯来看，他有着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办案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他清正廉洁，不结党营私，更不谋取私利。心胸坦荡，为人正直。为后人树立起一座从政的丰碑。所以，蒲宗孟赞周子曰：“孤风远超，寓怀于尘埃之外。”中国古代之儒者，在人生道路上，常有是“仕”还是“隐”的两难选择。从周敦颐之性情而言，他是爱山水自然的人。蒲宗孟说他：“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间。酷爱庐阜，买田其旁，筑室以居，号曰濂溪书堂。”《周敦颐墓碣铭》。但是，他的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又使其暂时地放下出于其内在性情的归隐之念，毅然从政达三十余年。可见，周子不是为政治而政治，不是为谋取权力地位而入官场，他是以“泽于斯民”的人生目的为从政之基，故而在不高的官位上创造出显赫的政治业绩，流传千古，对今人亦不乏启迪意义。人生态度：“孔颜之乐”与“吟风弄月”居中国宋元明清时期思想界之统治地位的理学，可以说是由周敦颐奠基，至河南洛阳程颢程颐二兄弟处成一大气候。这之后，二程传学于福建的杨时，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而朱熹则穷究经史子集，糅合儒释道，由天理而人性，由万物而社会，穷理尽性，格物致知，终于集理学之大成。
作为理学发展史上之关键人物的洛阳二程便亲受学于濂溪先生。孔孟之“圣道”自孟子殁而不闻千余年，到濂溪先生处焕然一明，二程先生接上道统，至朱夫子那里才大白于天下。所以，濂溪先生教二程之事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庆历六年（1046），周敦颐在南安的任上，“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王向假卒南安，视先生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事之。”《周敦颐年谱》。朱熹亦说得很肯定：“洛人程公王向摄通守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也。因与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学焉。”《周敦颐事状》。所以，古之南安府（今江西大余县）是河南二程求学于周子的地方，亦即是周敦颐教洛阳二程“寻孔颜乐处”之地，是濂溪先生之成为“道学之宗”与“理学之祖”的起始点。其时，濂溪先生29岁，程颢15岁，而程颐年仅14岁。年轻的老师周敦颐，带着还是孩子的二程，能教他们什么学问呢？据二程的门人记载：“先生（二程）尝曰：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原来，濂溪先生要二兄弟去寻找古之颜回和孔夫子为何能在艰难困苦中保持恒常的精神愉悦的缘故。一般而言，人之一生必会有艰难困苦之处，穷途末日之时，人生时的痛苦，人亡时悲伤，如影随形一般与人生相伴而行。常人在此境况中，往往受不了，没有欢乐，只有悲伤。这一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会严重地侵蚀掉人们的上进心和责任感，导致生命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皆无法落实，不仅让人之生成为一悲剧性的过程，而且也不会有任何作为。所以，如何在生存的艰难险阻之中，保持人生态度上之“乐”就成为历代儒家学者苦苦思索的大问题，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周子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充满着真知灼见，对儒学贡献巨大。《论语》中记载，颜回身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而孔子为推行自己的治国安民的大道、仁政礼制的方案，常常碰壁，屡遭嘲讽，甚至被追杀围堵。但他却能“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论语·雍也》。，这是为何呢？周敦颐在《通书·颜子》中写道：“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周子解道：颜子独能不爱富贵，关键是把外在富与贵的获取视为“小”，而把精神境界的提升放在人生第一要务，视为最大最高的价值之所在。因此，“小”“大”之比，颜子只会去专心于“大”，去获取“大”，而不在意于“小”的得到与否。而当他实现了这种最高的道德境界之后，便非常满足，此为“心泰”；当然，也就不会在意于富贵贫贱的生存状态了，故而能“乐”。周子更深层的意思还在于：“贫”与“富”、“贵”与“贱”固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实存的状态，但要达至“孔颜之乐”的境界，则必须在心理上、精神中填平二者，达到“处之一”。所以，人们不为身处富与贵之中而傲慢得意，亦不会因为沦入贫与贱之中而悲痛忧伤。因为，真正的“圣贤”只以寻“道”获“道”为志，世俗生活里的富贵贫贱是不入于胸襟的。颜子正因为能把现实中的“不齐”在心理上“化而齐”，故在常人必会忧愁的状态中独能“乐”之，成为道德境界极高的“复圣”。可见，周子所谓“孔颜乐处”，并不是要人乐于“贫”安于“贱”，而是在“贫”与“贱”之中有其“乐”，能得其“乐”。四年之后（皇祐二年庚寅，公元1050），大儒胡瑗考18岁的程颐，出《颜子所好何学论》的题目，程颐几乎毫不思索便提笔作答：“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认为颜子独好“圣人之学”，以求道行道、涵育道德的精神境界为终生所好，所以，平日里的富贵显达不能使其必乐，而贫穷困顿亦不能使其沮丧。“乐”是精神境界之事，与日常生活状态——贫贱富贵——无关。可见，程颐是深得濂溪先生真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