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1528），原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隐居阳明洞，创办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嘉靖七年十一月，王阳明在平定广西田州、思恩之乱后，患恶疾，归途逝于江西南安。湛甘泉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云：“公卒之日，两广、江西之民相与吊于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与语于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相吊于家曰：‘斯文其丧矣！’”《王阳明全集》，第1405页。“哲人”谓其“明”与“智”，堪称世之先知先觉者；“忠良”谓其为国之重臣，能安邦定国；“斯文”者，谓其文学与思想足为一代宗师。三句话可谓是对阳明一生的盖棺之论，也充分揭示出他在道德、功业、思想等方面的巨大贡献。本章不对阳明思想与事迹做全面阐释，而集中探讨其生死智慧与生死践履，并思考它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生死之求：“圣人必可学而至”人生追求主要指人们在其生命过程中，对某种目标的确立与求取。一般而言，人一生有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多个不同阶段，那么其人生追求也相应不断变化。王阳明与世人不同，他终生都追求一个目标，就是“成圣成贤”，这是其“出万死而乐为之者”，故可名之“生死之求”。成化十八年，年仅十岁的王阳明便立志“学圣贤”。“一日，与同学生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先生感其言，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年谱一》，见《王阳明全集》第1221页。相士说他往后能成“圣贤”，对相士而言，也许是一句溢美之词，但却触动了少年王阳明的心灵，决心把成圣成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更为可贵的是，在士子们奔竞于“场屋”、孜孜于功名的大环境下，阳明竟然悟出读书并非为科举，而应该以成圣成贤为“第一等事”。少年阳明竟然有如此高远的人生理想，激励他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为追求成圣成贤而不懈努力。对人生而言，立志高远并非难事，难在终身为之努力奋斗。阳明虽很早就确立成圣成贤的志向，但求取之路却历尽艰辛挫折。青年时代，他曾一度倾心于佛道二教。弘治元年，阳明十七岁，遵父命迎亲于江西。成婚之日，偶然步入南昌铁柱宫，遇一道士趺坐，即行叩拜，初闻道教的养生之说，大悦，“遂相与对坐忘归”。岳丈遣人到处寻觅，次日晨始归。从此，阳明开始迷恋道教的“长生久视”之术。当年十二月，阳明携新婚妻子归越，舟至广信（今上饶），拜谒大儒娄谅，娄给阳明讲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王阳明，“是年先生始慕圣学”。之后，阳明在京师父亲的官署内遍求朱熹的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内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年谱一》，见《王阳明全集》第1223页。格一具体之物（竹子），希望以此豁然贯通，求取圣贤之理，自然难有收获。阳明先生以至诚之性，数日沉潜于其中，不仅无所得，还大病一场，这是阳明求圣贤之路的第一次挫折。于是，才华横溢的王阳明转而学习“辞章”，日与众文友吟诗作赋，相与唱和，倒也其乐融融。不久，阳明有所醒悟：“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
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年谱一》，见《王阳明全集》第1224页。这次虽“循序致精”，仍无法入圣学之域，而且大病一场，此为阳明求圣贤之路的第二次挫折。其高足王龙溪亦有记云：“弘正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人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浙中王门学案二》，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3页。名诗美文固然可扬名天下，但只有求心性之学才可以成圣成贤，才是第一等“德业”。
这是从小立下“成圣成贤”志向的王阳明的再次回归。但是，能跳出文章名世与科举功利的王阳明，却不易摆脱仙、佛之说的诱惑。阳明在中进士为宦之后，仍喜仙佛之说。一日游九华山，宿无相、化城诸寺，恭恭敬敬地请名道士蔡蓬头给自己传授仙道之真。蔡云：先生礼虽隆，但“终不忘官相”，意谓你尘缘未了，难以静心求“道”。又“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后有会心人远之叹。”《年谱一》，见《王阳明全集》第1225页。阳明求“仙道”不得，求“佛道”却闻宋二大儒者之名，不啻南辕北辙，怏怏而返。这个故事，说明王阳明有着浓厚的济世胸怀和儒家圣学情结，并被道佛之徒看破。直到三十一岁，阳明始“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王阳明由京师归越，次年至钱塘西湖养病。一日游南屏、虎跑诸寺庙，见一禅僧已坐关三年，不语不视。阳明猛然喝道：“‘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以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年谱一》，见《王阳明全集》第1226页。僧人分明一句不说、一眼不视，阳明却偏喝其终日说、终日看，是以完全相反之语惊骇其心，使其恢复平常之性。
再晓以人伦常理，于是从佛门内渡回了一人。这颇似佛教禅宗惯用之“棒喝”法，却被阳明用之于出佛之用，可谓妙不可言，但其基础却是阳明数十年苦心探索的成果。由人生来具有的爱亲敬长之伦理情感入手，启发人们敬天爱人之“仁性”，以助人入世养亲济民之心。这既是阳明走出仙佛出世之途，回归儒家圣学的心路历程，也成为阳明教人识破佛道根本的基本方法。阳明三十四岁时，始收授门徒。当时学者多溺于词章记诵，不知儒家身心性命之学。阳明首倡言之，要人们“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阳明“必为圣人之志”含有双重意义：
一是光大儒家之学，承续“道统”；二是践履儒学，必为圣贤。然而“圣贤”是道德完人，岂能一蹴而就？阳明曾在《别湛甘泉序》一文中，详细探讨了世人不好圣学、不为圣贤的原因。他指出：“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圣人之学亡”并非指儒家的学说消亡，而是说颜回死后，再没有人“学以为圣贤者”，立志成圣成贤了。虽儒学道统由曾子传之孟轲，二千年后再由周敦颐、二程光大之。但由于很多学者只把“圣人之学”作为一种“学问”，虽语言益详，析理益精，可儒学的根本，教人“成圣成贤”，却反而湮没无闻了。在阳明看来，儒家学说主要不是一种知识之学，如果只是在分辨名词概念，构筑理论体系上下功夫，不仅将“道”肢解得支离破碎，反而离“道”越来越远。儒学应该是“圣学”，是教人做圣贤，使人“自得”。“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
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别湛甘泉序》，见《王阳明全集》第230—231页。很多学者以“圣人之道”太高远，无法做到为借口，放弃“成圣成贤”的志向，因此将“学”局限于几部儒家经典中，摘章寻句、辨名析理、求取功名利禄，这是非常荒谬的。对此，阳明也进行了深刻自省：“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别湛甘泉序》，见《王阳明全集》第230—231页。阳明以二十余年的生命时光，先习骑射，后好辞章，再学仙佛，最终才坚定学习“圣学”的决心，过程不可谓不长，曲折不可谓不多，思想苦恼不可谓不深。但阳明一旦决心做“圣贤”，就不屈不挠，死而后已。阳明高足钱德洪总结其师一生为学时指出：“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刻文录叙说》，见《王阳明全集》第1574页。从“知行合一”到“静坐”，再到“致良知”，这是著名的“阳明三变”。在“阳明三变”中，最高境界是“致良知”。学者一旦能“致良知”，便可“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一边。”《刻文录叙说》，见《王阳明全集》第1574—1575页。人人心中都有良知，学者只要向自己内心体认，无需外求。“致良知”就是人们把内心先验具备的本然之善推致于万事万物，它简单直接，“即知即行”。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则要学者“学为圣人”，而不是苦心孤诣去探求名词概念。阳明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直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刻文录叙说》，见《王阳明全集》第1574—1575页。阳明虽然终身“学以为圣人”，但自己是否已成圣成贤？对这一问题，即使其弟子亦不好回答。因为在儒家学说中，“圣人”乃是道德上的完人，具有最完整的道德人格和最高尚的道德品质。在阳明看来，“圣贤”并非高不可攀，他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古训出发，肯定“满街都是圣人”。因为“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见《王阳明全集》第790页。这是说，因为人人生而具有不学而能、不教而会的“良知”，而“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唯是致此良知而已。”从“成圣”的可能性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具体做的过程则是艰难的。现实的路径只能是周敦颐提出的“希圣希贤”：“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
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志学第十章》，见谭松林等整理《周敦颐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8—29页。这是说，孔圣虽然难以企及，但向学之人如果给自己树立一个效仿的榜样，以伊尹之“志”为“志”，以颜回之“学”为“学”，如能超过，则为“圣”；若差不多，则成“贤”；即便达不到，也能不失“美名”。阳明对周氏之“希圣希贤”说是赞成的。他说：“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周氏说“希”、阳明讲“致”，都是把儒家之学视为实践“圣贤”之学，要世人努力去做，而非仅仅在学说圈子里辨明是非真假。可见，阳明一方面由“致良知”证明了人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只要人们下决心学，圣人是“可学而至”的。那么他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境界和生命气象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狂者胸次”。据邹守益记载，当时有人品评阳明说：“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而阳明大笑曰：我一生除却文章、政事、气节和勋烈，只讲学一事亦可以臻“全人”。这确实可称之为“狂”，因而遭到一些人的诋毁非议。于是阳明辨解说：“古之狂者，嘐嘐圣人而行不揜，世所谓败阙也，而圣门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洁，刺之无可刺，世所谓完全也，而圣门以为德之贼。
某愿为狂以进取，不愿为愿以媚世。”《阳明先生文录序》，《王阳明全集》，第1569页。“狂者”，直道而行也，其进取意志强，率性而为，既不为世俗言论所动，亦不屈从于权贵。一般人指“狂者”为败德，而孔子则视其为“圣人之次”。“乡愿”者，既以德行来取悦君子，又与小人同流合污来取媚于世俗，世人以为他们是“完人”，而圣门则指其为“德之贼”。弟子们曾经告诉阳明说：近来对他的非议特别多，有以先生位高权重之“忌妒谤”，有以先生“学日明”只为同宋儒争异同之“学术谤”，还有以先生天下从之游的学生越来越多，“与其进不保其往”之身谤。阳明坦陈：三者都有，“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迴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弟子们再问“狂者”与“乡愿”的区别，阳明答曰：“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入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几可与裁。”《年谱三》，《王阳明全集》，第1287—1288页。所谓“阔略事情”，即人们所讲的迂阔，不通人情世故。但“狂者”志存高远，直道而行，从不需掩饰什么，所以只要“一克念”即可以入圣人之列。阳明先生明确告白天下：自己是一个只听任内在良知而行的“狂者”，世俗之种种非议毫无挂碍，功名利禄亦不为所动。阳明一生行事光明磊落，狂放不羁，乃一真正的“狂者”：新婚之日与道士谈养生而整夜不归；为体会宋儒“格物致知”之意连续七天“格”竹子而患病；于阳明洞内修道至“先知”境界却翻然醒悟佛道之非；在朱宸濠叛乱时不待圣命就毅然聚集各郡县之兵直捣南昌。当然更能表现其“狂者胸次”的是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时，思州太守属下一小吏借故羞辱阳明，要其下跪谢罪。阳明坚拒之，作《答毛宪副》一文，其云：“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