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儒者们的眼中，人间伦理的应然性亦就是自然的必然性。孟子又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夭”是“死”，“寿”是“生”，夭寿皆能不贰其心，亦即既能安生又能安死。达到此一境界的关键，正在修已身之德。君子们只关心自身之道德修养，这就是“立命”，就是在琐碎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与超越性的本体相亲近。朱熹释道：“‘夭寿不贰’，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当；百年未死，百年要是当，这便是‘立命’。‘寿夭不贰’，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养性之功。”《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如果说，在孔夫子处，“命”之观念多为“天之命”，主要为一种外在之自然的必然性的话，那么，至孟子朱熹，“命”则由自然的必然性逐渐转化为人的当然之则。这就从自然本体进而为人伦本体，从自然的实存引出了人的生死之理。张载与船山正是从这样一种“命”的观念中引出其生死本体之说的。船山列举自然界的万物有形态之变化而绝无生灭的变化后指出：“君子修身以俟命，所以事天；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所以事亲。”《张子正蒙注》。“命”作为自然的必然，是人无法抗拒的“命运”。但儒家学者已逐渐将人间伦理道德的内容渗入其中，于是，有着自然本体之意味的“命”也就与人性相通了。人们修身的过程，亦就是从“命”、立“命”、顺“命”的过程。这样，由“命”所定之生死，也就转化成了人可修身以“俟之”的事，也就是说，人们只要安于本分，按忠孝仁义礼智去行，便可无惧于“死”，也可安于“生”。船山先生指出：“顺而言之，则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发知通；逆而推之，则以心尽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而尽心知性，则存顺殁宁，死而全归于太虚之本体，不以客感受杂滞遗造化以疵类，圣学所以天人合一，而非异端之所可溷也。”《张子正蒙注》。天之“道”成人之“性”，人之“心”可知性，由知性而知“天”悟“道”，于是，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则何为存不顺没不宁？对一般的人而言，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是一种宿命，对之无可奈何，只能逆来顺受；而对于有修养有境界者来说，此不知所以然之命可化为知其然之“命”，即内蕴伦理道德准则的仁义礼智之“命”。由此，人们便可以将小我之生命通过“太虚之气”、通过“命”的接引而与宇宙之大生命相沟通、相合一，借助于后者而使小我之生命普遍化，进而永恒化，获得人生的不朽。这即人对本体之悟后达到的对死亡的超越，也是用“贞生贞死”之方法与途径来“安生安死”，此观念是张载与王船山苦心孤诣建构的儒家生死本体论的核心。生死价值论：立人道之常生死价值论所要回答及解决的问题是：人之“生”与“死”究竟有何意义？人的生活以何为准则？人又如何才能“死得其所”，了无遗憾？王船山的生死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死观生的哲学。在船山看来，当人们由生死本体论出发摆脱了对死的焦虑与恐惧之后，便可以也能够更好地确立人生的价值观，获得生活的准则，是谓：“贞生贞死以立人道”。这是对孔夫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论的发展，可以称作“未知死，焉知生”的观念。其实，人类若无“死”的话，其“生”又有何意义呢？唯有“死”在，才使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寻觅成为可能，是“死”才给人以“生”前活动的力量。“生”之意义要由“死”而立，由此视角而言，船山“贞生死以尽人道”的观念便是儒家生死价值论的奠基性范畴。在现实当中，可以发现，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人生践履，常常是由其对死亡的看法而确定的。庄子为何能去“物执”、“我执”、“心执”，以及政治社会之束缚，在人世间做“逍遥之游”呢？因为他以人之生死乃“一气之所化”，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释者为何能入深山，青灯黄卷晨钟暮鼓习佛法守戒律终其一生呢？因其意识到要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海，非得由佛法而“涅槃”不可。
在张载和船山看来，这是从畏“死”而至“无生”之路。道教徒认为人们可通过服饵炼气等操作达至此“生”此“身”的永恒不朽，所以，也遁入深山老林，经年累月采药练气以终其一生。在张载与船山看来，这无疑是从“贪生”出发而求虚幻之“长生不老”。世人为何喜醉生梦死、纵七情六欲呢？因为他们认为，生为“有”而死则“无”，生是享乐，死为臭腐。在船山的思想中，这样一种活法无异于行尸走肉而已。种种人生模式，都说明了死亡观可以也必然影响到人生观的确立，对死亡的体认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人们生活实践的方向与准则，从而也确定了人生之价值。在此，有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张载与船山以气之聚散为万物之成毁及人之生死，老庄之道家亦以物与人皆一气所化生，庄子还由此达到了“妻死鼓盆而歌”的生死无惧和坦然。参见拙著《中国死亡智慧》，台北东大出版社1994年版。那么，儒家与道家的人生观为何会分殊成一入世一超世，一刚健一阴柔，一“有为”一“无为”呢？这种生死价值上的二途，似乎难以解释。其实这是由儒家与道家对本体之“气”（道）性质的不同理解所致。在老庄处，“气”（道）之根本性质是“自然无为”，故而其表现于人之生活，就应该以无为自然处世。因此，“生”也无为，“死”亦自然，于是，逍遥于“无何有之乡”成为道家人生的最高企盼。而张载与船山所述之“气”（太虚、道）是一内蕴条理、道理、伦理之刚健之气。所以，表现于人之生活，最高的价值仍在于修身立志，忠孝仁义，这就叫“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读通鉴论·后汉光武帝一》。，这就是“生死屈伸一贞乎道”。此“道”是人之生死的最高价值，分言之即“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者”《俟解》。，而人与禽兽之差只在此，船山称为“壁立万仞，只争一线。”如果说，在生死本体论上，孔孟只有“命”之观念，显得较薄弱的话；那么，在生死价值论上，孔孟却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孔子有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死”为命之定，君子可坦然而受，但亦有担忧之处：死之时声名是否受到人们的赞颂？孔子又以“仁”为人之生死的最高价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又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卫灵公》。
正因为仁义是人之生死的最高价值，所以，孔子提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曾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孟子承孔子的生死价值观，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生”还是“死”，也许是人在世间所可能遇上的最严重的选择。在孔孟眼中，生固然重要，但却有比自我之“生”更为重大之事，这就是得“道”和行“仁”由“义”。禽兽面对生还是死的选择，当然不会有任何犹豫，求生是其本能；而人则不一样，人有得之“天”的“道”为自我之“性”，故而人在生还是死的选择中，就应该也必须超出本能而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张载承孔孟之生死价值论，引申出“民胞物与”、“存顺殁宁”之人生观。而船山承孔孟及张载的思想，更发展出珍惜人之生命，以践履“义”的观念。张岱年先生曾将“珍生”与“务义”视为船山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参见《王船山哲学的基本精神》，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3期。。衷尔钜先生也谈到：“从‘贞生贞死’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王船山自然而然地提出贵生、尊生和珍生思想。”衷尔钜《大儒列传——王船山》，吉林文史1997年版，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