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先生（1876—1951）是私立南开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创立者及管理者（“大校长”），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一生只作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他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新私学传统。”《思想者的产业》，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刘泽华先生更言：“近代教育，可称大家者有二，一是蔡元培，一是张伯苓。”张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而立。本章仅就张伯苓先生的人生信念、人生准则、人生态度和死亡观进行一番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其生死观的现代价值。人生信念：教育救国张伯苓先生是一个教育家，自然对人生观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曾说：“吾人生活于世，苟无确定之信仰，确定之人生观，则一切经营造诣必皆毫无根据，挫折一来，初志即可变易。”《南开周刊》第88期，1942年3月9日。而在人生观中，人生的信念应该说居于核心的地位。人生信念主要指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欲实现的终极目标，所希望达至的人生理想。一般而言，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目标，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但只有比较远大及最终的目标与理想才构成所谓“人生信念”。其在人生活动中的作用是：给人之生活以巨大的动源机制。一个有坚定及远大之人生信念者，对其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必能处之泰然，且有着极大的战胜困难的力量。张伯苓先生的人生信念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教育救国。何以教育能救国呢？张先生说：“办大学之目的在信学以致大，学以易愚，学以救国、救世界，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南开周刊》第69期，1923年9月21日。这一人生信念的确立，不是外人灌输给他的，亦非自我闭门造车苦思冥想而得的，完全是张先生从生活实践中体会出来的，故而弥坚弥固，支撑着他一生的活动。张先生指出：“可见有毅力，有信心，无不达其目的也。南开精神，其在是乎？”《校风》第39期，1916年9月25日。信心加毅力，使张先生获得了巨大的人生成功。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亡国灭种之危机时刻威胁中国人。先进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忧心似焚，亦无时无刻不在苦苦思索救国救民之良方。“洋务派”认定要挽救“天朝”于不坠，必“坚船利炮”不行；“维新派”则认为必实行“君主立宪”才可救国；而革命派则认为中国要不亡且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实现民主共和。
出身寒士之家、且有身为大清帝国海军士兵经历的张伯苓先生对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又是如何认识的呢？甲午战败之后，年轻的海军士兵张伯苓亲眼看见了一幕历史悲剧，他称其为“国帜三易”──在威海卫这块中国的领土上，先是降下日本旗升起中国国旗，接着立即降下中国旗换上英国国旗，前后不过二天。这一民族与国家的屈辱，目睹者张伯苓先生产生了一番沉重的思索：余时在北洋水师，感触种种国耻，知我之不如彼者，由于我之个人不如彼之个人。故欲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唯一方法，厥在教育。《南开周刊》第109期，1924年12月22日。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南开四十周年纪念校庆专刊》，1944年10月。张先生在军事救国、立宪救国和革命救国之外，寻找到救亡图存的第四条路──教育救国。虽然中国近代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皆从不同的路径达到了教育救国的体认，但没有一个如张先生那样是在极度国耻的状态下获得教育救国之看法的。张先生说：“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刘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伟，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地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受此极大之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基督教与爱国》，文载《南开月刊》第1卷第5—6号，1925年10月。在张先生看来，近代中国遭遇到的亡国之灾，直观视之乃军事力量不如人、政体不如人；而若从深层而言，则是人之整体素质不如人。所以，张先生言其救国，不是训练出庞大的陆海军直接对外作战，而是希望从教育入手来培育整整一个民族，从全面提升人之素质来达到富国强兵、洗尽国耻之目的。后来，张伯苓先生之能从私塾做起，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历经千辛万苦，培育出南开系列学校，就是因为其有着“教育救国”之人生信念。他的这一人生信念不是由外人诱导出来，而的的确确是从“身心性命”之根汩汩而出，所以能够成为其终身为之奋斗不息的人生目标。他的这一人生信念，亦非出自个人的某种利己之心，而是直接与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给予张先生战胜无数困难的巨大力量。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人生信念若是由外在灌输的，那么，其必易于动摇。一个人的人生信念若仅仅局限在个人私利的范围，那么，其给予他的人生之动力就相当有限。张伯芩先生之能在实现其“教育救国”的人生信念的道路上百折不挠，内在之深层原因也就在此了。人生准则：硬干、苦干、傻干人生准则主要指人们在生活中遵循的一些原则，它们不一定是一些已经成文的规定，但却有形或无形地规定了人们生活的轨迹和状态。张伯苓先生在生活中奉行何种人生的准则呢？亦可一言以蔽之：硬干、苦干和傻干。如此人生准则不仅惊世骇俗，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束手空谈、弱不禁风的形象。中国古代的士子在先秦时期往往是学问与实践并重的。孔子教人诗、书之外，还让学生习礼、乐、射、御，他还率领弟子们周旋于诸侯王之间，试图以仁道礼制改变天下；孟子更是以“布衣”游说各国，希望以王道政治变化无道之社会；至于墨子、韩非子等，更是十足的思想家加实践家。但是，在魏晋之后，清谈之风便在士人们中间漫延，在宋明时期更演变为“束手空谈心性”的虚浮之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在深刻总结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后，提出必须改变士人们只会读几本经书，毫无干实事本领的状态。
但异族（清朝）入主中原的现实，使“皓首穷经”再次成为有清一代知识分子之人生正途。张伯苓先生就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人之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往昔之宽袍大袖者皆读书人也。”《校风》第30、31期，1916年5月15、22日。近代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终于唤醒了国人，知识分子们也痛定思痛，认识到不做实事，只知钻故纸之学风的危害性，纷纷走出书斋，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之中。而其中较为突出者、给人印象深刻者当属张伯苓先生了。张伯苓先生立志办私学，并非纸上谈兵而已，他用尽了全部精力投入到办私立学校的具体活动之中，他所遇到的最困难者当然是经费的筹集。张先生不仅死死地抱定“教育救国”的人生信念，而且认为办校必须要坚持私立。因此，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办学生涯中，几无日无时不为办学经费在绞尽脑汁、到处奔波。支持着他如此之行及如此去做的当是他执有的“硬干、苦干和傻干”的人生准则。他说：受了刺激，不要嚷，咬牙，放在心里，干！南开的目的，是对的，公与诚是有力的，干……要硬干，要苦干。我快六十岁了，我还干，一直到死，就决不留一点气力，在我死的时候后悔：“哎约，我还有一点气力未用。”中国人要傻不济济的干。中国人一事无成，要傻干。转引自《思想者的产业》，《校风》第30、31期，第148页。在张伯苓先生看来，要从事一番事业，实在是难；而要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干成办私学这样的大事，则是难上加难。可是，既然目标是正确的，人们又抱着“公”与“诚”之精神（意为不是为己之利之事），那么就可以放大胆去干。在做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遇上许多困难、挫折，所以才必须硬干加苦干。这样一种人生的准则，必须要由崇高的人生信念来支撑，否则其带来的人生挫折与痛苦很快会使其放弃原有的人生准则。张伯苓先生一生抱定“教育救国”的人生信念，从未动摇过，所以，他硬干、苦干的人生准则也就能够一直坚持到底。那么，张先生在硬干苦干之外，为何还要特别提出“傻不济济的干”呢？这包含有二意：一是做苦事本身就是完全超出个人之私利之求的，故而在一般人眼中这就是“傻不济济的干”。如张伯苓先生执着于办吃力不讨好的私学，多次拒绝高官厚禄的召唤。他每年经手的钱财成千上万，但全部花在了办学之中，自己从未乱花过一分钱。在学校的教授们都住进单门独院的房子里时，张先生的一家却住在被臭烘烘的羊皮包围的街市旁的三间小平房内。诸如此类的行为，没有一点“傻”是很难做到的。二是，人们若要奉行硬干加苦干的人生准则，必会常常碰壁，不仅仅是困难重重，更是做了许多的无用功。如张先生经常筹款无着，费尽心机仍无所获，等等。此时，若无一点“傻干”之精神，其事业是难以为继的。于是，有人批评他是一条“苦命的牛，要拖一辈子的车”，张先生响亮地回答：“不错，让我拖一辈子的车，这就是我的希望，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目的。”《奋斗即是生活的方法》，文载《南开周刊》第121期。这种“苦命之牛”的自许，实为上承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孔子曾经为了推行其仁政礼制的人生理想，周游列国，可“干七十二君”都无所遇，反被人讥为“丧家之犬”，几次遭遇到生命的危险。
孔子又如何自解呢？在那个诸侯王只对争城掠地感兴趣，不惜杀人盈野而取利的时代，作为具备极高人生智慧的孔子又何尝不明白自己的这一套不合时宜呢？但是，他是一个坚定的“天命论”者，而且相信他推行的仁政礼制是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的，这种崇高的人生理念就使得他就够“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一种近乎悲剧色彩的人生追求与人生的准则，可是，也就是其悲剧的性质反衬出孔子人格的伟大。张伯苓先生生活在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学习西学、提倡西学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但是，他绝没有割断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他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持着《圣经》，他那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地苦干硬干加傻干的人生准则，正是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精神的发扬。也正因为是从悠久之历史文化传统中吸取力量，张先生才能在艰难的办学之路上一往无前：“我就知道向前进。我决不望一望，自己说：‘成了，可以乐一乐了。’作完一件事，再往前进。”
张伯苓先生为南开学校确定的教育方针，特别强调养成人人皆具“自治之精神”和“作事之能力”的重要性，他自己当然是身体力行的。张伯苓先生在抗战胜利后，于无可奈何的情形下，要求将私立的南开大学改为公立；后又退而求其次，希望政府能够拨款十年，逐年递减，最终恢复南开私立的性质。在全力操作这样一种与自己理念完全不符的事情时，作为信念坚定的至诚君子的张先生，其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所以，《思想者的产业》一书的作者在题记中这样写道：“他一生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把私立改为国立。”这其实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别的政治与社会的环境中所必然遭遇到的人生悲剧：现实的发展总是与自我之理念相悖。这种外与内的紧张，这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曾经陷首开中国私学传统的孔子于万分痛苦之中；而数千年后，又使中国办私学最成功者的张伯苓先生留下万分的遗憾。虽然这似乎导致了孔子及张伯苓的人生事业最终未获完全的成功，但也正是这“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精神，以及“硬干、苦干和傻干”的人生准则衬托出了相距数千年之孔子与张伯苓先生人格的崇高和精神的伟大。在他们的一生中，其理想也许的确是没有完全实现，甚至于破灭了，但他们的思想、精神与实践仍然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永恒不朽的。人生态度：“不可救药的乐观”人生态度主要指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处世的方式等。张伯苓先生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呢？也可用学生们对他评价的一句话来概括：“不可救药的乐观者”。从张先生的一生来看，其可忧可愁可痛之事太多太多，其面临的困难常常几乎是无法克服的，比如那永远无法填平的学校的财政“赤字”。可为何张先生能保持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呢？因为，在张伯苓先生的眼中，常人所追求的吃喝玩乐等享受并非是真正的快乐，相反，“奋斗即快乐，或者说奋斗即是生活的方法。”张先生还指出：“世界上的一切是人创造的。我们的生活是创造的生活。我们应该本着奋斗的精神，创造一切，解决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