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印度敬牛之习的渊源。人们还曾有另外一种解释，据《西洋番国志》记载，在印度的古里国，过去有一个国王是一位真命天子。有一次，他外出到别国去，出国期间让他的弟弟撤没嚟摄政。撤没嚟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铸了一条铜牛，假称道这就是圣主，若能崇敬它，当日便可获赏。国人贪金而忘天道，因此以敬牛为重。待国王返归，见此情景便责怪弟弟，废去其牛，并欲加罪。其弟即乘一大象遁去。但国人仍悬望撒没嚟回来，月初盼他月中必至，月中又盼他月终必至。巩珍认为，印度人敬象及牛之俗即源于此。这种解释又见于明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和马欢《瀛涯胜览》。
日本的百姓什么时候开始有“姓”的？
日本人的姓，有一些可追本溯源到1000多年前，例如“藤原”、“近卫”、“九条”等姓便如是。但是这些姓非常显赫，都属于王公贵族拥有。而另外的一些姓，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姓却只有百年多的历史。因此，近代以前的日本人虽然也沿用中国的“百姓”一词称呼庶民，但这却是“有名无实”的，因为，那些被称为“百姓”的人，其实并非都拥有一个姓。那么，他们是何时开始有姓的呢？
日本传统社会，尤其是德川幕府时代（因其所在地在江户，也称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严格地施行一种身份等级制度，除了天皇、贵族和僧侣之外，将社会人口按出身和职业分为士、农、工、商4种身份等级，世代相袭，不可更改。其中只有士即武士可以拥有带姓和带刀的特权，而其他3个等级即农、工、商则不可带姓和带刀。当时的日本在政治上是一种幕藩封建体制，天皇居住京都，无权无势，恰似一个中小领主，而幕府作为中央政府统治全国，地方则由各大名（封建诸侯）及其家臣武士团所直接统治。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则被限定在各自的村落、城镇的一种相互监督、相互协助的共同体组织之中，并经由这些组织的首领向幕府、藩府的属吏交纳赋税和负担徭役。那些共同体组织是固定的、封闭的，范围也是狭小的，因此，各个成员之间相互熟识，没有姓而只有名字似乎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也并无太大的障碍。
然而，庶民中也并非所有人都没有姓。例如，有些大商人经营有方，为幕府或藩的封建统治者在经济上排忧解难；有些城乡的共同体组织的首领、有特殊功劳者，以及道德孝行有称于人口者也被准许带姓或带刀。但是即使如此，这也并非意味着他们因此而获得武士同等身份等级，而且被准许带姓有的可以永久延续，有的则仅限于一代；此外，由藩府所准许的则只能限于在藩内通行。尽管如此，在日本传统社会中，“姓”虽然不是什么官职的名称，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它显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因此，必然为家庭带来名誉上的满足感和体面。
到了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积极推进“文明开化”和社会改良运动，除旧布新，同时标榜“四民平等”，取消了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提出“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而当时的民部省（相当于财政部）的官员细川润次郎则明确提议让平民也带姓，他说：“人有天赋之权利，但唯有武士有姓有名，农民和市民则只有名而无姓，实在是奇怪之事。人之有姓名原来是为了区别自己与他人，避免混乱，因此，即便是农民和市民，只要是人，就应该平等待之。”这些官方与民间的一些意见似乎促成了这一件事情的实施，但也有学者则认为，真正提出这一要求并推动政府实施的是陆军省。当时废除了封建性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后，当兵打仗已不是武士的特权，为了建立新的国民军队，需要向普通人征兵，但是没有姓则难于征兵，即便征了兵，如果没有姓也无法登记注册和点名，此外。征税和义务教育制度也无法推行实施。因此。明治政府在1870年初开始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从允许平民带姓到强制平民必须带姓。
由于这些法令的颁布，没有姓的日本人开始会合亲戚一起商讨决定自己的姓的名称。于是，家居在桥边上的则称“桥本”或“桥尾”，家居在河岸或海岸边的则称“岸”。其他的有以所从事的职业为姓，如打鱼的称“鲷”（一种海鱼的名称），刷墙的称“左官”（日语中“左官”一词意为粉刷业者）等，不一而足。但是，明治初期的许多平民对此并不热心，也并不引以为荣，这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原理的作用，人皆有之，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自豪了。但是更多的是因为有了姓以后，便会上了户籍，上了户籍便带来了征税和征兵的烦恼，因此，他们非但不热心，甚至还存有戒心。因为这些人的拖延、推诿，地方官员与村长们只能率领木匠巡视各家，在没有姓氏木牌的住所门边钉上木牌，然后写上由这些官员随意想出来的姓氏来交差。对这种情形，1881年陆军卿（相当于陆军大臣）大山岩也不得不感叹：“因为户籍不完整，在长崎等地一个兵也无法征集到！”而当时爆发的一些城乡居民的暴动，也都公开号召人民不要听从村长的命令，并且去掉户籍上的番号。这一切都反映了、或部分地反映了当时普通日本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由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致使日本百姓何时有了自己的“姓”成为了除本人谁也说不清的谜。
姓，对近代日本的普通人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但是，它也许带来的不是传统社会中的那种名誉上的满足感与体面，而更多的是烦恼，甚至是痛苦。因为，从那时起，姓从传统社会中的一种特权变成了近代社会中的一种义务，即通过征税、征兵而为明治国家“富国强兵”政策做出牺牲的义务。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的百姓从此开始有了“姓”，并同时从传统社会的封闭、狭小的共同体组织的圈子中走出来，成为日本国民的一员。
日本武士道精神什么时候兴起的？
1912年9月13日，日本为明治天皇举行隆重的葬礼。就在这天，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为表示对天皇的绝对效忠，竟与其夫人双双剖腹自杀于寓所，开创了日本近代武士剖腹效忠的先例。此后。乃木被树为日本军人的偶像。这就是被日本统治阶级大加吹捧的所谓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武士军人特有的一种精神，这种特有的武士道精神始于何时呢？
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武士道精神最早始于日本大化改新。公元7世纪，日本发生大化改新，进入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即武士阶层。武士道精神是伴随着武士阶层的产生而出现的。作为武士，要讲究忠勇、善于杀伐、节义律己、视死如归。一旦战败时，宁愿剖腹自杀也不能当俘虏受辱，以此表示对主子绝对忠诚。
大化改新后的一二百年间，随着皇权的衰弱，地方豪强势力兴起。为了保卫自己的庄园，豪强把自己家族和仆人武装起来，组成一种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相结合的军事集团。武士不仅负责保卫庄园，而且还是统治阶级借以镇压人民起义和平息地方贵族叛乱的重要武装力量。从此，日本武士集团开始活跃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大化革新后，虽出现了武士阶层，但尚未形成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应始于日本幕府统治时期。
在封建社会，日本各个武士集团之间经常展开混战。到11世纪，关东的源氏和关西的平氏成为日本最大的两个武士集团。1185年，源氏击败平氏，控制了中央政权。1192年，源氏集团首领源赖朝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建立起将军幕府的统治。这时的天皇已成为将军的傀儡，而各地的封建主纷纷投靠幕府。从此，日本开始了600多年的武家统治，即幕府统治时期（1192~1867年）。
为了控制和管理武士，幕府统治者制订出各种规章细则，把武士的思想作风和行动准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232年，镰仓幕府公布武家法规《御成败式目》，共51条。《御成败式目》的核心是强调“忠、义、勇”。所谓“忠”，就是下级武士要对主君绝对效忠，盲目服从。而主君则对家臣有生杀予夺之权。《御成败式目》规定武士必须敬神崇佛，提倡僧侣式的自我修养，以培养武士的愚忠精神。所谓“义”，即武士应有“义烈”的精神。在战争中，主君如果战死，武士要为主子殉死；主君如果战败，武士为挽回战败而招致的耻辱，应毫不畏惧地切腹自杀，视死如归。所谓“勇”，就是指封建武士不仅应娴熟“弓马之道”，而且更应为主君卖命。武士必须常年佩刀，以杀伐为荣，宣扬日本刀不见血不是真正的武士。武士道实际上是把儒教、佛教禅宗和神道思想三者融为一体的大杂烩，是军事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
还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幕府统治时期只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武士的思想作风和行动准则，强调武士为主君卖命，尚未形成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真正形成应始于明治维新。
18世纪以后，幕府政体逐渐衰落。武士阶层开始分化，一些下级武士逐渐脱离主家，改行从事教育、商业、手工业等，成了反对幕府的主要力量。1867年，以下层武士为主的倒幕派，迫使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还政于明治天皇。次年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日本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明治政府成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即“明治维新”。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进行改造。政府取消了武士享有封建俸禄的特权，废除武士佩刀制度，改武士为“士族”。旧日庞大的封建武士阶层宣告瓦解。明治政府将封建时代对领主将军的效忠发展为对天皇的愚忠。在军队内外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百般予以美化，甚至将其冒充为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