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印加文化如此丰富，如此瑰丽，而且已进入有阶级的社会，那么它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文字呢？有些专家坚持认为，印加人有自己的文字。那么这些文字又是怎样的呢？各派说法不一。有的说印加人画在布板或其他织物上的一幅图画就是他们的秘密文字。据最早入侵印加王国的西班牙人叙述，在库斯科太阳神庙附近有一幢叫做“普金坎查”的房屋，屋内珍藏着不少画在粗布上的画，且都装在金框中，除印加王和专职的保管员外其他人都不得靠近这些画。西班牙总督托莱多说他亲眼看到过那些布画，上面画着各种人像和奇异符号。后来西班牙殖民者抢走了用黄金制作的镜框，焚毁了全部图画，从而这些“秘密文字”也就因此化作灰烬了。有的认为目前发现的画在古板上组成堡垒形状的一排排四边形是印加人的文字。还有的专家认为，印加陶器上那些类似豆子的符号是他们的文字，只是尚未破译出来而已。1980年5月英国工程师威廉·伯恩斯·格林经过整整7年考察，写了题为《介绍印加人的秘密文字代号》一文，提出如下观点，即印加文字由16个辅音和5个元音组成，这种秘密文字是美洲最早的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之一。然而这些观点并不为史学界、考古学界专家与学者所接受。
大多数人认为，印加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且至今为止确实也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证明印加人有过文字。参加过征服印加王国的西班牙编年史学家佩德罗·西埃萨说，印加人当时用十进位的结绳记事法来记账、统计人口、记载军事和历史传说。后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印加人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来储存和传递信息，如果一定要说文字，那么“结绳文字”就是印加人的文字。这种结绳记事被印加人称为“基普”。记事的绳目前已发现不少，最长的一条有250米，是1981年1月9日在秘鲁利马少拉帕斯村发掘出来的。记事绳一般用羊驼毛或骆马毛编结而成，主绳两侧系着成排、形状如麦穗的细绳，多的达上百条，细绳上涂着各种颜色，或再拴上更细的绳子。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事物，红色为士兵。黑色为时日，黄、白、褐色分别代表金、银、马铃薯。细绳上打上各种不同的结，结的形状和位置表示具体的数字，离主绳最远的结是个位，然后是十位、百位、千位，万是印加人知道的最大的数，代表它的结也最靠近主绳。印加人就是这样借助绳的颜色、结的形状与位置及大小来记载当时所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和自然现象。印加王通过原始邮政系统传递记事绳。以此了解各地的收成、治安等情况。在印加王国有专门掌管和运用“基普”的官员，官名为“基普卡马约”，一般均为贵族和贵族子弟。他们经常陪同印加王使臣去各地巡游，负责监督税收和人口统计，实际为王室的会计兼秘书。他们依据记事绳向国王汇报情况。在印加王国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里，教师还专门传授结绳记事的知识和方法。
印加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文字？至今没有一个定论。印加王国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入侵前美洲最主要的文化中心，在印加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巍峨雄壮的巨石建筑群和纵贯南美洲的石砌大道，令当今建筑师都赞叹不已，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突厥文起源之谜
突厥是古族名。广义包括铁勒（亦称“高车”）各部落，狭义专指突厥。公元5世纪以前是一个游牧于准噶尔盆地以北（约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以狼为图腾的部落。后迁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学会锻冶技术。5世纪中叶柔然征服高昌，被迫迁居金山（今阿尔泰山），俗称“突厥”。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首领土门率部众击败铁勒诸部，收其众五万余户。废帝元年（552年）春，土门发兵大败柔然，以漠北为中心，建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553年初，土门死，其子科罗立，不久又死，其弟燕都立，号木杆可汗。燕都在位（553~572）时，国势强盛。击灭柔然，两破噘哒，东走契丹及奚，北部契骨，威服塞井诸侯。其时辖境东自辽海（指今辽河上游濒海一带）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可汗牙帐（汗庭）设在于都今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畜牧业发达，锻冶手工业很盛，有文字、官制、刑法、税法等。隋开皇二年（582年）波罗可汗与达头可汗互争雄长，向隋求婚纳贡称臣，并迁于漠北。隋末强盛。围炀帝于雁门。唐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扰唐，为唐所伏（俘），东突厥亡。永淳元年（682年）首领骨吐禄复兴，史称后突厥，历数世，曾与唐互市，天宝四年（745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率领部从，攻杀白眉可汗，后突厥亡。西突厥辖境领有今新疆和中亚地区，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上。显庆四年（659年）为唐所灭。
关于突厥文起源问题一直是个谜。西方及俄罗斯乃至我国学者多认为：突厥文40个字母中，有23个来源于阿拉米文，其余来自突厥人使用的氏族或部族标志及一些表意符号。也有学者认为：突厥文来源于阿拉伯草体字母，但突厥人在传入后把它改造。还有学者认为：突厥文是由符号化的动物形象逐渐演化而成：第四种则认为突厥文源于我国刻画符号和古彝文。
第一种观点认为：阿拉米文的最古文本属于公元前9~前8世纪，是亚述、新巴比伦王国、波斯等国家文字体系之一。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之后、阿拉米文被希腊文所排挤。公元前1世纪。阿拉米文因希腊化王国削弱而重新成为西亚的主要文字体系。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西亚，阿拉米文被阿拉伯文排挤出去了。阿拉米文流行时间长，影响地域广；波斯王国与突厥汗国同时存在，很可能都是突厥文可能借之的因素。
第二种观点认为：阿拉伯文字是一种拼音文字，有28个字母。阿拉伯文的最早文献是公元512年的希腊文、西叙利亚文、阿拉伯文三种文字的碑铭。它比突厥文略早，可能突厥文来源于阿拉伯文草体。
第三种观点认为：突厥文有符号，可能是由符号化的动物形象逐渐演化而成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突厥文源于我国刻画符号和古彝文。持此说者认为，突厥文的产生只能是根据西北民间流传了6000~7000年的刻画符号来创造的。特别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商周流传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刻画符号，即“鬼方”字，亦即尚未南下川、滇、黔的古彝文，对突厥文的创制有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大量突厥文字只有在刻画符号和古彝文中找到对应的字符，而在阿拉米文中却找不到。相反，阿拉米文字母全部可以在刻画符号、古彝文、先秦货币文、汉甲骨文中找到完全对应或基本对应的字符。而且这些字符在我国长期流传使用达6000多年之久，不仅表明它们早于阿拉米文字母，而且也表明阿拉米文字母可能是通过远古的“草原之路”或“丝绸之路”的传播而来源于中国刻画符号或古彝文的。同时，突厥文的文字学性质也决定了它只能是源于中国刻画符号或古彝文，不可能借用阿拉米文或阿拉伯文草体。因为阿拉米文是音素文字，阿拉伯文是音经文字，突厥文却是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或纯粹音节文字。音素文字与音经文字都是音节文字发展后的产物。突厥文在没有脱离音节文字阶段之前，是不会去借用先进的音素文字阿拉米文或音经文字阿拉伯文的，只有寻找能为他们理解和适应的音节文字作为制造本民族文字的蓝本，才能为他们所接受。而当时，汉文字早已进入词素文字阶段，他们既难以理解，也无法适应，是不愿借用的。但在突厥民族民间早已流传（马印、巫术、神符均为流传形式）几千年的刻画符号和古彝文，却一直是音节文字，既容易理解其结构，又容易适应其形式，所以就自然而然地采用它们作为创制本民族文字的蓝本了。
虽然第四种观点言之有理，占据上风，但不为其他持不同观点的人认同，争论之战人在继续。
日本文字是不是从中国传入的？
一提起日语，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使用着大量的汉字，若再作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日本人最早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古代的日本人曾一度完全借助于汉字来表述自己的语言。由此人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日语作为一种文字源出于中国的汉字，对此几乎是无人质疑的。但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却始终是个疑案。
一般日本人只晓得他们的祖先在公元3世纪时还不知道使用文字。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则有更具体的推测。一说认为日本的文字最初应是由百济传入的，时间当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论据是，大和朝廷是在公元4世纪初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州，与百济的交通最早也应始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故日本使用文字应在这之后。但据中国晋朝陈寿撰的《魏志·韩传》记载，公元3世纪时，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已使用文字，于是就有学者提出辰韩先于百济将文字传入日本。这样一来日本人使用文字就有可能是在公元3世纪左右。另一说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最迟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而且日本人并非得通过朝鲜才能接触到汉字。公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就曾记载过“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也就是说，早在公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就有人到过中国，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访问中国京城的倭人一定会接触到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灿烂文化。对此《后汉书·倭传》也作了明白无误的记载，书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则史料表明，倭奴国使节不仅会使用汉语，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君臣礼节甚是通晓。因此就有学者根据这两则史料推断在公元一世纪中叶或者最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日本就已使用文字了。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后人对史料的误解或推测。中国古籍明确记载日本人使用文字的是《魏志·倭人传》，该书正始元年条载曰；“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当然也有人持有异议，认为倭王的这篇上表出自中国使臣之手，而非倭人所作。但当时的情况是倭国使节难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自景初二年（238年）六月至正始元年（240年）已在中国逗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在逗留中国期间，除了执行例行公务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无论从机会和需要来看，倭国使节已通晓汉语，在他们回国后倭王自然也无必要请中国使臣代劳上表。若由此推论，公元3世纪中叶至少在九州这个范围内日本人已使用文字，这是第三种说法。
还有第四种说法的，《注释日本纪》主张汉字是在应神天皇（5世纪初）之时传来日本的。该书的所谓依据就是《古事记·应神记》曾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带《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汉字传来之始，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还在公元4世纪末，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就已通过朝鲜传到日本，其中就包括汉字、儒家思想以及筑沟和养蚕技术等。显然《注释日本纪》的提法是不足为据的。
关于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何时使用文字？现在至少有以上4种说法。看来各说都有证据不足之嫌。而唯一被认为是能说明问题的铭文尚属鲜见，至今发现的最早一例是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船山占坟出土的一把刀，上铸有“治天下狻齿大王世……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其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加书者张安也”等铭文。有关学者认为铭文中的大王系指反正天皇，故刻此铭文的年代当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若以此为据，似又有太晚之弊。尽管如此，因此解开日本文字的疑案还有待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圣经》是一人所作还是集体智慧？
犹太教或基督教神学家，尤其是传教士、牧师都说《圣经》是神圣的书，不是上帝亲自编写的，就是上帝在西乃山上向摩西口授、委《圣经》托摩西编写的。当然这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信仰。而其他的人对此却提出了质疑。19世纪的自由思想家们，把史料考据方法应用于分析和批判《圣经》及有关资料，创立了《圣经》考据一学和实证宗教学，使人们得以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研究基督教的经典文献——《圣经》，从而为拨开笼罩《圣经》的迷雾作出了可贵的探索。现在有人已证明《圣经》并非上帝或摩西所作，而是后人的作品。但究竟又是何人所作呢？
《旧约》学家、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理查德·埃利奥特·弗里德曼所作《〈圣经〉系何人所著》指出，《圣经》是真实和杜撰的混合物，他研究了《旧约全书》头5篇，认为它们是由4名作者于公元前922年~前622年（摩西死后几百年）间陆续写成的，并由1名编辑将4个人的著作编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