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都深刻地影响着华盛顿对莫斯科国际角色的定位。在美国看来，苏联是一个野心勃勃、极富扩张性和侵略性的帝国，苏联及其信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阴谋征服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决策层认为共产主义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和一种国际阴谋，就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而触角则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威廉·富布赖特著，伍协力译：《跛足巨人：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国内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22页。可见，在传统价值观、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以及战后国家利益目标的多重影响下，杜鲁门政府完全将苏联置于美国外交的对立面，并因此推行遏制苏联的外交战略。杜鲁门政府的以上思维，是决定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做出何种决策的关键性要素，是对美国在危机中采取对苏强硬立场的重要注脚。
随着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华盛顿开始修订之前的对德管制和占领政策。鉴于美国对德国经济发展在欧洲经济复兴中的重要地位的肯定，华盛顿鼓励德国通过重建回归欧洲经济大家庭，成为致力于和平发展的自助型国家。U.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pp.124-135.国务院从酝酿马歇尔计划开始，就将西德占领区纳入美国经济援助的范围，这一想法明显带有使德国“西方化”的意味。华盛顿的政客们普遍认为，一个在经济上繁荣有序的欧洲离不开一个稳定和富饶的德国在其中的贡献。例如，凯南认为援助计划的重点应该包括德国，因为德国的重建和经济统一对欧洲的发展和力量的均衡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要把改善西占区经济情况和恢复其生产力作为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二战期间的战争经济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国内工农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的嘎然而止使得美国原有的生产规模面临市场和消费群萎缩的压力，如何拓展和维系海外市场对国内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是华盛顿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而在德国境内确立一块稳定的、潜力巨大的消费品和资金投放市场则有利于解决这一难题。所以，面对苏联和东德对马歇尔计划的排斥，单独成立西德国家以实现当地经济的复兴，就成了美国政府的不二选择。此外，出于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对抗莫斯科的需要，华盛顿不仅迫切希望西德自身通过经济复兴能够在欧洲冷战冲突中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成为西方冷战阵营中的一支中坚力量，还希望利用西德在地缘政治、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上的巨大优势，有效地服务于美国与苏联的冷战角逐，服务于美国与西欧国家构建安全防御体系的目标。因此，美国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是从经济和安全层面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此外，美国坚守建立西德国家的信条，也与其使命观中推广美国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的内容密切相关。威廉·富布赖特曾在《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指出：美国作为战后实力最强的国家，总是认为自己有进行干涉和维持秩序的责任，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民主化的责任。\[美\]威廉·富布赖特著，简新芽等译：《帝国的代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在华盛顿看来，这种责任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德占领区内以西方民主的模式建立国家，就是实践这种责任的具体表现。因此，苏联封锁柏林直接引发危机事态并试图借此阻止美国推广民主事业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美国的这种想法很容易和自身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定位相结合，并由此衍生出一种将在危机中采取坚定立场等同于在捍卫“自由”、“民主”的思维模式。
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中的非物质性诉求，还体现在对国家声誉的追求上。美利坚文化价值观中“上帝选民”的自我定位，在政治文化中的自然延伸产生了“美国优越论”。这种优越感使美国朝野内外把声誉因素看得很重，认为损害了声誉就意味着自己不再完美。国家声誉观念是美国人必须毅然保护的重要利益，声誉观念要求美国恪守承诺，对那些许诺保护的人负有义务，并坚信一旦作出了安全保证或承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履行诺言，因为美国的声誉由外部世界来承认，不论是何原因国家声誉都决定着别人对待美国的方式。\[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从理论上说，国家声誉产生于行为体的互动层面，是一个关系型概念而不是私有或属性概念。贝雷在《声誉政治》一书中指出：“一个人的声誉并不是他拥有的品质，而是其他人对他的看法。”转引自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天津人民出版2007年版， 第53页。一个国家的声誉，就是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对于该国的持久特征的一种信念与判断。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2页。
在危机中，美国坚守柏林并采取空运物资的方式对抗苏联封锁行动，一方面是出于履行许诺保护德国人的义务，另一方面更是考虑到了其他行为体由此而对自身产生的看法。这里所指的“其他行为体”主要指英、法等西欧国家。美国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这些国家对自己的看法呢？从广义上说，声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际交往互动过程中信息的不完全性，导致在无法确知先前主体行为的情况下，其他行为体往往会诉诸声誉来预测其行为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2页。，因为它包含了关于该行为体未来战略抉择的信息。对于西欧国家而言，在意识形态分明的两极对峙格局当中，独善其身的想法显然与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之间存在分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倾向，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西欧国家在阵营归因性上的选择。但是，加入美方阵营的选择并不能与确保国家安全之间划等号，问题在于被选择的对象也就是美国是否真的具备保证西欧免受苏联安全威胁的能力，以及是否愿意在盟国需要的时候发挥这样的能力。声誉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国家过去的行为预测、解释其未来行为，是一种个体对某一实践或者行为结果的知觉性的社会归因。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2页。因此，西欧国家通过对美国在危机状态下、在面对苏联威胁时的立场和作为的认知，再将此上升为对美国国家声誉的看法，对其今后的国际战略取向以及将来在类似情况下可能的行为作出分析和判断，并据此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对自身与美国的关系做出亲疏、远近的定位。在现实当中，声誉因素很容易影响到西欧国家对与危机事态几乎同步的组建北大西洋联盟体系行动的态度；他们极有可能根据美国在危机中的政策行为，来预测华盛顿维护联盟内其他弱势国家安全利益决心的坚定程度，并因此在入盟问题上做出选择。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通过坚守柏林不退缩以及持续不断的空运行动，来维系自身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心目中坚定对抗苏联坚守欧洲阵地的不妥协声誉或形象，以期巩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稳定盟国对遏制苏联的坚定信心。反之，西欧国家就可能因受安全困境所累，接纳不利于稳定西方阵营政策取向，那么美国在危机中的政策和行为，就将成为危害西方团结甚至便于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起点。
因此，尽管类似于空运这样的政策对于声誉、威望与形象等观念性目标的追求并非总能为行为主体带来直接的最优物质收益，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建立与维持非物质诉求需要付出相应的物质代价和成本。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第2页。正如空运行动尽管对美国的人力和物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但华盛顿仍然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路径。
当然，在国家行为体层面上，同样存在着对美国通过危机决策实现国家利益的制约性因素。从广义上说，冷战爆发的深层次根源之一是二战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扩张与苏联为寻求自身安全而在亚欧大陆的扩张之间的矛盾。参见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页。美苏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无法调处的零和博弈，这种“你得即我失”的互动关系使得双方往往行走在武装冲突的边缘，稍有不慎就可能越过战争的红线，因此对国家外交决策的准确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次柏林危机作为冷战爆发后美苏在欧洲的首次面对面对抗，当然无法摆脱上述因素的影响。美国虽然在危机期间占据了垄断原子武器的优势地位，但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核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足以显示压倒性优势，同时在常规武装力量尤其在欧洲局部地区的军事弱势，也使得华盛顿在决策与危机相关的军事问题时不敢轻举妄动。此外，美国政府也意识到战后初期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尚处于整合之中，贸然进入对苏战争状态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其次，盟国尤其是应对危机时的主要助手——英国也是制约美国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美国在综合考察国际格局和自身利益基础上对英国地位和角色的认识，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对美英关系的定位。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显露出的大国主义政策，促使华盛顿重新审视自己与伦敦的关系。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等事件，大大加深了美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疑惧，客观上加速了美英两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合作，之后欧洲冷战形势的加剧使得美国更需要英国的支持，它将英国视作是增强自身冷战优势地位的一支重要力量。自战后初期以来，华盛顿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只有英国才有资格和能力担负起领导欧洲的使命，使欧洲成为抵抗苏联扩张的一个坚强堡垒。美国官员认为英国的力量对于本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从艾奇逊到格鲁、从史汀生到福雷斯特尔、从国务院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都希望英国在维持世界力量平衡和遏制苏联的影响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甚至扮演决定性的角色。Melvyn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 Security， the TrumanAdministrative， and the Cold War， p.61.
转引自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105页。以上思维体现在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过程中，使得华盛顿在确立基本对策或调整对策的一些决策结点上，往往需要及时协调与伦敦的立场。但对美国来说，这样协调也存在着无法规避的现实难度。英国尽管在冷战爆发后逐步放弃了充当美苏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并维持均势外交的设想，但在“联美制苏”的过程中依然希望维系自身的大国地位。伦敦一方面通过构筑西欧防务体系并参与组建大西洋联盟等方式密切与华盛顿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竭力巩固和维持自身的海外利益，试图在西方对抗苏联的过程中更多地融合进英国政策理念的因子。此外，美英之间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美国应对危机时的对英协调。华盛顿在危机决策中时，常面对的是英国这样一个目的复杂、顾虑重重，以及在立场坚定的同时又在做法上表现出绥靖意象的盟友。但也必须看到，由于二战后英国国力的衰败以及由此导致的美英两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不对等性，伦敦在应对危机的进程中基本上还是充当着华盛顿的助手甚至是小伙计，这种弱势的同盟地位，使得英国往往是在较为艰难地发挥着对美国危机决策的制约作用。
当然，在国际体系和国家行为体层面上，规制华盛顿危机决策的还有其自认为必须遵从的两大行为准则：一是阻止国际共产主义的进一步蔓延，二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大准则都被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固有抵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使华盛顿决策层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著：《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第153页。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来说，一旦莫斯科在德国和柏林地区的对抗中获胜，就将被认为是西方遏制苏联扩张的严重受挫，欧洲的东西方均势状态也将因此受到威胁。华盛顿认为，既要竭尽所能阻止苏联及其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也要恪守不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则底线。在这样的境遇下，软硬兼施的做法便成美国政府的上佳选择。对华盛顿而言，类似的危机情形和决策困境在之后的冷战岁月中曾多次上演，而第一次柏林危机中被成功运用的外交与威胁并举、军事手段服务于外交目的的应对方略，却成为可供借鉴的重要范例。
因此，从国家行为体层面分析，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是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作用下，对国家利益中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内容的双重诉求，这种诉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行为体所处的国际体系内其他因素的制约。
二、美国危机决策的政治效应
英国学者艾维·施莱姆认为：从整体上看，美国决策者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顶住了压力，其决策有效地应对了因苏联封锁行动所造成的艰难困境。他强调决策过程尽管伴随着紧张的压力，但这依然丝毫无碍于美国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Avi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422.虽然美国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误判，但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所言：无论如何美国的决策终归要比苏联的决策更为理性，也因此而更具成效。ThomasParrish， 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p.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