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柳宗元臣伏见天后时［1］，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2］，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3］，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4］；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5］。
臣闻礼之大本［6］，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7］。旌其可诛，兹谓僭［8］；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9］，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10］，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11］，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12］，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13］，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14］，枕戈为得礼［15］，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16］，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17］，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18］，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19］，是悖骜而凌上也［20］。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21］，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22］：“调人［23］，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24］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25］，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注释
［1］伏见：看到。旧时下对上有所陈述时的表敬之辞。下文的“窃”，也是下对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则天（624—705），名曌（即“照”），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655）被立为皇后，李治在世时即参预国政。后废睿（ruì）宗李旦自立，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在位16年。中宗李哲复位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后人因称武则天。［2］同州：唐代州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一带。下邽（guǐ）：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3］县吏赵师韫：当时的下邽县尉。［4］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武后时曾任右拾遗，为谏诤之官。旌（jīng）：表彰。闾：里巷的大门。［5］过：错误，失当。［6］礼：封建时代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泛称。［7］黩（dú独）刑：滥用刑法。黩，轻率。［8］僭（jiàn）：超出本分。［9］制：制定，规定。［10］刺谳（yàn厌）：审理判罪。［11］原：推究。端：原因。［12］州牧：州的行政长官。［13］蒙冒：蒙蔽，包庇。［14］戴天：头上顶着天，意即和仇敌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15］枕戈：睡觉时枕着兵器。［16］介然：坚定的样子。自克：自我控制。［17］谢之：向他认错。［18］愆（qiān）：过错。［19］戕（qiāng）：杀害。［20］悖骜（bèiào）：桀骜不驯。悖，违背。骜，傲慢。［21］邦典：国法。［22］《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汇编周王室的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等历史资料。［23］调人：周代官名。［24］《春秋公羊传》：即《公羊传》，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另二传是《春秋左氏传》和《春秋穀梁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子夏弟子公羊高作，一说是他的玄孙公羊寿作。［25］推刃：往来相杀。
简析
这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