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是个十分善良的人，却为什么死得那样惨，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
黄昏，姐姐就意识不清，反弓身子，紧攥着的手痛苦地剧烈痉挛，当痉挛也停止时，头歪向左侧，几乎从枕头上落下。这会儿，从她那半张半合的嘴中，慢悠悠地爬出了一条白色的蛔虫。
这蛔虫白得出奇，即使在此后的日子里，也不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每当这时，又令我联想起同是白色的布袜。
往姐姐的棺材里装各种遗物时，我问道：“妈妈，布袜子呢？布袜子也放进去吧！”
“对对，没想到布袜子，因为这孩子的脚本来就挺好。”
“是九文的，可不能同妈妈和我的搞错了啊！”我叮嘱说。
之所以提起布袜子，不仅仅是因为姐姐的脚小而美，还因为它勾起我一段回忆。
我12岁那年的12月，在附近的镇上举行了一场“勇牌布袜电影宣传大会”，巡回乐队打着红旗，也转到我们村里来。听说乐队撒的广告里面夹杂有电影票，村里的孩子们便跟在乐队后面，争抢拣着。其实，凭贴在布袜上面的商标，才能入场。当时，村里除了节日和盂兰盆会外，几乎再没有看电影的机会，因此，布袜很是畅销。
我也拣到一张画有侠客模样的广告。太阳刚落，我就匆匆向镇里的戏院走去，心里直担心，万一有什么变化，电影就看不上了。
“干什么，这不是广告吗？”入口的木栅前，讥嘲向我袭来。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呆呆地站在井边，心中抱怨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好不委屈。这时，姐姐提着水桶走来，拍着我的肩头问道：“怎么啦？”我连忙用手捂上脸。姐姐放下水桶，回屋取来钱：“快去吧！”
在小路拐弯处，我回过头来，只见姐姐还站在那儿目送着我，我猛地快跑起来。到了镇上的袜店，店员问：“要多少文的？”我不知所措。
“那么，把你穿的袜子脱下来看看。”
布袜子的别扣上写着“九文”。
回到家里，我把这双布袜子送给了姐姐，姐姐也穿九文尺码。
又大约过了两年。我们一家搬到朝鲜，住在京城。念女校初中三年时，由于风传我和三桥老师亲近得过了分，家里竟担起心来，禁止我去探望老师。当时，老师患重感冒，连学期考试都没进行。
圣诞节前夕，妈妈和我上街，我想该给老师送些礼物，就买了顶鲜红色缎面礼帽，帽子的缎带上装饰有墨绿色的枸杞树叶和红色的枸杞骨，我还将锡箔纸包装的巧克力糖也放进了礼帽。
刚进书店，又遇上了姐姐。我让她看礼帽的包裹，说：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是送给三桥老师的礼物。”
“我看，东西就不要送了吧。”姐姐压低声音，略有责备地说，“那么一来，学校里又该说三道四了。”
我的幸福感消失了。这时，才感到我和姐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那顶红色的礼帽一直放在我的桌子上，圣诞节却已过去。然而，到了年末的三十号那天，那顶礼帽却不见了。我又一次感到幸福的影子也随之消逝。不过，我并没问姐姐发生了什么事情。
翌日，除夕晚上，姐姐邀我出去散步。
“那些巧克力糖，供在三桥老师的灵前了，好似在白色的花丛中，点缀上红色的宝石，煞是好看。我已经请求他们，在装棺时，将礼帽也放进去。”
三桥老师逝世的消息，我毫无耳闻。自打那顶礼帽放到桌上以后，我就再也没出过家门。大概家里人也有意向我隐瞒老师的死讯。
往棺材里装遗物，我干过两次：那顶通红的礼帽和这双雪白的布袜子。听人说，三桥老师也是在简陋的宿舍里，薄薄的褥子上，喉咙咕噜咕噜作响，眼球几欲迸出来，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通红的礼帽和雪白的布袜，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且活着的我，思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