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萧萧是在初二时被编在一个班里的。萧萧的父亲早年参加过新四军，因此她早早就当上了红卫兵。我很羡慕她，因为我家的成分不好，她可以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学校某思想宣传队里蹦蹦跳跳，而我却每逢校级、班级批斗会就战战兢兢。令人羡慕的还有：她有一个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妈妈。在那个“一册在手万卷皆废”的年代里，她的妈妈可以偶尔带回一点“禁书”——我们渴望一切新鲜活泼的东西。
我们的友谊大约就是从借书开始的吧。萧萧有时会带来一本前苏联的侦破小说，薄薄的一本让人眼睛放光。看之前先为它包个皮，一来可以偷偷带上课堂；二来可以留个爱惜图书的美名，讨她妈妈的欢心而不会断了书路。借阅范围之小、借阅方式之隐秘促进了我们的友谊。
虽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阵营，但这不影响我和萧萧的交往。我们去农场学农，熄灯之后顶着一床被子打着手电快活地分食一小包她家人从南方老家带来的芝麻酥糖，舔完手指又舔糖纸。我们去拉练，数日不归，萧萧由于身体不好没有拉练，却设法捎给我一只饭盒，里面有我妈妈做的咸菜，还有她放进去的糖块。
萧萧与我多方面的天壤之别使我们很少在同学面前显示我们的友谊，这一是由于情势所迫，二也因为少年人的担心、敏感和骄傲。在那样一个让人担惊受怕的年代，在那样一个不谙世事懵懵懂懂的年龄，拥有一个信任你、理解你的朋友无疑是命运对你的厚爱。
“文革”革掉了初三，也革掉了高三，一转眼4年过去，已进入花季的我们要到农村这广阔天地去绽放青春了。由于身体的原因萧萧成了免于插队的幸运儿。为避免站台上的离愁别绪，这幸运的人提前去我家送我，泪如雨下。
盼望已久的招工导致的绝望，繁重的体力劳动，烦躁的精神生活，格格不入的陌生环境，远在天边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这就是我的1977年。在那段日子里，我接到了我平生第一个长途电话。萧萧做长话接线员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她把电话从省城打到我所在的市，从市里查到我的单位，从单位追到我的工作地点：一条山沟。在那个“精神富足”但电话机却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个迂回曲折的来电让工友们惊奇不已，让我惊喜万分。日久年深，电话的内容已模糊不清，记住的是一份永远的情意。
30年过去了，我们成了知己。我感谢中文里有“知己”这个词，她比“朋友”更能表达我的心意。我感谢上苍让我在茫茫人海中拥有我的知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怎样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