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公元1872年—公元1970年）生于英国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约翰·罗素伯爵两次出任首相。罗素两岁时母亲死去，大约一年后他的父亲和姐姐也相继去世了。祖父祖母承担了抚养他的责任。罗素的祖母具有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常教导罗素要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他没有被送到学校读书，从小由外籍保姆和家庭教师照顾，学习德文、法文、意大利文。
老年罗素像罗素11岁时，跟着他的哥哥学习欧氏几何学，当时他只能接受定义，却怀疑公理的可靠性。这种怀疑决定了罗素哲学生涯的风格和目标，即以怀疑主义和谨慎的风格，探求“我们能知道多少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确定性和可疑性。
1890年10月，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从而进入空气清新、思想活跃的教育园地。在第三学年时，罗素虽以优异成绩通过学位考试，却发誓再也不念这种只注重技巧而不重视基础理论证明的数学了，改学哲学。他立志要像黑格尔那样，建立一套哲学体系，献身于哲学事业。
罗素曾两次访问中国，他对中国的很多方面充满了赞誉之情。作为20世纪著名的西方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著作达40余部，他在多方面的建树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
启迪人生的经历
挖到地球那边去
这天，5岁的小罗素，正在花园里吃力地挖着什么。
鸟语在微风中波动，而小罗素，耳旁仿佛再一次听见了人们不止一次告诉过他的那个关于“地球是圆的”的说法。然而，他不信，他要认真地探求一个早已被证明的真理的真伪：地球究竟是不是圆的呢？于是，他就在花园里挖洞，想看看能否见到地球那边的澳大利亚。其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地令他沮丧。
那时，人们还告诉他，当他睡着的时候，天使就在他的身边看护着。他闪着一双迷惑不解的眼睛大声反驳说：“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什么天使。”于是，人们就对他说：“你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天使们早就飞走了。”这天，他把眼睛紧紧地闭着，佯装睡觉，然后突然伸出手，猛地一抓，但仍然是一无所获。
他就是这样对周围的一切事物和说法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怀疑主义的思想扎根在他的心中；像一根绳索，一头系着他的不解，另一头则拴着一个又一个令他捉摸不透的疑问，包括真理、谬误、正义、谎言、美善与丑恶等等。从此，他开始了质疑者、探源者、挑战者的人生征程，并且一直顽强地走下去。
深刻的怀疑精神，牵引着他走向真理，走向20世纪西方精神巨人的圣坛。
诗意的坐牢
1918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天气晴好，罗素正在室内洗澡。
这时两个警察奉命前来“拜访”这位反战和平主义者。当来者问罗素发表在反征兵同盟组织《民友》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是他所写时，这位50岁的书生坦直得只说了一个字“是”，便被押送到了法庭，判处了6个月的监禁。
这年5月，他50岁生日那天，罗素乘坐出租车来到布列斯顿监狱，他为自己失去了一次坐囚车的体验而感到非常遗憾。从此，“2917”号犯人代替了罗素的真实姓名。然而，这位乐天达观的人，并没有把“囚犯”生活看得过于悲哀，并因此而忧郁、苦闷和玩弄人生。在这里，他仍然读书、写作。他的囚室里有桌、椅、床，甚至还有他哥哥的妻子伊丽莎白编织的地毯，布置得舒适干净。
因为他的囚室比一般犯人的大，他还得每月交付2先令6便士的房租。罗素入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监狱长，郑重其事地问“拖欠房租有什么处罚”，他说，如果这种处罚是收回囚室，那么他就一分钱也不付。这位在当时已享有盛名的哲学家，虽然身体受到监禁，但心灵却依然在广阔自由的天空飞翔。
他乐观地把这种生活描绘为“就像生活在大海上的一艘定期客船中一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舱位。他似乎把囚室的生活当作了一次海上漫长的旅行，他的生活仍然是那样井井有条，每天4小时用于哲学写作，4个小时用于阅读哲学书籍，4个小时用于泛读其他书籍。他甚至想要试验一下作为宇宙灵性的动物处于幽室禁闭中是个什么状况。所以，他写信请朋友在探监时带一只猩猩来。他与监狱长逗乐，使得那个海尔斯上尉一直吃不准应当怎样对付他这位身为名流的“客人”。
罗素完全不像一个囚犯，他那副总是飘飘然胸无芥蒂的神态，那种乐观的天性，使人反而感到他这时的生活是他追求精神自由的历程中最动人的篇章。请看他在出狱前夕写的一段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在监狱这样使人神思悠悠，一个个意像联翩而至：阿尔卑斯山的清晨，芬芳的松枝覆盖着白雪，高原的牧草闪亮着晶莹的露珠，卡达湖横陈在远远的山外，一眼瞥去，湖水在阳光下跃金泻银，恰如西班牙吉卜赛人那狂放的、笑盈盈的明眸……一切自由的、美好的事物或迟或早地不断涌入我的脑海。”
“既然心灵还是自由的，那么肉体监禁起来又有什么用呢？我虽然身陷囹圄，但却超越了这人生的拘囿，与巴西、中国同呼吸，与法国大革命共命运……在这种种激动人心的漫游中，我已经把此刻世界所陷入的那种牢狱状态忘得干干净净；我是自由的，世界也将是自由的。”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
萨特（公元1905年—公元1980年），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杰出的文学家。19岁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后任中学哲学教师。1933年在柏林法兰西学院哲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次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主要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
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是世界文学名著；他创作了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
1955年，萨特和终身伴侣波芙娃访问中国。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被他谢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法国总统德斯坦沉痛地说：“萨特的逝世，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一样。”
启迪人生的经历
独特的爱情生活
1929年7月初的一天，巴黎大学里阳光明媚，百花争艳。大学生们围坐在一起交谈、讨论问题或打闹，一片热闹景象。萨特、尼让和埃博德“三人帮”正在紧张地准备毕业口试的功课。这时，波芙娃走过来了，由于祖父刚刚去世，她身披一件黑色孝衣。在《一位守规矩的姑娘的回忆》中，波芙娃是这样记载她同萨特的第一次会面的：“我第一次在索邦看到他时，他头戴一顶帽子，并且正在激动地同一个傻乎乎的、高大的女应考生谈话，样子非常淘气。她很快就惹他不高兴；于是，他去找另外一个更漂亮的姑娘。但这位姑娘摆架子，使他很尴尬。当埃博德对他谈起我的时候，他立即就表示很愿意认识我。对我来说，现在我觉得不跟他在一起就等于丧失时间。在应口试的15天中，我们俩只有在睡觉时分离开。”
萨特和波芙娃他们俩一见钟情，情投意合，从此就难舍难分了。波芙娃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姑娘，身边不乏追求者。她的表哥雅克当时正热烈地爱着她，尼让和埃博德对她也十分喜爱，但是，她却偏偏爱上了其貌不扬的萨特。在她的心目中，萨特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很迷人的，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是因为他的出众的才华和对未来创作事业的执著追求。波芙娃看到，萨特“从不停息地思想着”，而且“多次表示他生来只为着写作”。这对同样也想在写作上成就一番事业的波芙娃来说，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因此，在他们认识的短短的十几天内，波芙娃就已下定决心委身于他了。萨特自见到波芙娃后，也深深地被她的容貌和她身上的那种特有的“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的气质所吸引。他感到他永远也离不开波芙娃了。
8月初，当他们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会考，即将毕业分离的时候，他们依依难舍。终于相互倾吐了爱意，并且相约在波芙娃度假的莫里辰秘密会面。
萨特如期赴约，在莫里辰的几天中，他们天天到秘密的约会地点会面。每天清晨，波芙娃就溜出家门，跑去见萨特。他们并肩散步，一路绵绵细语，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确实，他们谈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广泛了。
萨特回到巴黎后，不久波芙娃就来了。她高兴地告诉萨特，她和她表哥雅克的情案已经了结，他们可以公开地相爱了。
当时，萨特要按照法国的法律，到军队服役18个月。于是，萨特迫不及待她向波芙娃提出了“两年合同”：在这两年内，两个人保持最亲近的关系，“两人之间无话不谈……不仅双方中任何一方不得欺骗另一方，而且要不加掩饰地说出一切”。在法国服兵役，每周每月都有假期，服役军人可以在周末或月末回家与亲人团聚。
1931年2月，萨特退役之后，即前往勒阿弗尔市一中学任哲学教员，而波芙娃则被任命为马赛一中学的教员。眼看自己的情人要远行了，萨特主动提出修改原先的“合同”。按照法国的习惯，只要萨特和波芙娃履行结婚手续，他们俩就可以被分配在同一城市工作。但波芙娃不同意结婚。在她看来，结婚只是一种法律上的手续和形式，无须为了迎合这种外在的形式而履行在她看来很不必要的手续。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已经有了感情，而这一感情究竟能够持续多久，不应受到感情以外的因素，诸如法律、家庭形式之类的干扰。所以，最后他们宁愿让时间来检验他们之间的感情程度。在这前两年，当他们正式订立“合同”的时候，就曾明白地表示：“我们的协议已经变得比最初时期更加亲密和更加不可分；我们之间可以有短暂的分离，但不能忍受长期外出所带来的孤寂生活。人们并不宣誓要求永久性的忠诚，但我们把我们之间可能的分离推到遥远的三十多岁的时期。”这是1929年左右萨特和波芙娃的共同想法。到了1931年2月，即他们分离前夕，这一共同想法仍然没有改变，只是不愿意为了达到在一起的目的就服从法律的约束。就这样，他们暂时分离了。
空间的分离丝毫没有削弱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反，愈益使他们相互思恋。他们的感情发展得越来越深，相互之间都认识到对方“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也就是说，双方都发现对方的思想感情同自己相吻合。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双方的思想交融贯通，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当两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双方心神间仍然搭着一座无形的桥梁，相互沟通。
他们终生没有按照国家的法律登记结婚，甚至也没有固定在一起生活和居住，他们各自有其自己的小天地，而没有建立一个传统模式的“家”；但是，他们却终身相爱，白头偕老，同甘共苦。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的心灵达到高度地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