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心灵的想象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过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永远达不到的地方，所以，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在荒原中看到乐园的存在，他们也才会不吝笔墨为这一乐园竭尽歌颂之能事。罗素说：“凭着跟不朽的东西相接触，凭着我献身于把一些神圣的东西带到这个烦恼的世界里来，我们甚至于现在就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创造性的，即使在暴虐、斗争和仇恨的四面包围之中也可以做到。”显然，不朽和神圣的东西只存在于自然进程永远达不到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超越现实，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生活富有创造性，自然需要心灵的想象，需要它的幻想和梦。
列宁像马克思认为幻想有助于人性的丰富发展，列宁曾抱怨过，“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确实，如果说人类是通过理想飞离大地的，那么幻想则是理想的翅膀。在幻想中，现实的种种限制被“悬置”了，人间的种种不幸被“滤去”了。幻想是梦，梦自有其慰藉作用——许多人是“以一个梦游者的自信来走我的路”的。幻想和梦总是最美最纯的，人性的丰富和发展正相对于现实的匮乏，幻想和梦正呈现出理想的完美。就理想具有幻想和梦的特征而言，理想也就具有艺术的特征。德国哲人布洛赫指出，艺术便是一种白日梦，如果现实的匮乏不能被克服，那么在艺术中，幻想性也就不会被遗忘，甚至不会被作为未来形象的欢乐所拥抱。这一点，可从理想主义者大多愿意以诗一般的语言来表达其理想中窥见一斑，泰戈尔便是一个例子。
康德说理想是“完善规定之原型”。这一完善是心灵借助想象、幻想和梦精心制作出来的，以至于理想的各个局部和细节都那么动人，那么富有创造性。在《乌托邦》一书中，托马斯·莫尔具体而细微地描述了一个理想社会，其中竟有婚前检查的优生制度以及计划生育制度。当然，作为心灵的制作，理想不可能是可以触摸的物质，而仅仅是语言的表达。具有象征功能的语言是心灵制作的原材料，也许，它对未来的象征性描述会造成远远超出人类能力的过高理想”。但是，“生活在理想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歌德语）。歌德此语可能略显悲观，中国古代则有“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之论；西方也有此论，如罗素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现实生活是一个持久求其上乘而得其中乘的漫长过程，是理想和可能性之间恒久的妥协……”本来，人的发展同其理想的高低成正比例，恰如《中庸》中所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
“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人如果不放弃他的本质力量，不放弃他的未来，他们也就决不会放弃心灵对理想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唯物和唯心的分歧。“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语）；放弃了对理想的心灵追求，也就放弃了人对未来的想象、希望和梦，世界除了简单的复制将无所谓目标。就这点而言，放弃心灵的追求也就意味着人放弃了自己异于禽兽的理性特征，其意义自然无从谈起。法国作家加缪在其《西西弗斯神话》中对荒谬的人生这般品说：“他的流放无所补救，因为他被剥夺而失去了故园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故园和乐土都可成为人的理想，失去它们也就永远地丧失了生活的理想和目标，人生将被荒谬和无意义定义，心灵也就会为黑暗所笼罩。理想毕竟不是梦想，它可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所以罗素说：“思想的力量，日子长后。毕竟要比任何人的力量都大，凡是有思想的人和想象力能依照人的需要而思想的人，就迟早有可能实现他们的理想，虽然不一定在他们生前就能够实现。”这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对自己心灵追求的自信。
人生价值决定于理想抉择
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说，人生就像庞大繁杂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一些人在那里摩拳擦掌，努力夺锦标，一些人在那里做买卖牟利，还有一些人则东逛西荡除了旁观以外无所事事。
理想的抉择，也就是选择自己委身的价值，就像奥林匹克运动场上人选择不同的事来度过同一段时间。恰如美国哲学家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所说的，一个人在对他能够委身的价值进行探索时要遇到许多竞相争取他信从的理想。理想自然蕴涵着价值，它们或以完整齐全取胜，或以重点突出取胜。总之，各种各样的理想通过各种语词打扮得花枝招展，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试图使我们相信，它所信奉的价值才是健全人的价值。
基督教的理想曾经是西方社会的主流理想，其根本点就是重返伊甸园，回到那“他们将得到欢欣和快乐而忧愁和叹息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天国。在天国中，上帝的爱和人类的爱到处闪现；每个人都勇于无私地献身，都具有谦恭和负责的美德；战争和凶杀将永远地消失，一切仇怨都得到化解。这是一个巨大的乐园，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安全和平地生活。至于迷途的人们，上帝及其委派的牧师的惩罚是无情的，恐惧会使他们返回到乐园里。天国崇尚正义、公道、博爱与和平；正是对这些基本价值的信奉，使得基督教天国理想至今仍具魅力，不仅构成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背景性因素，而且成为无数现代乌托邦的灵感源泉。
出于社会整合的需要，每种文化都有崇尚至善价值的伦理理想。基督教的天国理想为一例，中国儒教的“内圣外王”理想又是一例，只不过它们之间有绝情入圣和缘情入圣的区别。世上也有放弃文明而重归自然状态的理想，如中国老庄的“小国寡民”理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庄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原始氏族社会的拷贝和翻版，也许老子和庄子见多了春秋战国时代在仁义旗号下的征战讨伐，从而怀疑道德完善和知识进步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柔能克刚”是老庄的哲思，更是他们在乱世自我保存的生活经验。
理想是对现实的超越，是对现实匮乏和不足的否定，因而追求理想的人一般总要给现实一个否定性的评价；否定得愈是厉害，对人生的看法自然愈是悲观。佛教思想便是彻底否定现实人生的，以它的话来说，就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但是佛家也有其理想，那就是无欲无求、无执无著、清净透明的涅槃境界。在那里，人生的烦恼痛苦灭绝了，生因死果中断了，轮回流转解脱了。作为人生烦恼和无常的克服，涅槃就是寂静和永恒，这就是佛家理想的价值取向所在。叔本华这位西方悲观主义大师在自己的文化中颇感孤寂时，曾将热情的眼光投向佛教这一东方的智慧奇葩。根据他的理解，佛教涅槃理想便是要人达到自动克服欲求，处于与世无争的冷漠状态；佛教大小乘虽然在个人彻底解脱还是人类整体解脱上有分歧，但基本价值取向并无差异。固然，我们知道，即使不争和冷漠，这种状态的达到，也是佛教徒们对可能所作的选择的结果，而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是最好的。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告诉我们“理想是活的可能”。有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因而也有了具体的需求、具体的实践。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这些实用主义大师们认为，世界上本不存在普遍价值和共同的理想，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事物需要用“相对”来定义，对统一理想的宗教性笃信已成为一种传统故事，根据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观点，任何价值和理想都应是人类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工具。这一观点决定了价值不应从外部强加于人，而应从实践者——他们总处在特定的存在境况中的实际需要中投射出去，就像传统西方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根据其不同的价值需要分别选择基督教天国理想、儒教“内圣外王”理想和佛教“涅槃寂静”理想。人类基本价值的排列组合可以构成无数种理想，但人们总是根据其需要选择着理想，选择着他们可以委身的价值。
吐舌头的爱因斯坦与此相似，爱因斯坦指出“人生是一种冒险”，价值和理想的抉择也是一种冒险。“没有什么科学方法来证明一种理想是对的，而其他各种都是错误的”，因为人的需要是复杂的，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哲学能够穷尽人类所有的价值尺度，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话来说，就是“真善美不可兼得”；然而，虽然“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马克思语）。于是，哲人们告诫我们，每一种理想的实现也许都将是世界得救过程中的一个契机；因此，也可以这么说，人的问题不在于确定什么样的永恒或终极理想，而是不断地冒险和追求，去尝试新的可能和获得新的价值，使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使自己的人生显示出越来越高的价值和越来越富有魅力的风采，从而使自己对社会的完善、文化的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