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厂后，找到了谢厂长（厂里的职工称法定意义上的谢厂长为老板，把彭主任称为厂长。所以，我在这里也称谢厂长为谢老板），我把职介所的推荐信拿给谢老板看。
我进厂的时候样子不仅不雅观，而且还很狼狈。
当时厂里的工人看到我的狼狈相后，对我有两种偏见。
一种人说我是疯子，这话最先出自那些上车（把做好的床垫往车上搬运）的工人之口，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疯子当成不正经人的常用词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骂人的疯子。比如，他们就曾叫汪娃儿是疯子，并把后来进厂的杨波他们也说成是疯子。
而老板后来跟着附和认为我是疯子的原因，则是因为见我打工还带着书。他们这么对我称呼，虽然只是随便说说，但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因为当时我的心在家的时候就已经受了重伤。
还有一种偏见就是见我大热天还穿那么厚的衣服，以为我有病。其实，穿得厚是因为我那几天患了重感冒，那几天一直就在遭受着感冒病毒的折磨。由于无钱医治，在厂里又持续了十多天才好起来。期间不仅声音变了，而且声音微弱到都快要说不出话来了。
老板见我挺糟糕的样子，就说我们现在生产正处于淡季，不招工了。
我听了他说这话，就有些着急了。并不是我非要在这里干不可。我只是在想，我花了那么多的钱，（职介所50元，坐三轮15元，虽然也只用了65元钱，但65元钱当时对我来说，却是一笔巨款。因为以前在家里根本就很难挣到一分钱，现在虽然出来打工了，如果没找到工作的话，更是一分钱都挣不到。更何况要回到成都城里还得花钱，另外找工作期间，吃住行都得花钱，几花几花就会成为穷光蛋，今后即使找到了工作，恐怕连押金都交不出来了）。
这不只是给我造成经济损失的问题，而是还会搞到越来越被动的问题。
另外，我还为了这个工作花了半天多的精力。如果谁能给我补上这些损失，我马上就可以走人，当然谢老板是绝不会补偿我的65元钱损失的。
不过我并没有把话题往这方面引。而是一针见血地说，你不招工怎么在我来之前，职介所给你打电话时，你还给我指路说是在黄田坝这边呢！
其实，我当时着急的主要原因还是输不起。
这时，购买床垫的一个中江老板正与谢老板坐在一起，听我说的话好像是德阳双东方向的口音，就问我的家住地址。
我就说出了我的家住地址，当时我的户籍地址还是德阳市市中区双东乡清泉村2组。（后来把市中区改成了旌阳区后，我的户籍地址就成了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双东镇清泉村2组）。
巧了。
原来他就是曾经移民到我们同一个村，6组的移民户。
他成为移民户的原因是这样的，他以前在集体制时期的工作，是给一个县官老爷开车，一次开车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他的老娘。县官老爷不让他的老娘上车，他偏要拉她的老娘上车，这样就得罪了县官老爷。后来在开车过程又出了点车祸，原单位就把他的城市户籍下放到了农村，并把他移民到我们村6组（组于队是一回事）当比工人和城市人口下贱一等的农民。
他被下放的6组只与我们2组中间隔了一个7组。以前集体制时期，即使不是一个小生产队，只是一个大队的人，也会被派调在一起修河修堰。还会在一起开会的。只是在集体制时期我还在学校读书，所以彼此并不熟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是家乡人的关系。
如此说来，我们真是有缘人了。而且我们见面正是时候，我来早了，他没在这里，我来迟了，他也可能走了。刚好是我们一起赶到这里。
我在与他的交谈中，谈起了很久以前的故事。小时候我们家很穷，为了筹集学费和书本费，我十三岁就在假期，从家担柴到二十多公里的德阳县城去卖(我们地处山区，柴是烧不完的。当时不仅城里人煮饭，要用柴，而且单位上生火也要用柴)。开始只能担二三十斤，有一次与我哥哥一起担柴卖。下放到农村的他们家，要用钱也得靠卖柴。还曾与他的老伴和儿子卖到一个地方呢！当时的好柴都只能卖到三分钱一斤，卖一担柴都卖不到几个钱。可见被下放到农村的他们家的生活，与我们一样的穷苦。现在居然做起了大生意来，他真是个有本事的人啊！
他听我说起以前的心酸事，也不无遗憾。
他告诉我，政府把我们下放到乡下后，不仅生活很艰苦，而且还由于我们是移民户，经常遭到当地人欺负，后来赶上改革开放，就搬走了。（农村改革从1979年就开始了，先是一个小生产组再分成两个或三个更小的生产组搞竞争，折腾了几年，到1982年改革更为彻底，包产到户了）。在改革农村经济初期，城里在经济的管制上也开始松绑了，以前私人在城里做生意叫投机倒把，是违法行为，现在私人在城里做生意也是合法的了。他原本就是城里人，是会做生意的。它抓住改革的机会就搬家到城里做生意了。
他也认为我们在这里相见是巧合，甚至是天意。真是没有想到，竟然在成都郊区的一家厂里做买卖的时候，见到了家乡人。自然要算是他乡遇故知了。
由于他搬走后，就一直忙着做生意，没有回过移民时期的家乡。多年来也没有遇到过移民时期的家乡人。很想了解一下移民时期家乡的变化。
我都如实地告诉了他。
后来你们6组分成了3个小生产组，一个继续叫6组，分出来的一个叫9组，另一个叫10组。（我们大队在集体制时期，共有7个生产小队，先是三组分家，分出去的叫8组，接着就是6组分成三个家，最后一个分家的组是1组，分出来的组叫11组。后来包产到户后就没有再分组了）。
旁边的人见我们聊起家常来没完没了，都看呆了。
说来说去，又说到我进厂的事上。
他针对我现在的处境。就在老板面前替我说情。这个人要了，什么淡季，我多买你一回产品什么都有了。
恰巧在这时候，一个身份在领导之下，却在职工之上的工人中的组长名叫谢建国的人也跑来在老板面前为我说情。
哥，把这个人收下，我最喜欢老实人了。（后来才知道给我说情的工人名叫谢建国，谢建国是谢老板的族人，哥是谢建国对老板的称呼。）
当时他不知道，我这个老实人在干活上现了原形后就是只老虎。当然，我作为老实人的本性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改变和动摇的。
本来一个不算大，但也不算小的工厂，增加一个把人根本就不会成为负担。何况前几天还在招人呢！只是我因后来几天在招工上就被冷落了。
据比我先到几天的老周说，他来的时候，老板还把他带到厂里转了一圈，彭厂长还给他介绍了这个厂的情况。现在我进来的时候，却还要人说情。真是彼一时此一时。当然，我进厂还要人说情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老板瞧不起我的狼狈相，这不是在以相貌取人吗？
不过，一个外出打工的人，在第一次见老板面的时候，不能留下坏印象，不然可能不被老板接受。我能被老板收留，要算是个例外了。
由于有顾客与厂里的老职工为我说情，看来不收下我就要得罪客人和厂里的资深工人了。
于是在我同意了他提出的（先要交50元钱的押金，还要自己负责一个月的生活费，还要遵守厂里的各项规定后），他终于勉强同意了。
于是我就在保管那里交了50元钱的押金，在厂里落了个户名，就算是工厂的工人了。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还真是这么回事呢！我能进大信床垫厂也有三个人在帮忙，职介所要算一个，给我说情的，买床垫的曾是我们同一个生产大队的移民户要算一个，也给我说情的谢建国要算一个。
从几个朋友的共同努力才把我引进工厂的事实来看，说明了出门真的要靠朋友的真理。
其实，一个几十个工人的厂多一个把工人，完全是必要的。因为在原来的工人中，因种种原因，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工人离开工厂。不说人员储备，就是要保持工人的数量，维持工厂的正常生产，走一个人就需要补一个人。在我进厂没过几天就有人嫌厂里的工资低，又干的是苦、脏、累的活，而离厂到别的地方挣大钱去了。更何况有些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招会自来，想招还恐怕招不到呢！我就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人。
我进厂时，由于正是下午的上班时间，工人们都在忙着工作，都无暇搭理我。我却发现一个老头悠闲自在地在厂里走来走去。我就问他在这里干什么工作，他告诉我，他是老板的父亲（后来才知道，厂里的工人都称他为老太公）。
老太公告诉我，现在正处于大热天，这里的蚊子很多，必须要去买个蚊帐，以防蚊虫叮咬，还要购置吃饭的餐具等生活用品。
卖那些东西要赶集市，于是我就问老太公，赶那里最近。
老太公告诉我，赶茶店子最近，并且还告诉了我赶茶店子的路线。
当时只有四点多钟（北京时间16点多），时间还早，买回来天都还不会黑。于是我就赶了一趟茶店子，买回了蚊帐和餐具，顺便还买回了一床棉絮。大热天本来是不需要棉絮的，但因我感冒了，晚上睡眠的时候必须要盖厚点。不得不买一床棉絮。棉絮虽然只买成十元钱，但却只盖了两晚上就烂了，真是便宜没好货啊！
蚊帐虽然买得有点贵（二十多元钱)，但却是值得的，因为后来用了很多年。
买回了生活常用品后，在工棚找到一架闲置的单人床，安置好，把行李放在床上。就把剩下的二十多元钱全部买了饭票。就到了开晚饭的时间。
吃过晚饭，由于我是新来的，与谁都不熟。我只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工厂的工人们，三三两两或出厂去玩耍；或留在厂里的彭厂长寝室看电视；或在门卫室与谢门卫聊天。
由于我找到了工作，有了立足之地，所以进厂的当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甜。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双东镇清泉村2组杨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