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终生未婚，他对友谊的要求很高，加上他智力的卓绝和性格的怪癖，他的朋友于是就很少。天才的命运总是孤独的，往下降低一级却可以得到许多朋友，要么就得有一副天生的好脾气。而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人们谈到他许多缺点：挑剔、多疑、生硬、抑郁、冷淡、严厉、易怒、过敏、苛求，这一切都是不利于交友的，他说他自己虽然不能提供感情但却需要感情，但他的心灵又呈现某种封闭性，正像他所说的：“如果你不希望有些人进入你的房间，那就把门用他们没有钥匙的锁锁上，不过，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及此事，除非你需要他们站在门外欣赏房间。”可是，他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对待友谊上却是极其真诚的。他讨厌一切形式的矫揉造作，他最欣赏的是这句话：“给就是！”
我们在他的生活中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他对现代工业文明是失望的，对于人类现状和前途的看法是悲观的。在他看来，当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他不是一个斗士，而更像一个隐士。哲学对他实际上也是一种逃遁，可是他在这儿也找不到一块安宁的绿洲。他的创造性天才却被用于从事破坏和摧毁哲学的工作。一种力求彻底、无限和绝对的精神，一种极端纯正的严肃性和责任感，使他不能不这样做。
总像有什么东西在驱赶他，他不断地退隐、逃遁，逃遁的目的是宁静，可是，他却总是得不到宁静，虽然他是多么渴望宁静，他说：“我的理想是沉静”，“探讨哲理的人渴望思想平静。”
他有一副过于沉重的大脑，他有一颗太敏感的心，他有一个不安分、且深处笼罩着黑暗的灵魂。
可说的和不可说的
维特根斯坦心灵中最深处的东西并没有在他正式的哲学着作中说出来，“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够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而这些他保持沉默的东西恰恰是他心灵中隐藏最深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的沉默意味深长。
我们读《逻辑哲学论》，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维特根斯坦写作这本书的动机，跟他对哲学的现状的不满大有关系，他强烈地感到：人们应该说而且可以说清楚的东西没有从哲学角度去说，或者说得糊里糊涂，而不该说，归根结底也说不清楚的东西却在哲学中大谈特谈！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可说的东西主要是指经验的自然科学的命题，它们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证实的，经过证实，它们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反之，不是假的，就是真的；而不可说的东西则指形而上学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构成了传统哲学内容的大部分），它们是无意义的，不可证实的，无所谓真假，至于逻辑和数学则是一种“形式科学”，其命题本质上是一种同语反复。
正是从上面的区分出发，维特根斯坦认为整个哲学充满了这种最基本的混淆，认为哲学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并不是假的，错误的，而是根本无意义、荒唐无稽的，因此，最深刻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比方说，生命问题的解决就在于这个问题的消失。在维特根斯坦的心目中，真正的哲学应该只是“语言批判”，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的，其成果也并非一些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明晰，由它来划清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可思考的与不可思考的东西的界限。哲学的正确方法应当是：除了能说的事情，不说任何事情，当某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也总是向他指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记号以意义。在《逻辑哲学论》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传统哲学的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所以，对于本体论、人生哲学、伦理学、美学的根本问题，维特根斯坦在其着作中除了反复指明它们是不可言说的以外，不再说什么别的。但是，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启迪了这位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的大师的，竟然还是这样一些带有强烈的人生哲学和宗教色调，神秘主义色彩很浓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柏拉图、奥古斯丁、克尔凯戈尔、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他对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两位大逻辑家的着作很少光顾，甚至说他从康德、休谟那里也只是得到偶然、片断的领悟，更不要说黑格尔了。可是，在克尔凯戈尔那里，他却感到对自己太深奥了，以至没有产生在更深刻的心灵中可能产生的好效果。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自谦。
尽管维特根斯坦在其公开出版的着作中不说什么，我们还是可以从维特根斯坦遗留下来的一些私人笔记中，隐约窥见到他内心的深处。比方说他执着地追问自己：上帝是什么，信仰上帝意味着什么；他认为信仰和肯定是我的心灵所需要的；他谈到个人的痛苦和基督教的必要等等，我们在他身上发现某种宗教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在他内心深处发现一个和一种追求绝对和无限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人。
思想与个性
在哲学家的个性与其思想，生活与其哲学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深沉内在的关系。
比方说有一致和不一致的关系，在有些哲学家那里，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是完全融为一体的，他们的个性就是他们的哲学，例如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以及强调“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一些中国哲人；在较少数的哲学家那里，他们的人生哲学却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某种背离，例如叔本华；他们与其说是把他们的优点，不如说是把他们的缺点化为一种哲学，一种呼吁；而大多数哲学家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有些游离但又趋于一致。
至于对维特根斯坦，在个性与思想，生活与哲学的关系方面激起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没有把他对生活的体验、感受和紧张执着的思考化为一种人生哲学呢？而按他的智力和毅力，他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显然，正是这种思考本身阻止他达到这一点。
他选择哲学，选择认识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了逃避不幸的生活而去争取幸福和宁静，正如他笔记中写到的：
人怎么能完全幸福呢，既然他不能排斥这世界的神秘？
通过认识的生活……
认识的生活是不管世界的神秘而幸福的生活。
然而，认识并非是去认识至善、认识生命的意义，这些恰恰是神秘而不可认识的。意志的主体是伦理学的承担者，而这个主体、这个我是深深的神秘！善等于神圣，是不可企及的，维特根斯坦说这就是他的道德观的总结。
于是，人生哲学，伦理学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间准备的《关于伦理学的一个讲稿》中所阐明的结论。鉴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鉴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只包含自然的意义，只能表达事实，而伦理却是超自然的，因此：
伦理学就它源自想述说有关生活的根本意义、绝对价值的东西而言，绝不可能是科学。它说的东西没有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任何东西。但它是人类心灵中一种我个人不能不深深尊重，不能为了我的生活而嘲笑它的倾向的证书。
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只能是致力于去认识事实，去从事逻辑、语言方面的哲学研究了。
他所做的事情说明了他不去做的事情，也说明了他的个性和生活态度。反过来，从的个性和生活中，我们又可以找到对他所做的工作、对他的哲学思想的某些解释。正如他所说：
“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学研究相仿——更是对自我的研究。关于个人的阐释。关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个人对它们的期望）。
我应该只是一面镜子，因为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想端正。”
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
原载《读书》１９８６年第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