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继续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在六郎庄居住，每天在田野散步、到颐和园游泳。完成《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１月开始电脑上网。
１９０５：终结的一年
在我的开始里包含有我的结局。
……在我的结束中是我的开始。
——艾略特《东科克》
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了三篇将大大改变人类的宇宙时空观念的科学论文——由此奠定的相对论无疑也将影响到人们的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阿隆、萨特均于此年诞生，与他们大致同龄的一批知识分子，看来注定要经受一个“极端的年代”的世界风云巨变，同时也有机会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叱咤风云。俄国发生了１９０５年革命，以其遥远和失败倒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多少注意，而日俄战争及其结果对中国人的影响却是切实的刺激和震撼——它本身就是一场奇怪的、对中国人来说既包含耻辱又包含希望的、以中国为主要战场的外国人的战争，多有国人以此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认其结果证明了“君主立宪”的优越和亚洲后发国家的希望。此年由于美国要续签排斥华工的条约，还引起了全国的抵制美货的运动。这样，三个日后将对２０世纪中国发生最重要影响的国家——俄、日、美都在本年颇引起国人的注意。
是年在中国为乙巳光绪三十一年。清王朝试图延续自身统治的“新政”改革和试图推翻它的革命看来正在紧张地赛跑。７月，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上命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而同月底在日本，孙中山与黄兴等七十余人在东京集会，商组“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并解释说：“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８月２０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孙中山任总理。１１月２６日，在东京出版了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而当９月２４日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这就像是改良与革命的一次短兵相接。这次突然发生的刺杀（吴原本是计划刺杀铁良）并没有阻止、但至少迟滞了清廷立宪的步伐。某些激进行动的意义就在于：即便失败，它也造成了一种必须再往前走的气氛，使己方前仆后继，使对方欲罢不能。是年还有《革命军》作者邹容瘐死狱中；《警世钟》作者陈天华蹈海自沉，他们都曾试图以热血或死亡来唤起同胞，开辟革命的道路。
的确，一些东西在消逝，似乎永远地消逝。从伍廷芳、沈家本奏请，清廷将律例内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酷刑永远废除，凡死刑最重至斩决为止，又废除缘坐、刺字。后又从两人奏请，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并请查监狱羁所，以矜恤庶狱。体制化的合法暴力似在努力使自己变得文明、变得温和；而体制外的暴力则方兴未艾，并最终要摧毁这一体制。而还有一些崭新的、初看是细小的东西也正在出现。例如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本年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日后人们将会感到这是一个“影视媒体时代”的先声，大众的“看”将排挤掉少数文化精英“读”的中心位置。
而旧和新、保守与革命又常常顽固地纠缠在一起。是年为考察清政府的武备，一位干练的大臣铁良在秘密地巡视了东南及中原各省炮台、陆军、水师、军校等军事机构之后，写了数万字的详细报告，甚至细致到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地评述了国防力量的状况，指出了各地许多的积弊和腐败，却对张之洞治下武汉新军的训练赞誉有加，而正是这支新军，日后将成为发动辛亥革命的主角。
在１９世纪向２０世纪转换的那些年里，１９０５年比起此前朝野动荡的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０年和后来王朝倾覆的１９１１年，看来并不很引人注目，甚至有点平平淡淡。
但在我看来，它却最适合于被称之为是中国传统社会“终结的一年”，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大事就是科举的废除。清廷宣布废除科举，自然有许多原因长期积累和多方面动力激荡而成，但最后的决定是在本年做出，遂使本年成为标志性的一年。科举的废除影响深远，它意味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断裂。相对于此前中国的“千年”传承，它是终结的一年，相对于此后的“百年”变革，客观上又可说是开端的一年。它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链条中关键的一环。总之，科举之废除实在是“亘古奇变”的２０世纪所发生的一个最早的最重大事件。它的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以下我试依据我的一些初步研究对这一事件的意义做一叙述。
古代选举制度的终结
废除科举首先意味着一个确立于唐代，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消失，但还不仅于此，它还意味着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结束，而这后一点往往不被人注意。所以，我想在此特别地强调这一点，从一个长远的观点来看，１９０５年所废除的不仅是科举，也是整个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因为，由唐至清的科举（考选）与此前由汉至隋的察举（荐选）实际是不可分开的。它本身正是由察举发展而来，是为了克服其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整体。它的名称和丰富内容可见之于正史的“选举志”，以及典章制度着作中的“选举典”、“选举略”或“选举考”等。而科举的废除则整个地改变了古代选举的主旨和方向。
秦王朝统一中国，其形成的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模式，为后世选举入仕的制度化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客观需要和可能。汉朝虽也是“以马上得之”，并承袭了此模式，但却在官员的来源上颇思改弦更张，到建立王朝之后六七十年，其“统治阶层的再生产”终于发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文景时已有不定期的“贤良方正”的特举，而就在武帝时的一次特举中，董仲舒提出意见，反对任子、纳赀取士，主张“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这样，终于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举看似不起眼，却正如劳干所言“开中国选举制度数千年坚固的基础”。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又有诏书规定必须举人，批准了有司所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察举由此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并不断完善细则、增加其他名目，确定奖惩。我们翻阅汉书，时有“坐选举不实”而免官的记载。而博士弟子课试也渐成制度，开后世选举与学校相结合的先河。
作为荐选的察举的特点是“人对人”，好处是常能看到人的全部：不仅文章、学问，还有德行、干才；也不仅一时表现，还有平日作为，乃至于家世根底，但假如推荐者私心膨胀而又外无制约，荐选也易生营私、结派、请托、谬滥的流弊。这时有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条路是把开启的门关小，使统治层相对封闭，使上升之途更加缩小，客观上可以减少觊觎之心与奔竞之势；另一条路则是索性让门完全敞开，使统治层向所有人开放，只是每个人都要经过一套严格的、同等的考试程序才能达到高位。
东汉以后的选举从前几百年（魏晋南北朝）来说也许是走了前一条路，而从后一千多年（唐至清）来说，最终还是走了后一条路。于是，以“自由投考”和“以程文为定”两点为基本特征的科举在唐代正式确立。又经过宋代采取锁院、糊名、誊录这些隔绝考官与举子，只凭程文而不再见本人的措施。除了考场上的文章，其他人的因素几已淡化为零，考官不知试卷作者为谁，更遑论其家世背景。其他种种防弊措施也都在加强这一点。由此遂导致“取士不问家世”原则在宋代的完全实现。在考场上的那一刻，考试者只剩下他自己面对一切。这种种人格淡化、取士之途趋一、考试内容趋一的发展，都意味着科举越来越以一种尽量客观、中立、平等的标准和工具理性来对待所有投考者和处理升黜。科举制度在明代实际上已完备定型。各级科举的层次、细则在明代得到了越来越精确的规定，构成了一张严密有序的大网。考试与学校的结合也达到了几近于浑然一体的程度。清人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他们对这一制度的作用主要是在严格坚持和进一步细密化。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古代选举中“岁举”的意义。有一位激烈批评美国民主的西方人士也承认：美国建国两百年至少有一件事是无可动摇的，这就是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这是任何现任总统也无法改变的。而中国的选举制度也由此开始了一种两千年来、虽异族入主亦不能废的稳固的连续性，尤其在科举时代，逐渐发展到了一种皇帝本人凭个人意志也无可改变，到一定时间就必须举行，遇战争、大灾等不测事件也须补行或者易地举行的事情。皇帝也不可能随意与人功名。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做一比较：目前中国社会最严格、最为人所重的考试是进入大学的高考，但它无论在严格和客观性，还是在地位的重要性上，更不要说持续的时间之长和涉及范围之广等方面，都还远远比不上科举的考试。这样一个本身最客观、最具个体主义和工具理性这样一些“现代”特点的制度，在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时却首先要被废除，这真有点像是历史的揶揄。但这可能又是不得不为的，因为中国人面临的世界形势和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都已发生根本的变化。
“选举社会”的终结
以上是从政治制度着眼，然而，我想我们还可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观察废除科举的重要性。这就是说，我认为中国这两千多年的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已经反复锻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所以，科举的结束在我看来就还意味着中国在春秋战国与２０世纪两次巨变之间逐渐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我认为，中国在这样一种历史发展中，社会已渐渐由一种春秋之前的封闭的等级制社会——我将其称之为“世袭社会”（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转变成为一种秦汉之后的流动的等级制社会——我将其称之为“选举社会”或“选拔社会”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