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怨恨累积，刘文静在一次酒后用刀敲着自家柱子说“必杀裴寂”。由于心神不宁，刘文静精神恍惚，得了神经衰弱，老在家中看到妖怪。他的弟弟刘文超爱兄心切，竟然召来巫师，“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之法”。倒霉的是刘文静一个爱妾失宠，心生怨恨，便上告刘文静施行左道，诅咒朝廷。
“诅咒朝廷”这个罪名可不小，李渊立刻派人将刘文静兄弟抓入大牢，裴寂趁机火上浇油：“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今若赦免文静，必为后患！”朋友之间容易相互影响。李渊自然也不见得对刘文静有多少好感，于公于私，刘文静都非死不可。于是，一代聪明谋士刘文静五十二岁那年，便抚胸长叹一声“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从容临刑。他的弟弟刘文超也被祸及，刘家家产全被朝廷抄没。
武德八年，老皇帝李渊为了颐养天年而建造的太和宫修葺完成，便搬了进去。但是，他在太和宫没有享受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老皇帝异常痛心的事情。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并且还诛杀了他的十个年少的孙子。这就是在武德九年，阴历六月庚申，发生的“玄武门之变”。
血亲相残！李渊的心碎了！本来处于劣势的李世民怎么会咸鱼翻身做了大赢家呢？
程桐先生曾在自己的著作《唐太宗李世民》中说李建成跟李世民“不论从哪个方面相比，李建成的力量都非常强大，只不过太自信了”。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下半年，天下已经太平，李世民也不再征战了。于是，他不再能够赢得显赫的军功，转而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如何与李建成相争帝位上。李建成自然不是省油的灯，对于他而言，这个二弟就是眼中刺，非拔出不可。武德九年（626年），突厥军队开始骚扰河套地区，又要开始对外征战。李建成觉得时机成熟，决定对李世民下手。
按照惯例，出征突厥非李世民莫属。但是，李建成却以磨炼齐王李元吉的借口向李渊建议让李元吉出征。李渊同意。李元吉出征之前，又要求李渊将秦王府中能征善战的大将如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等大将带去同征突厥。李渊也认为李元吉此次出征的确势单力孤，有几个名将在身边保护，是要安心一些，便同意了李元吉的要求。
自然，这一招是李元吉和李建成商量好了的。目的是将李世民的精兵名将控制在自己手中，然后进一步对付李世民。某夜，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说：“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旧唐书》卷六十四）电视连续剧里总爱演如果有人密谋毒计，就会有好人但是身份比较卑微的人告密。历史在上演“密谋杀李世民”一幕时，也安排了这么一个小人物告密，只不过这个人不是因为明白秦王比太子好而向李世民告密，而是因为李世民曾经收买了太子手下一大帮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他恰好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人叫做王晊，任太子率更令，也就是晚上打更兼夜巡的官儿。王晊受人恩惠自然要替人消灾，他在太子府里不知道暗中偷听了太子和别人的悄悄话多少次了，这一次，终于让他立了大功，赶紧将听来的话转述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大骇，当下召集谋士出主意。众谋士一致认为此刻形势危急，非得先下手为强了。李世民可能为亲情考虑，不忍心向自己的哥哥弟弟下手，也可能借此机会试探众将的反应，还有可能是为杀亲的道德考虑，总之他犹豫再三，不能下决心。
尉迟敬德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长孙无忌也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但李世民仍说：“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尉迟敬德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李世民还欲以占卜来决疑，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掷到地上，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隋唐野史》）看来天意如此，李世民于是下定了决心。第二日，李世民按照私下商议的计划，上了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冤杀他，然后暗中派人在玄武门布置。李世民料定李渊看到密奏后会召李建成、李元吉二人入宫，而玄武门是入宫的必经之所，李世民打算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经过玄武门入宫时击杀二人。李渊看到李世民的密奏，果然打算第二日在宫中召见两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对质明白。
李渊的爱妃张婕妤一直支持李建成，她在玄武门有眼线，又得知了李渊的想法，就立刻通知了李建成。李建成和李元吉商量对策，李元吉认为应该跟李渊说自己生病了不能去宫中，以观形势。李建成却说：“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资治通鉴》）原来李建成早就对京城的军事力量私自做了准备，而镇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旧部下常何，不会发生问题，所以就掉以轻心，没有采取防备措施。
但是，问题恰恰就发生在这个不起眼的常何身上。原来这个常何也跟王晊一样早就被李世民收买了。
到六月四日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赶跑，最后也将之射杀。
李建成和李元吉虽死，但秦府军队跟太子府、齐王府军队仍旧在激战，而且秦府虽然兵精但数量实在太少，已经渐显劣势。就在这千钧一发中，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顿时军心涣散，作鸟兽散。
一切尘埃落定。李世民取得了胜利，李渊见形势如此，做了识时务的俊杰，让位给李世民，自己去做了太上皇，安稳地度过了余生，最后死于太安宫，庙号高祖，葬于献陵。
玄武门之变，血亲相残，虽然是李氏皇族的家族悲剧，却是大唐帝国的幸事。从此，李世民取代李建成成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带领唐朝进入了繁荣昌盛的“贞观”时代。
4.督建盛唐，和亲四方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将李世民的统治时期称作为黄金时代，他说：“黄金时代的来临，原因之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比较容易。原因之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但仅此两个原因不能促成什么，将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大混战，人民也有这种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所以，另一个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的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再大的船舶，掌舵的只有一人，负责航行的只有少数人，这少数人即国家领导人，其重要性用不着解释。李世民大帝和他的干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每一件措施都求其跟杨广不同，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在人民尊重和信任的支持下，推行廉洁政治，获得空前成功。”
正如柏杨先生所说，李世民的战斗团队“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尤其是李世民在位的二十多年中，时刻保持着警醒，“他严厉地控制自己不去触及无限权力的毒牙，并且鼓励和接受最难堪的逆耳之言。他对官员们要求：‘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报告给我。’”
李世民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最是有名。其实，他登基后不断地接受魏征等人的批评，不仅出于他的诚意和巨大的耐心，还在于借以昭示天下：他，李世民，虽为一国之君，时时有忧患意识，处处小心谨慎，不会翻船，自信非常。
“李世民的反省和勤勉有时达到自虐的地步。他时常检点自己，显得非常谦虚，说‘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他处理的政务过于繁重，几乎是事必躬亲。他的充沛精力不仅用在军事和政务上，而且在讨论义理上，招杜如晦等18人为学士，轮流值班以随时与他应对；理朝时大臣时常与之争论，依照传统的眼光看，有的简直是‘多嘴多舌’。更有在朝廷上顶撞的、论辩的、讥讽的，甚为令人不安，但李世民时常一笑了之，并不责备。即使听了一些无理取闹的话，他也只是悻悻然退朝回宫。”（《天马嘶云--新旧唐书随笔》）最为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632年。李世民喜欢狩猎，有一天，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到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这一次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都替魏征捏一把汗。
李世民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李世民大吃一惊。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说：“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李世民这才想到他自己过分，不久之后，即擢升魏征当宰相（侍中）。
虽然李世民常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是“向理性屈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种高度智慧的认识。”（柏杨《中国人史纲》）但是，李世民的这种“高度智慧认识”仍旧是背后有因，这就要追溯到“玄武门之变”，他手刃亲兄的血案上来。李世民并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个英武又敏感的人。杀兄之事发生后，其心态肯定是十分复杂的：既为除掉隐患而感到快意，又因自相残杀而愧疚。他在日后脱颖而出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而这种愧疚和自责，以及一辈子都想摆脱阴影的愿望，竟可以化为如此巨大的动力：做一个英明的君主，尽善尽美地料理一切事务。这种救赎的意念压倒了一切，正如基督教义中的原罪之说，在后世为平等的契约社会学说铺平了道路。
在生命鼎盛时期，他做的事几乎涉及了文治武功的一切方面，再多再烦的事务也压不垮他。面对堆积如山的谏书，他竟将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考虑，直到深夜。他的许多公开举止，如谦虚优待学士，同他们讨论经义时常到深夜；他的一番创守难易的宏论、一席前车之鉴的著名话题；他的到处罗致天下人才的实际行动，以及休养生息的政策，与其说是出于本意，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和百姓赞扬的愿望。他想向天下证明自己取代李建成成为国主是更有资格的。他的潜意识里，他在与建成争，看我李世民这皇帝当得如何，是不是比你李建成强多了？就算不杀你，让你当了这皇帝，你也做得没我好！我才是命定的天子，所以，杀你，也是应该的。当然，这种想法，有些自欺欺人，但是李世民一直都在以这样那样的法子让自己为弑兄而焦躁不安的良心安静下来。
《剑桥中国隋唐史》说李世民“具有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并举了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公元628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到皇宫北部的御花园中亲查灾情。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他举起这把蝗虫往嘴边送，准备吞食。侍臣们阻止他说“恶物或成灾”。他坦然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说着，把蝗虫吞食了。
心中的隐痛不仅让他严苛对待自己，还让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改动历史的皇帝，他命令史官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美化他的历史形象。这些所作所为虽然不能说是“殚精竭虑”，也可谓达到了“处心积虑”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