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建国之初始终奉行黄老之术。马上夺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理天下。经过战火的破坏，民穷国弱。此时的休养生息是目前惟一出路。前一个王朝--秦朝施行严厉的法家思想治理国家，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确实为秦朝的迅速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天下稳定之后，法家的严刑厉法，已经不再适合一个统一国家长久发展方针。从秦朝手中走过来的汉朝臣子们，自然清楚法家思想也不适应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
而其他各家思想，在刘邦看来，儒家之中的儒生信而好古、脱离现实、清高姿态正是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统治者们所厌恶的。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之术起于战国，是假借老子之言和黄帝之言，一种接近于道家思想的言论。它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讲道：汉初，有胶西的盖公，“善治黄老言”，被曹参礼拜为师，“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治要用黄老术”（《史记·曹相国世家》）。后来，曹参入朝作了相国，黄老术也正式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汉文帝即位，其后窦氏“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书，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黄老术作为当时国家的统治思想持续了数十年，治黄帝、老子之言的学者也正式形成为一个学派，即黄老学派，或曰道家学派。
《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
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黄老之术在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之中，对休养生息起到很好作用，大汉天下出现了封建王朝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同时，接下来的黄老之术走到汉武帝时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汉武帝一改前辈帝王们的低调做派，积极进行外部调整。
汉武帝刘彻被立为太子时候，朝中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儒家大师辕固生同黄老道家学者黄生辩论“汤武革命”这一敏感话题。黄生说汤武夺天下是篡弑，“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反驳说：桀纣虐乱，民心归汤武，民心即天命，故汤武之立本身已是受命了。“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两人各持一辞，最后还是汉景帝做了回和事佬，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此事暂告段落，可是真正的儒学观点却已经慢慢发展了。
其实早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初，儒生就曾经做过一次使汉高祖欢喜的事情。西汉初年，刘邦刚刚做了皇帝，对一些宫廷礼节也是漠不关心，整天还是四处散漫，君臣无度，朝廷场面杂乱，“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儒生叔孙通给刘邦出个主意，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叔孙通招募儒生，制定礼仪，训练百官，让刘邦感到做帝王的优越感，“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早在汉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就出现过一次尊儒活动，这年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期间丞相卫绾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由于当时遵从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还健在，所以说卫绾的提法并没有真正施行，而且卫绾因此也丢了官位。
“罢免了卫绾后，窦太后任命自己的侄儿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而田、窦两人”俱好儒术“，他们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又是大怒，杀了赵绾、王臧，田、窦二人免职。此时尊儒之事还没有很好的进展。”（《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件事》）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并罢各家传记博士，成为武帝尊儒一大举措。大汉经学家赵岐在《孟子题辞解》中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公元前134年，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亲自策问。“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他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著有《春秋繁露》等书，董仲舒自小攻读《春秋》，景帝时做过博士官。汉武帝继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学大师身份应召，从此，他多次给武帝上书、对策。他在上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天下三策”思想，宣扬经过改造的新儒家学说，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一，应尊崇儒家学说，把它作为惟一的指导理论，罢黜其他各家异说，以求统一人民思想，维护汉王朝的王权统治。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赞赏，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至影响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
“公元前136年（武帝建元五年），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博士以儒家经典‘五经’在太学教授弟子。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每年考试一次，合格者授予各种官职。命令各郡国普遍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典，选拔其优秀者担任地方各级官吏。从此以后，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多。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件事》）汉武帝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的，为汉武帝所采纳，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这项措施虽然不像焚书坑儒那样残酷，但强行统一思想这种做法，与秦始皇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二者的打击对象不同，秦始皇打击的是儒家，汉武帝打击的却是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罢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朝文化专制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当时，对于巩固封建王朝统治，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7.匈奴开战，拓土开疆
历史进入大秦时期，由于长期的春秋争霸、战国之乱，人们仅仅将视角放在中原江河之间；而对于广阔的北部大漠却以冷眼相对。视线的冷漠，终于给予了身处茫茫草原上的游牧部族繁荣与壮大的机会。因此，当秦皇一统中原、问政九鼎之时，忽然奇怪地惊觉：自己的榻前已有“猛虎”安睡。从此“这条猛虎”时刻冲击着中原的权力安危及民生祸福，绵延达五百多年，几乎伴随了秦汉两朝生死全程。面对此情此景，大汉王朝被逼战和相用，以求赢得战略增长期。
大汉边境之患随着平定天下，征服项王之后，成为汉室用兵的主要方向及对手。但似乎汉初的刘家军并未得到上苍的护佑，屡战屡败。爆发于公元前200年的平城之战，险些送了高祖的命，幸好在老臣陈平的老马识途之计中才捡回条性命。这次教训，促使刘邦不得不正视匈奴的强大。于是，为了边境安宁、刘家江山永固，只好采取和睦四夷的方式解决与匈奴的纷争。经过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几朝的休养生息与隐忍之功，当大汉朝的历史之脚踏入“武帝王朝”时，此时已决定了匈奴噩梦的来临。
匈奴年年扰乱大汉边境，仅汉武帝“刘彻出生前两年至建元元年的18年间，汉匈和亲四次，匈奴大规模入侵五次。贾谊痛陈匈奴之患：‘今匈奴谩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彩缯以奉之·……匈奴之众不过大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这种状况深深地伤害了刘彻的民族自尊心。少年刘彻立下大志，欲伐灭匈奴。”“自元光二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33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刘彻坚决推行了积极的边疆民族政策，在他的领导、决策和亲自部署下，汉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仅全部收复失地，并且远远超越了当年秦帝国所达到的疆域。”（庄春波著《汉武帝评传》）汉武帝刘彻决心跟匈奴大战一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要求和亲，汉武帝下令朝议，结果出现反对派和保守派。反对派以大将王恢为主，认为不能再与匈奴和亲，不但不能和亲，而且还要反攻匈奴。保守派以丞相田蚡、御史大夫韩国安为主，他们极力赞成和亲。因为当时准备不足，汉武帝只好听从保守派意见。“名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尽管汉武帝暂时听从保守派意见，但是他知道，汉与匈奴的战争一定会开始的，必须时刻准备着。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发生一件事，让整个时局改变。《史记》上说：马邑下人聂翁壹（也称聂壹。壹，名也。老，故称翁）奸兰（奸兰，犯禁私出物也。）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
《史记》上说的是一个马邑人聂壹私自贩运违禁物品跟匈奴交涉，并且还假称说要帮助匈奴把马邑城夺过来。匈奴信以为真，派出十万大军进入武州。大将王恢坚持利用这个机会，刘彻认为这是个千载良机，决定要事先埋伏，一定能够大获全胜。于是，汉武帝派出王恢、韩安国、李广、李息、公孙贺率领三十多万汉兵，埋伏在马邑周围，“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
但是单于到了距离马邑还有百里的时候，看到四周人畜全无，一片静悄悄的，就起了疑心，恰巧抓个雁门尉史，一审问知道了汉军意图，“乃引兵还”。汉军此次埋伏失败。王恢本来原定计划是去袭击匈奴辎重，但是听到单于中途返回，担心匈奴兵多，不敢出来应战，再次错过一次伏击机会。事后，汉武帝以王恢战前主战，而战时却不出战之罪斩了王恢（也有一说是王恢是自杀的）。历史上把这次不成功的伏击称为“马邑之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