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怎样搞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寻找“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正确答案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正确回答。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认识的新起点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给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带来了转机，可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使这种转机失之交臂。
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就明确反对“两个凡是”的口号。重新工作之初，他在一次讲话中再一次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整个体系加以把握，而不能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进行片面宣传。他明确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这场讨论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很有必要，意义重大。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强调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顺利发展。”这个讲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是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的动员令，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思想，奠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次会议毅然抛弃了多年摆脱不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明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且下决心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要求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着手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在随后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又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由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次会议召开后能被在其后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多次提及的，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会议都不可比拟的。虽然我们在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总是把它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但这仅仅是从历史转折这个角度而言的，从两次会议实现转折的内容来看，它们是不同的。遵义会议当时只解决了事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军队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决定中国共产党今后行动方向的指导思想问题，则是半年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当然，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也就没有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可以这样说，遵义会议的转折为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作了准备，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不同，它恰恰是通过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而实现历史转折的，它的转折本身就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从这个意义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哪次会议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开端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新起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所以如此，有其复杂的历史根由。
第一，由于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的严重对峙，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捍卫社会主义的问题。今天看来，“捍卫社会主义”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但在冷战时期，提出这样的问题，就等于是怀疑社会主义，是在帮帝国主义的忙，他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冷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同以美国为首的敌视中国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还要抵御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他们需要极强的自信心支撑。实际上他们从来都十分自信，没有怀疑自己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有什么问题。对资本主义的仇视，使中国共产党不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并一味夸大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掩盖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进行着批评，并坚信自己干的就是社会主义，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是对的。
第二，由于阶级斗争的高压，人们不敢思考如此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人们已经习惯地接受了这样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进行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有制是与私有制不共戴天的公有制；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经济体制是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人们对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理论”早已耳熟能详。人们动不动就会被“阶级斗争”的眼光盯上，有的人被扣上“右派”、“走资派”、“反革命派”的帽子。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有谁敢去怀疑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问题呢？又有谁敢去进行理论创新呢？
第三，由于指导思想的迷失，人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月里，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已被领袖的“语录”所替代，人们失去了思考问题的物质前提，已无法认清中国国情，人们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苏联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就是中国这样的。对领袖和权威的崇拜，也使人们懒于思考，也不容人们思考。人们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上。
第四，由于社会主义实践本身的单调性，很难引发人们对这些问题多方位的思考。社会主义在苏联就是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政权、计划经济的方式存在的，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大多也没有超出苏联这个榜样的模式，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一律的，没有特色。仅有的个别企图走出自己特色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另类，遭到了批判，人们看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样性。再加上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中国共产党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错误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不可能思考只有在认识到错误之后才能提出的问题。
第五，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重大和严肃性，人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的时机。“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一般的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需要有非凡的政治勇气、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还需要有极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在思想研究万马齐喑的年代，没有提出这样问题的时机。1975年邓小平有过这样的尝试，但终因时机尚未成熟而遭到了批判。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1.这次会议的不寻常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从这时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起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党很快召开了一系列与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的会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精神文明中的思想建设问题，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的总结、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整顿国民经济等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以后开展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更使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旅程。
2.它的不寻常表现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序幕从这时开始揭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纠正过去的错误，一方面开始用新的动力和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的调整、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展对外经济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3.它的不寻常表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这里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起来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际上已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不再是盲目的，它必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据中国的国情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初步确定，已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起点。
4.它的不寻常表现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从这里开始
邓小平从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整顿混乱的国民经济时起，就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想。如他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视、对加强党的领导的强调、对正确指导思想的期望、对教育科学工作的提倡、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会后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阐述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不能超越阶段的发展、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思想，已经全面地涉及了“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切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5.它的不寻常表现在以上这些“不寻常”，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新起点的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在一个新起点上有了丰富的内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中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等。这些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成果。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所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一个让今天的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时代，打开了禁锢人们头脑的枷锁，冲破了阻碍人们思考的藩篱，暖化了人们僵化的思维，激活了人们沉睡的大脑，给了我们一把开启新时期大门的钥匙，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定了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而这些新认识、新决策影响了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
（二）十二大——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发展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体现在这次大会本身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发展上，而且还体现在从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国共产党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不再简单地当成是一个实践问题，而同时将它看成一个理论问题，开始了自觉的探讨。
党的十二大对社会主义认识有如下新发展：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历程中第一次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邓小平在这次大会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命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直接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新思路。“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些适合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抽象原则，它变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对象，一个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具体目标。它将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仅仅局限于抽象原则认识的状况，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框架。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特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社会主义特征的高度来认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认识，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内容，也勾勒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对精神文明的定性，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重新定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水平。
第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十二大报告指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里，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 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战略目标的确定，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抽象表述，使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的目标，有了一个全新的提法：“小康水平”，并使这个目标具体化为了一个简单的数字：“28 000亿元”。应当说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表述方式的变更，更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的国情对在 20 世纪内要实现的目标的重新界定。“小康水平”使人们明确了“在本世纪内”要实现的目标只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28 000 亿人民币”使人们心中有了一把能检验“战略目标”的真正尺子。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共十二大还确定了战略重点：解决好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学问题。并作出了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进入一个经济振兴时期。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部署，是中国共产党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的脚踏实地的一步。
第四，确认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同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法制及自身的建设方面是有过许多深刻经验教训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很注重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共十二大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民主建设需要有法制建设的保证。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党的自身建设三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为了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明显地区别开来，中共十二大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前冠以“高度”二字。这不仅仅是两个制度下民主的程度差别问题，而且是两种制度下民主的本质区别问题。当然，要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并非易事，虽然后来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没有继续使用“高度民主”的提法，但党的十二大在提出“高度民主”这一概念时，就是将其作为一个长远目标来看待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新时期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已经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搞社会主义”问题的具体回答。
十二大后，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直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搞社会主义”问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到来，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清醒时期。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搞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过程中必须搞清楚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有了许多新内容，在有些问题的认识上，与以往相比已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为了更进一步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多次直接提出这两个问题，并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回答问题，大大丰富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早在1980年初邓小平的讲话中就开始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10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样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4月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的谈话中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比较间接地提出这两个问题。党的十二大后，针对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新观念而产生的“姓资”、“姓社”的疑问，邓小平多次明确地阐述了这两个问题。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语出惊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一个搞了近30年社会主义的政党进行这样的反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问题如此尖锐，这个结论如此无情！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要认清社会主义的决心。它一方面是对自己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另一方面是告诫人们不要还是用过去的思维定式来看待改革开放后所采取的政策。这一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那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社会主义讲了些什么呢？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充满生机和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做社会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不是对立的。
第五，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不搞平均主义，但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以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不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存在和发展。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三资”企业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第七，社会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精神文明建设。
以上内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邓小平多次论述过的内容的一个总结和提高。应该说这次全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代表了党的十三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但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继续，邓小平认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将向更高层次推进。
（三）十三大——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新飞跃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所解决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某一个方面的理论认识问题，也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就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并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一，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过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所犯的“左”的和右的错误，都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认识不清有关。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认清这个最大的基本国情问题。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并对初级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增添了新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清了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解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问题。中共十三大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了完整的概括：“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路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
第三，确立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并阐述了实现三步走战略所要解决好的三个重要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基本路线提供了具体保证。
第四，坚持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提法：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对这一提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做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党的十三大指出，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些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如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股票等，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长期坚持的，如直接向企业下达过多的指令性指标、实行统购统销等，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求的固定不变的东西。这些可贵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解除了思想束缚。
第五，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是必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认识方面取得的新成就进行了归纳和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物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这实际上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从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近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而且在理论上已主动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着自觉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