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在谈到报刊上开展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提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与毛泽东的指示区分开，凡是毛泽东所说的话、所作的指示，都不要批判。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人把华国锋的上述意见概括成：“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中，命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耿飚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298页。这样，该观点便离开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
“两个凡是”的提法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得较早，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崇拜的结果，不应该说是华国锋的发明和独创。但在毛泽东逝世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发展方向之时，华国锋强调提出并特殊加以宣传，不管当时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高度如何，客观都对当时政治导向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时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耿飚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认为：“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两个凡是”的提出，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和对“左”的错误的清理纠正，使党和国家处在徘徊前进的境地。
吴德晚年，从他个人的视角回顾，提出“两个凡是”的一个原因，他指出：朱元石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255页。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庆祝大会，指定由我讲话。我提出，这是首次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由我讲话不合适。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叶剑英还是要让我讲，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讲话稿是政治局集体讨论定稿的。我记得在讲话中说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
接着，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主要是：一、调换外交部长。二、通过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邓颖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事安排。三、作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叶帅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帮”的汇报。按照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文件、精神起草好了汇报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我提出了“批邓”是否还要提的问题。华国锋说：“16号文件刚刚发表，这个报告口径以与16号文件一致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政治局通过了我的汇报稿。
1976年11月向人大常委汇报时，我讲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的话，为此胡耀邦同志后来批评说，第一个提“凡是”的是吴德。
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
现在人们对当时华国锋等人提出的“两个凡是”有了一些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一些观点。如1999年12月9日，汪东兴在两个女儿陪同下，去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胡绳。两人谈到“两个凡是”的问题。汪东兴说：“两个凡是”，虽然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有这个思想，有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我看有的人没有吸取这方面的教训。胡绳认为，“两个凡是”是一种思潮，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的问题。汪东兴同意胡绳这个观点，并希望大家对待问题能实事求是就好。《胡绳自谓：七十八十稍知天命》，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5期。
“两个凡是”的公开提出，使人们自然而然联系到1976年初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毛泽东逝世后，10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时间，责问的电话、信件潮水般涌向“两报一刊”。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建议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但出于种种考虑，叶剑英的正确意见华国锋没有马上接受。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在中央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很显然，他是坚定地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站在毛泽东的错误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处理“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位中央机关的领导人竟错误地把邓小平同“四人帮”等同起来，说什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批邓和批“四人帮”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
华国锋及一些人坚持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党和人民的意愿产生抵触，使党和国家许多工作迟迟不能尽早有效的开展。梁漱溟老人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我最关心的阶级斗争是这个老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究竟是如同“文革”那样，长期斗下去呢，还是改变旧道，另谋新路？慢慢儿，我注意到了，“四人帮”抓起来了，新的主席兼总理华国锋上台了，这当然是可庆幸的事。但遗憾的是路线、方针、政策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在理论上，还是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实践上，对“文革”没有丝毫的否定，甚至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也照样出现在报刊和街头巷尾的大标语牌上。特别是华国锋上任后所做的大事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使我更加深了自己的观察，对现实不可过于乐观，中国今后前进的道路依然存在着种种阻力。
我要申明的是，我对《毛选》第五卷有看法，并不是因为第五卷中收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与我个人直接相关之故。而是整本选集，都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编选的。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围绕着“两个凡是”指导思想及“邓小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内部斗争。
在会前，华国锋亲自召集为他起草报告的人们，系统地讲述了他对这个报告的想法、观点，对内容结构作了部署。华国锋并向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涉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
起草报告时，在党内讲话很有分量的叶剑英也不赞成华国锋这样考虑问题，他曾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予以尽快平反。华国锋表面上接受叶剑英的意见，但事实上叶剑英的这些正确意见并未被华国锋所接受。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定了基调，再次强调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提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要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性”，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可见，华国锋没有放弃他认为必须坚持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不会从思想路线、理论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去自觉地认识和纠正、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关于邓小平的问题上，华国锋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关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步骤，他提出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还说：“对邓小平同志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他认为：“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说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张树军：《大转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华国锋的讲话表明，在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上，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松动——即认为邓小平有功有过，适当时候让他出来工作，但其根本态度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仍认为批邓是必要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