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当天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接到了吴冷西责问的电话，认为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响，“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等等。关于电话的内容，吴冷西和胡绩伟两人说法有些不同，后来还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有过争论，但总的来说吴冷西是不赞成这篇文章的倾向的。杨继绳认为：吴冷西在对时代的把握上，没有显示出他的政治水平。他没想到毛泽东时代已结束，新的时代必须破除毛泽东设下的禁锢才能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破除这一禁锢的第一声。吴冷西机警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是欢呼，而是忧心忡忡，甚至是愤怒。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这一评述入木三分。
1978年5月13日，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召开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胡绩伟介绍吴冷西的电话内容后，胡耀邦对吴冷西的电话很不以为然，他说：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这种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
当时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5月13日给刚从外地回北京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同志打电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新华社转发了，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
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会上也曾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岐，那就是分裂党中央。对此观点，当时刚刚出来工作不久的邓力群也认为“这话有些过头了”。吴江：《十年的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8页。还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中央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大会上，胡乔木说，我可以负责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分裂党中央。他这个话也引起了与会者议论纷纷。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曾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后来说，他当时觉得胡乔木的话也不该这样讲，很容易误会。但胡乔木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是讲究讨论的方法。他这样讲是为了维护中央领导团结的形象。朱佳木还举了不少例子证明胡乔木是支持这一讨论的。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5月17日，汪东兴召见主管宣传工作的张平化、李鑫等人要求控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严禁发表这类文章；并指令组织写作班子写反驳文章，在党内刊物发表。他责问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这实际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斥责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汪东兴还对积极传播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和新华社社长曾涛进行了指责。
5月18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结束，汪东兴又把张平化找去个别谈话。张平化回来后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各省代表团团长到钓鱼台，就《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事说：这篇文章听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张平化还特别叮嘱，要各省代表团团长们回去后向省委常委汇报。
对当时的形势，胡耀邦曾说过：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不太明朗。亲历者们后来有很多人，如吴江、沈宝祥、孙长江等，都撰文谈到这一点。这也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甚至可以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当时真有被压下去的危险。陈雪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吴江在一本书中记述了当时胡耀邦的心情：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对于“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当时的华国锋主席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包括我在内。这实际上就是对胡耀邦发出责难。据我所知，此后华国锋确实冷落了胡耀邦一阵，使胡耀邦有些不安。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的责问下，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的检查。吴江：《吴江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胡耀邦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五六月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会议期间，有人坚持拥护“两个凡是”，反复强调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说过的话，都不能改动。当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时，有人认为不能用“新的历史条件”，因为华主席提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否则和中央口径不一致。
5月27日，华国锋在大会的讲话继续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还特别指出：“我们党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四个现代化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
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有针对性地说：“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从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论证了到底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强调指出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他呼吁要拨乱反正，要打破精神枷锁，来个思想大解放。
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观点，给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以尖锐批评。
就在邓小平讲话后的13天，即6月15日下午，根据华国锋的意图，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汪东兴讲道：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页。
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现在我们的党性还不够强，路线觉悟不高。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育，下不为例。
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么！不知道。说有的是社会科学院写的，有的是党校写的，有的是组织部写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有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对干部问题评得不对，只讲了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好像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这要研究，我有意见。《人民日报》对部队政工会议的新闻报道也有问题，对邓副主席讲话标题是精辟阐明了毛主席思想，这对，但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
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有篇讲青年的，没讲清楚。有篇讲老干部的也没讲清楚。这些文章不经过宣传部，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上那样搞，要注意。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登了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提法就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样高。文章说青年在错误路线干扰时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说没有什么窍门避免这种遭遇。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为什么不可避免？《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我和胡耀邦谈过，要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要注意。这期《红旗》那篇讲干部政策的文章，有气，不好。《红旗》是理论刊物，这篇文章不是理论文章，没有什么理论，为什么要登第一篇？为什么要带一个头？是谁写的？(有人答：是耀邦同志看过的。)这篇文章马马虎虎可以过去，要推敲也有问题。我对胡耀邦同志说，政治路线犯错误，我们负不起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乌兰夫同志，第三是平化。组织路线犯了错误，第一是我负责，第二是你负责。
汪东兴的讲话，实质是冲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6月2日的讲话来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已预感到一场对他们十分不利的大论战已经开始。他们感到，控制这场讨论的关键是必须将舆论阵地牢牢掌握住。于是，汪东兴亲自出面，召开了这样一次严厉的打招呼会，要求宣传舆论工具必须服从他们的“党性”！同时还严厉地指责了胡耀邦等人。他们对胡耀邦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解除汪东兴对文章审查、批准之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汪东兴希望以此高压手段控制住宣传舆论阵地，把握住发展局势。
当时形势确实严峻而且不明朗。1977年党的十一大后直到1981年初，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任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刚出来工作，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李先念、汪东兴任党的副主席。汪东兴还分工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这就是当时党的领导格局。汪东兴当时之所以对《人民日报》所用的标题敢于提出那样的指责，正是根据当时党的这种领导格局。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人感到周围空气沉重。
为了打破“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沉重的氛围，中共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说明真理标准的科学性。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记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发表的经过：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231页。
1978年6月，吴江和孙长江不畏阻力，联手撰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据理力争，从正面批驳对批判“两个凡是”的非难。
父亲非常欣赏这篇文章，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主张将此文先放一放。父亲认为，这篇文章既不宜在《理论动态》上立即发表，也不宜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因为此时，两报已经面临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组织干预，《理论动态》也被点了名。因此，父亲一面让秘书打电话告诉作者，“等三个月以后再说”；一面让秘书将文章悄悄地送给罗瑞卿，并说，罗大将说要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那些人就管不了了。军报发表，分量不一样。我在电话上和他说好了，你送去就行了。
梁秘书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面有难色地对父亲说：“我和司机都不知道罗家的地址，怎么办哪？”父亲笑了，随手拿来一张白纸，用铅笔边画边说：“具体地址我也说不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走。”说完，他也画完了。秘书拿着那张“联络图”，顺利地把文稿送到了罗瑞卿家里。
进退有序，也是一种斗争艺术。
很快，罗瑞卿那边打来电话，告诉父亲，他本人和《解放军报》总编华楠、副总编姚远方，非常赞同文章的观点，并且明确表示要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罗瑞卿还打电话跟父亲说，为了加重文章的分量，发表时不署个人名字，还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出现。他在电话里说：“不是有人讨厌‘特约评论员’吗？《解放军报》就以‘特约评论员’发表这篇文章。”
为了这篇文章的发表，罗瑞卿六次在电话里和父亲交换意见。
临去西德做腿部手术前，他还给父亲留下一句话：如果因为这篇文章打屁股，他愿意领受“四十大板”。
父亲非常感动，说：“罗总长同我是心心相印的，他总是在我最困难的关键时候支持我。”
吴江在他的回忆中也认证了这一经过：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194页。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向他发出责难，因此起草这篇文章我没有事先向他报告，但将所写的第一稿送给他，他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只交代一句：“等三个月以后再说。”我理解他的心情，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的定稿就未达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
文章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呢？这是因为当时不仅《理论动态》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在宣传系统下达禁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都不可能刊登这类文章了。那时军队刚刚召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放军报》刊登了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而这个讲话在实质上正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我忽然想起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也是较适当的方式——求助于《解放军报》。刚巧那时我正与《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同志有来往，我们是延安鲁艺同学，我备了一封信，将文章送给他，也是抱着试一试看的态度。不想姚远方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都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华楠同志为什么同意刊登这篇文章，后来他也有文章说明，见《百年潮》2001年第1期)。我提议不用我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他们也同意。这恐怕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刊登文章。文章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版面转载，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这是这些报纸负责人之间经过商量的)，因此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当我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罗瑞卿将军我在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华北局的会议上见过，《解放军报》1978年4月间向我约稿也是由罗提议的)。我此举自然是想寻求支持，但没有想到罗瑞卿竟如此认真，他不仅表示支持，并通过编辑部口头向我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我都照办。因为此文的发表事前未征得胡耀邦同意，所以在文章发表前夕我特意以检讨的口气向胡报告，不想他告我：关于这篇文章罗瑞卿已几次与他通过电话，并说，罗也将6月15日中央宣传系统会议的情况捅上去了(指报告了邓小平)。
据当时的《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后来回忆说：姚远方：《与胡福明教授共忆真理标准的讨论》，载《解放军报》，1988年6月7日。
全军政工会议刚刚结束，中央党校的吴江等同志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重要文章，我们准备作为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从理论上参与并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6月18日，文章清样送罗瑞卿同志审阅修改。他连夜打电话说，文章他初看了一遍，印象很好。并指示我们，不要匆匆忙忙地发表，要再充实提高一步。此后，他又两次来电话，再三对文章的修改提出意见，要我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本本主义的思想和邓小平同志讲话的主要精神反映到文章里去，使讨论进一步深化。
几经修改，文章基本定稿。尚未发表，罗瑞卿同志就去联邦德国做治腿手术。临上飞机前，他还惦记着评论员文章，对我说：“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地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没想到，这竟是罗瑞卿同志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篇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第二部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理的驳斥是实践。”遵照罗瑞卿的意见，文章大篇幅地引用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有人说这篇文章堪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姐妹篇；还有人认为，与包括邢贲思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内的前两文相比，这篇文章更尖锐泼辣，理论针对性更强。这篇文章在中央各级和几乎所有各省市报纸刊载后，使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进一步公开化地展开了。
1978年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全国性讨论会，与会者没有听从胡乔木在会前所下的“讨论限于学术的范围”的指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政治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在闭幕会讲话中指出：这场讨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据于光远回忆，周扬发言后，胡绳认为这种说法是“过于轻率”，并且说这是“八股老调”，胡绳的发言引起了大家对他的这个观点的批评。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在这个讨论会的开幕式上，邓力群讲话指出，这个讨论会是要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问题。邓力群在讲话中明确肯定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他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了一些议论。后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前一篇文章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对不赞成这篇文章的看法，进行了商讨和批评。我个人是完全同意这两篇文章的。说实在话，第一篇文章见报后，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理论界、学术界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它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影响。”
周扬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和性质，指出这“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这一论断取得大家的认同，以后，在讨论中，大家都这样讲。高级领导干部的表态讲话，也都是这样讲的。但分歧还是有的，在1978年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胡绳在东北组发言，表示不赞成把真理标准问题说成是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于光远：《 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他的发言受到多人的指责。
7月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邓小平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有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我那个‘完整地准确地’的话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要完整准确。”谈话中邓小平赞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9月10日，《理论动态》第八十四期发表《一切主观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于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于26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注：不少处在第一线的干部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把真理标准问题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挂上了钩。)文章说：四十多年前，毛主席专门写文章，反对那种遇事“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今天，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自己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不允许别人从实际出发，不允许别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只准照搬照抄照转。他们的座右铭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过去，一切都是对的，不看事实如何，都神圣不可侵犯，都不可更改。今后，一切都只能照搬，不论实践怎么发展，只有上了书的才是对的。这种观点，恰好是丢掉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