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指出三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在调整的过程中，经济体制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暴露，已影响到经济质量的提高。这时需要拿出一个经济改革设想去结合短期出台政策。国家经济改革由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由于经济调整的需要，当时成立四个小组来负责研究改革的具体问题：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组，由张劲夫负责；一个是项目引进组，由汪道涵负责。一个是经济结构组，由薛暮桥负责；一个是经济理论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几个小组非常活跃，研究了许多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撑。
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研究座谈会。姚依林在会上作题为《同心协力做好经济改革的调查研究》的动员讲话。
姚依林讲：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二分册），1979年卷，第80—81页。
根据中央的方针，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对我们的经济如何改革，搞出一个大体的眉目来。有同志提出，要开个经济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问题，耀邦同志、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我们在一起研究过，觉得现在来开这个会，大家掌握的材料还不够，要研究的问题也不很清楚。现在来开的话，很可能“务”不出一个真正在实际工作中可行的、大家认识比较一致的方案来。我们的意见是先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试点，争论的问题会比较实际，大家的语言可能比较一致。这样，我们就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不是老向后边看，只“务”过去的历史经验，弄不清往前怎么走。
我们要在经济改革上提出切实的方案，使今后不走大的弯路，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集中力量来搞调查研究，而且需要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结合起来去做。现在我们有这样一种情况，做理论工作的同志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苦于没有资料，有也是历史的，缺乏现实的。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又忙于日常事务的工作，没有精力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我顾虑的，主要不是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对调查研究不积极，而是做实际工作的部门舍不得拿出人来，舍不得拿出有水平的干部来，跟做理论工作的同志一起搞好这项工作。如果实际工作部门能够拿出力量，提供资料，给理论工作者以帮助，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很快开展起来。
我们经过几次小规模的座谈，决定今天开这样大一点的座谈会。我们设想，集中做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和各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组织一个比较大的研究队伍，先进行以下三个题目的调查研究。
接着姚依林提出具体研究的问题：
第一，关于经济体制问题。这里面包括中央、地方、企业、劳动者个人相互的关系问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在内)；包括各种经济体制，如计划体制、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以及价格体系、工资制度等等。总之，农工商财政金融各行各业的制度都在内。
第二，关于经济结构问题。这就是说，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确定我国经济的比例关系。这里主要是农、轻、重的结构。同时，工业内部，农业内部、商业内部，也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也有一个平衡衔接的问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包括在内。
第三，关于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同利用、改造现有企业相结合，使一批现有企业首先现代化的问题。我国现代化的路子怎么走，这是一个大问题。现有企业是我们的基地，是我们实现四化的出发点。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共有3000多亿元的固定资金，260多万台机床，基础不算小。刚解放时，我们只有8万台机床。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尽快地引进和掌握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同充分利用我国已有的基础结合起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也是一个涉及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法的问题。
7月2日，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成立，张劲夫任组长，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刘明夫任副组长，共同商定：这次调查研究，要取得一个适合我国情况、办法配套步骤恰当的体制改革方案。重点在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但是要先解决三年调整期间如何进行改的问题。这是今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已经确定了的。明年就得开始实行。我们的方针是从大改着眼，从小改着手。大改必须从小改开始，但是小改必须服从大改，小改不能妨碍大改，小改又必须过渡到大改。
7月24日至8月初，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召开座谈会，议论改革的总体设想。下面是几位经济学家的发言摘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二分册），1979年卷，第86—128页。
薛暮桥(国家计委顾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体制改革碰到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过去有一种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纳入国家计划。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也在进行国家干预，对市场进行预测，并通过财政金融的作用，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调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要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有一定的计划性。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必须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远高于资本主义，但单纯采取行政方法管理经济，不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是不行的。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可以实行计划管理。但计划只能规定经济发展的方向、主要比例，不能规定细节，否则就会把经济管死。计划管理有可能使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但计划错误，就会造成比例失调，高速度变为低速度、倒速度。我国比例失调由来已久，不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
刘明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体制改革从何入手，下面我提几个问题供大家一起研究。
一、是否应当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来建立我们的计划管理？
二、如何保证把我们的商品经济纳入社会主义道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我看可以从六个方面来保证：(1)经济计划；(2)经济合同；(3)经济立法；(4)经济政策；(5)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经济活动；(6)党的领导与群众的自觉性。
计划如何搞？要把重点放在中、长期计划上面；要搞好比例关系，要加强国防和改善人民生活，不要为生产而生产、为建设而建设；计划不要留有缺口；要搞经济区划，经济中心。
三、采用什么办法使计划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有领导的自由结合起来？我看是否采取三种计划(中央、地方、企业，而以企业计划为主)、三种指标(指令性指标、可调整的指标、参考性指标)、三种商品(统一分配、长期合同、随时订购选购)、三种价格(统一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毛主席一九五六年讲到要有领导的自由，是不是应当包括在统一计划指导下的自由经营、自由购销、自由竞争。我认为有了这些领导的自由，好处是可以补充计划的不足，可以促使企业和广大职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积极性去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
四、承认各个企业处于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健全经济核算制。企业要把经济效果好坏的责任担负起来。要把职工个人利益同企业的盈亏同职工本人劳动的好坏挂起钩来。而且企业可以自负盈亏。在实行税利合一，把国家需要集中的资金用税收的办法取走以后，企业不再上缴利润。
孙冶方(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我在今年《红旗》第六期上发表了《从必须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谈起》的文章后，反映很强烈，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兰溪的一个青年人所持的激烈的反对意见。他来信坚决反对扩大基层企业权利。他说：“你二十年前提出这一套主张时，我还是个红领巾，不懂。现在你是个行将朽木的人了，我们还要过一辈子。按你这一套搞，要害党、害国家。”他认为，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干群关系。基层干部成了“土地爷”和“菩萨”，是一群豪吏，压得小民喘不过气来。要是扩大他们的权力，那小民就没法活了。他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当做扩大基层干部的权力。这个意见显然不对，但说明一个问题。经济民主化必须有政治民主化来保证。企业扩大权力后，必须有立法来保证群众的民主权利，使“土地爷”不能滥用职权。
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三个关系问题要解决：一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二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三是行政办法与经济办法的关系。
我觉得，这三个关系问题是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这三者是相联系的。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碰到这三个关系问题。总起来讲，各国原来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分权不够，发挥市场作用不够，利用经济方法不够的问题。改革经济体制，就是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现在要研究的是，分权分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影响到必要的集权；市场调节的作用发挥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影响到必要的计划调节；经济方法如何利用，方能同行政方法较好地结合。这就涉及我们在体制改革中选择什么样的模式问题。模式的选择是大改的前提，是确定大改方向的问题。大改的方案、步骤以及当前的小改，都应当服从这个方向。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这些模式在集权与分权、计划与市场、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的关系的处理上，各有千秋。大体说来，有两大类模型：一类偏于集权，偏于集中的计划，和行政的管理方法。如罗马尼亚。另一类则偏于分权，偏于分散的市场体制和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历史上还有苏联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更纯粹的集中式的经济模式；理论上还可以设想比南斯拉夫更纯粹的市场体制的模式。在选择模式的时候，我认为，不管什么模式，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要坚持消灭剥削，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都是可以采取的，没有带什么政治帽子的问题，只有适不适合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问题。我们的国家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条件？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这是在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前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匆忙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恐怕要走弯路。
董辅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目前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用经济组织来管理经济。我们现行的一套体制是在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一套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们的经济理论认为，全民所有制必须而且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属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只能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来占有。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领导属于国家的企业，国家通过自己的代表，即由有关的国家机关任命的企业领导人管理这些企业。国家机关直接计划这些企业的生产活动。总之，这种体制就是通过国家的各种行政组织来管理经济、指挥企业，使各级经济组织成为各级政权机构的附属物。
廖季立(国家计委委员)：
这种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的体制，基本上不承认经济规律对经济管理的作用。我们过去总认为体制问题的主要矛盾是集权与分权、条条与块块的问题，但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没有把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性质和关系搞清楚：(1)行政管理主要是按区划、按层次、按权力范围、按管理系统来进行管理的，经济管理则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准则，通过经济协议和经济杠杆来进行调节和管理的。经济组织如果归行政部门管，就要根据行政区划和权限范围的要求，用行政命令来办事，往往不能从经济利害上来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地区之间的联系。(2)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分散，无论在行政管理中还是在经济管理中都是存在的，都需要予以正确处理。但是，不能认为解决了行政管理上的集中和分散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经济管理的问题。因为行政管理中的集权和分权都是按行政管理方便来办事的；如果按经济规律来办事，是集中好还是分散好，就要以经济利益为准则。(3)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又是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应当有科学的社会分工。行政管理应当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在方针、政策、规划、立法、司法以及采取重大经济措施上下工夫，引导经济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经济管理则是在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下，按照内在的联系，以经济利益为准则，进行活动。行政管理是领导和监督经济活动的，不应直接插手经济事务，经济事务应由经济组织采取经济手段来处理。这样顺其道而治之，方有可能解决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矛盾。
房维中(国家计委副主任)：
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弊病很多，主要问题是三个：
第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的计划，管得太多，把经济搞死了。国民经济错综复杂，不断变化，要想通过国家计划对各项经济活动统统做出具体的规定，根本不可能。国内外的经验证明，没有哪一个中央机构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全部细节。
第二，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行政层次、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排除运用经济的办法，切断了经济的自然联系，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数不尽的浪费。许多事情，企业之间直接见面，问题就能很快解决，但却非得一级一级地报批。几十道关口，一个关口通不过，事情就停摆了。而从下向上报，再从上向下批，一个圈子兜过来，即便顺利通过，已经时过境迁了。
第三，企业本身没有自主权，什么事情都得由上级布置、上级批准，多少条绳索把企业捆得死死的。其结果，企业只对上级负责、对计划负责，吃大锅饭，想积极也积极不起来。等、靠、要不对，但现行体制就是鼓励等、靠、要，鼓励伸手。而不鼓励企业开动脑筋，自己想办法把事情办好。
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这一次我们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查研究，就是想要弄清楚我国经济结构的历史和它的现状，弄清当前在我们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们准备总结我国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同时要研究国外一些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现状、历史和他们的经验，探索经济结构发展的规律性，找到一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和特点的经济结构。这种合理的经济结构，应当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能够充分利用我国的有利条件，避免不利条件；(2)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3)能够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物质技术基础，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能够协调发展，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4)技术能够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能够迅速提高；(5)生产发展速度快，人民生活提高快，积累速度快，能够实现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的良性循环。总之，这种经济结构要能够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能够促成这种经济结构的产业政策，以及怎样从现有的不合理的结构向合理的结构过渡的建议方案。
1979年12月3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体制改革小组将薛暮桥组织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印发全国计划会议。12月15日，张劲夫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对这一文件作了说明。
张劲夫讲：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二分册，1979年卷，第221—222页。
今年7月份，根据财委的部署，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体改小组成立后，本来打算立即组织各部门的同志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拟定体制改革的方案。后来，考虑到近年来许多地方、部门和理论界已就体制改革的问题，做过一些调查研究，有不少议论和看法，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意见，为了集思广益，便于进一步探讨研究，确定先把现有的意见整理一下，搞个初步设想，然后再组织调查，征求意见。根据这个想法，体制小组从七月下旬开始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听取了各业务部门和理论界同志对体制改革的意见；又收集整理了有关体制改革的国内外情况和资料。在这个基础上，由办公室同志草拟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的初稿。十月下旬以来，我们又请了一些综合财政部门和理论界的同志讨论了几次，作了修改，形成了现在这个稿子。
经济体制问题十分复杂，涉及面很广。怎么改，大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些问题也一下子吃不透、看不准，还需要探讨。这个稿子很不成熟，作为内部讨论稿，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请大家讨论修改。如果不行，可以推倒重来。这个稿子只是一个总的设想，还不是一个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主要是为了解决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如何起步两个问题。我们要力图做到方向准、起步稳。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才比较好制定，体制改革的工作才可以顺利进行。
接着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
经济管理体制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各方面的议论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设想：
第一种是以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
第二种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主进行管理。
第三种设想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打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界限，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以此为前提，根据各项经济事业的特点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这三种设想都有道理。第一、二种设想是以行政办法管理为主，第三种设想是以经济办法管理为主。我国经济体制究竟采取哪一种设想为好，大家可以展开讨论，提出意见。我们认为，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吸取国外体制改革中一切有益的经验，但更应该总结我国建国以来体制改革的经验，认真分析、研究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的特点和现行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中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
(二)关于如何起步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起步很重要，搞不好不仅达不到改革的预期目的，还会影响今后的改革，甚至会走回头路。明后两年的体制改革，要注意处理改革同调整的关系，起步同改革方向的关系。
关于改革与调整的关系。当前要着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首先要使国民经济尽快走上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条件。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燃料、电力和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企业是难以正常组织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其次要按行业改组企业，对那些消耗高、质量差、产品不对路、长期管理不善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然后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根据我国的经验，调整期间需要适当集中，改革要求适当分权。在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没有基本完成以前，匆忙进行大改，不仅改革本身不能顺利进行，还可能打乱调整的部署，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因此，调整期间改革的步子不宜一下迈得太大。当然，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了搞好调整，对经济体制中必须改而又可以改革的部分，要积极进行改革，要先立后破。
关于改革的起步与改革的方向关系。体制改革是一件大事。实现全面的改革，既要有很大的信心，又要谨慎从事、循序渐进，一步步的进行。但是，起步一定要符合改革的方向，不能与总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以致给以后的改革制造新的障碍。特别在工业管理体制上，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要有利于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否则就会延缓体制改革的进程。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薛暮桥对文件作了说明。赵紫阳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
主席、副主席、耀邦同志，书记处各同志，副总理：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草拟了一个初步意见，现只是一个大概的设想，准备进一步征求意见再作修改。现送上，请抽空一阅，如有不妥之处，请指示。
请耀邦同志考虑，此件是否印发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征求一下各地同志的意见。
赵紫阳
九月九日
薛暮桥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薛暮桥说：薛暮桥：《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146页。
在我们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深深感到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要解决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准则问题。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解决了，就是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全民所有制只需要有一个模式，集体所有制也只需要有一个模式，非常简单。显然，这是不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认识，不但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破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我们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三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挑战。这种认识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是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
《说明》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能没有国家计划，不能不受国家计划的指导”。计划管理只要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外汇收支的平衡，国民经济就不会出现大乱子，其他方面的管理就可以放松一点。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代之以指导性的计划。指导性的计划不强制企业严格遵守，而可以按照企业自身的能力和市场需要灵活调节。
薛暮桥还对改变国家、地方、企业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了介绍，指出要改变现行的企业上缴利润制度，“把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款，除原来的工商税外，按利润上缴所得税……各种税款有的上缴中央，有的中央和地方分成，有的交给地方。这样各级政府对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就可以不进行过多的干预，各级政府也容易划分收支，真正建立两级或者三级财政管理制度。企业在向各级政府上缴各种税款以后，可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使企业摆脱中央各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直接隶属关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是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在这一说明中批评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逐步用条条和块块的行政管理来代替原来存在的经济联系，各个省都要求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用自然经济来代替商品经济，破坏了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经济联系”，“主张发展地区间的分工协作，鼓励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联系，鼓励先进地区向后进地区投资，共同开发后进地区自然资源”，“恢复并发展原来就存在的经济中心，恢复大中小经济中心之间网络式的经济联系，以代替现在的地区为范围的行政管理”。这是为发展商品经济必须进行的改革。
这个《初步意见》和薛暮桥的说明得到了胡耀邦的肯定和赞扬。从改革的历史来看，这个《初步意见》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