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果真能制造出美吗？否。科学只能使我们的世界变丑。自然农法都是美的，一经科学染指立即变丑。
2 两种相反的力——审美与创新
科学与美对立的原因在于：科学从无定型，总是瞬息万变；美是永恒的，坚不可摧的，是忠贞不屈的。科学的每次创新都是以美被破坏为代价，科学每向前一步，自然的结构就会相应地恶化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考察，中国古人之所以在审美方面煞费苦心，创造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道德文章与诗词歌赋，乃是出于敬天信仰的需要。好的诗文是写给人的，更是写给天的。写作的时候是处于虔诚的宗教状态。参阅拙作《亨嘉五论》卷3《文房织锦》。
3 道德文章——中国特有的审美产品
(1) 何谓道德文章
先要理解“道”与“德”的含义。道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道路的道（辶），另一个意思是形而上的道（首者脑也）。这两个意思互相联系，只有看准形而上的道，才能走上正道。所以形而上的道起主导作用。看来古人造“道”这个字是费了一番苦心的。
德字由两部分组成，彳与聽字的右半边。彳代表众人，听代表耳听面命圣王之言。何谓圣王？贯通天、地、人三才者为圣王。众人都听圣王的话，而圣王有是贯通天、地、人三才者（圣王可以是虚位的），这样德的意思也就不言自明了：德就是众人服从贯通天地人的圣王（圣王可以是众人神，也可以由圣明的君主担当）。
道德之意已明，道德文章也就不难理解了。道德文章就是“载道德”之文章（就是韩愈所说“文以载道”）。在中国，文章的水平首先取决于作者的道德修养，所以要想当一流写作家，必须先当一流道德家——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2) 白话文与文言文
白话文与文言文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白”是表达的意思，话是说话的意思，所谓白话文，就是像说话那样直接写出的文字。文是文饰的意思，言是表达的意思，所谓文言文，就是经过精心文饰写出的文字。
白话文很容易理解，因为除了中国，世界各民族都采用“白话文”这一写作文体，并无例外。值得探讨的是：中国为什么出现了文言文？
中国古人对天（自然）极度敬畏，对祖先也是极度敬畏，他们觉得在与天或祖先沟通时应该格外谦恭谨慎，应该不同于日常随便的场合。《易经》中的十翼之一叫做《文言》，是讲述乾坤二卦义理的，讲述乾坤义理是与天沟通，要格外庄重，所以采取文饰（修饰）的文体。文饰的方法不外乎（甲）对言说对象表示格外敬畏；（乙）表示作者自谦；（丙）用最简练的话语表达最丰富的感情，以此表示最大限度地顺从天意（天道是最简单的），尽了人事；（丁）文言文的技巧比较难掌握，白话文人皆能写，以文言文为门槛，表示只有士大夫等高素质的人才有资格与天神或祖先沟通；（戊）这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言文是相对稳定的文体，不会随时代改变而改变，这样就保证的天神或祖先能明白作者表达的意思。
由上可知，并非“古人用文言文写作，今人用白话文写作”。古人在一般的场合也用白话文写作，只在特殊场合才用文言文写作。由于白话文服从于口语，而口语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后人很难读懂前人的文章，所以屈原、司马相如、王充、李白的大量白话文作品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白话文易懂，文言文难懂”的说法站不住脚。《尚书》的诏诰全部是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唯因是白话文，后人难以理解，所以才编写了《尔雅》，对白话字词进行训诂，没有《尔雅》任何人都读不懂《尚书》。《尚书·顾命篇》中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的句子，历来不明“肄肄”什么意思，直到清代江良庭才破解，原来说这话的人已经病危，舌头笨重，吐“肄”字的时候拉了长音，纪录者遂记下另个“肄”。
今人不写文言文，并不是因为文言文“过时”，而是因为今人迷信工具理性，坠入现代化陷阱，主动丢弃了极有价值的宝物。
(3) 道德文章与瓷器
道德文章与瓷器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把二者放在一起？这是因为今天的世道，瓷器的价格升入天堂，而道德文章的价格坠入地狱，形成天地之差。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瓷器可以纳入市场，而道德文章与市场格格不入。当今的世道奉行一切由市场定价的价值准则。高雅的、不入时的宝贝当然就会受到排挤。当今，国学没落之显征乃是：国人对文言文已经相当生疏，已经不再用这一使用了数千年的文体与天神对话，向祖宗述说。
瓷器自古就被西方人看重，他们以瓷器的英文发音——China——称呼中国。有人据此就把以瓷器为代表的器物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这样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瓷器实在算不上什么代表。中国古人所尊崇的乃是以道德文章、诗词歌赋为首的文学作品。司马相如为陈皇后写《长门赋》后得到的润笔是三十万金。白居易为元稹写墓志铭，从元稹遗孀那里得到的润笔是七十万金，白居易用这笔钱修建了一个寺庙，名叫香山庙，白居易因此得到香山居士的雅号。现在修建香山寺那样的寺庙，没有一亿元人民币绝对建不下来，相比之下瓷器等古玩相形见绌。
4 世界的本质不是真，是美与善
美是自然界的本质，善是生物界的本质，而真永远是相对的东西，越是看起来真实的东西对人的用处反而越小。所以，中国古人建立了美的殿堂与善的殿堂，唯独没有建立真（科学）的殿堂。
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文字的还是非文字，也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都是以美与善为其标识，美与善把中国传统文化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赋予了它超强的生命力。即使是不为士大夫看重的形而下的小说、戏剧，同样充满了自然的审美取向与向善的诉求。这方面以《红楼梦》最为典型。虽然有人说《红楼梦》不在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列，算是左道旁门，但不论它所表达的主题，单从内容上看，书中所涉及的诗歌、词赋、对联、匾额、民俗、节日、礼仪、酬酢、园林、建筑、饮食、服装、中医、迷信等大多表现出美与善的特征。元剧《窦娥冤》中的六月雪也符合儒家的天人感应说。
作为形而下的对子也可以读罢让人产生美感，如：
潮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相传作者为南宋状元王十朋）
这副对子巧妙地利用了汉字一字双音的特点与通假借读的传统，形成一字长蛇的壮观景象。“朝”与“长”以音代义，字字相扣，始终参互，若环之无端，让人读而愿复读，思而欲复思。“重复”与“简练”结合得完美无缺，“多”与“少”融合得难分彼此。仅用区区几字竟然缀成一文，而且意思完整，对仗工致，意境深远，让人不能不惊鬼斧之工，叹汉字之奇。一文钱请客，两文钱置席，如此看似背理之事，除去汉字，无能办者。
五、 教化与迷信
1 迷信是盐，缺之不可，多则有害
迷信是教化的一部分，凡有教化的地方一定会产生迷信，凡善良的民族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迷信的习惯，世界各国，莫不如是。人类之所以需要迷信，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既有确定（可知）的成分，也有不确定（不可知）的成分，既有必须弄明白的问题，也有不必细究的问题。与其苦思冥想那些永远拿不出标准答案的问题，不如放弃实证性质的思考，转为非信仰性质的迷信，如果是美丽或善良的迷信，迷信又有什么不好。即使是对于那些可以实证的问题，也未必一定是把问题搞得水落石出对人类有利，毋宁说，有些场合人类不去碰那些问题反而对人类更有利。比如，人类有能力用工业的方法制造生命，但人类的道德伦理不支持这样做，非要一意孤行只能造成灾难。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说：“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正义论》。如果认真按照罗尔斯的话做，世界上几乎就不存在理论了。
迷信又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那就是以天压礼，以天压法，从而让天的权威更加巩固。唐高宗时，英国公李勚立过大功，唐高宗赐他一座与霍去病一样等级的墓。武则天当皇帝时，英国公的孙子徐敬业造反，武则天想掘其祖坟，恰巧遇到大雾，三日不散，武则天遂作罢。无形中武则天向天下昭示：天意不可违！这是巧用迷信之典范！
迷信是盐，缺之不可，多则有害。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水至清则无鱼——可以这样解释其中的道理：主体（人）与客体（自然）永远存在对立的一面，二者不可能完全统一起来。西方人原来以为理性可以严丝合缝地涵盖实存，测不准定理与哥德尔定理彻底否定了这种假说，测不准定理与哥德尔定理告诉人类：科学——包括数学并非绝对真实，它们不过是科学家或数学家的一种思维创造，带有主观的色彩。科学尚且不属于纯粹的真实，遑论占人类生活90%以上的非理性领域，人时刻都会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困惑，排斥迷信，反而会滋生歪理邪说。
说迷信是盐，是因为适度的迷信能够使生活有滋有味，摆脱迷茫。中国古代的迷信就是这样的。中国的原始宗教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来南方形成巫教，北方形成萨满教。在漫长的石器时代，祭祀活动非常频繁，后来的许多节日或风俗都源于早期的祭祀，如立春、冬至等。
春节有两大内容，一是祭祖，二是驱鬼。驱鬼就属于迷信。为什么要驱鬼？就是因为春节期间，诸神回天庭述职，小鬼乘机出没人间，所以放爆竹驱赶。唐明皇时，驱鬼增加了新的内容——钟馗出现了。钟馗是古代的鬼，经过唐明皇的改造，变为专捉小鬼的大鬼。唐明皇令画家吴道子画了钟馗像，从此就把钟馗的形象定格在宫廷甚至民间。现代画家仍有以钟馗为绘画素材的。可以说钟馗是迷信文化传统的典范。这个迷信传统有百利而无一害。
中国古代的禁忌极多，大部分是有益的，比如名讳就很有意义，可惜中国人已经抛弃了这些传统文化精华。当今，西方反迷信反倒极致，可以说已经丧心病狂，马克斯·韦伯放言：“（今天）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可是现实情况是人类已经不知道应该吃什么了，只得以化学合成物充饥。
2 堪舆
堪舆也称风水，具有正学与迷信的双重性质。无论是作为正学的堪舆，抑或作为迷信的堪舆，都是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值得倍加珍惜。
早期的堪舆行为发生在旧石器时代，那是人们已经有意识地选择聚集地。到新石器时期已经积累丰富的地理知识，知道如下地形或地貌适合居住：河流沿岸的高地、河流的曲流地带、依山傍水的地方、背风向阳的地方、大河下游的土墩、海岸的高阜冈丘。
反映殷商的甲骨文中有关于堪舆的卜问，那是中国古人堪舆的最直接的证据，距今约三千五百年。《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对西周堪舆的记载更加确凿：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土宜指不同性质的土壤适宜生长不同的农作物。“十有二土”指当时把国家的土地分为十二个区域。须要注意的是，当时“土宜之法”不仅考虑人的利益，同时考虑鸟兽、草木的繁育，这种做法超前了三千多年。
具有三千六百年历史的洛阳堪称中国堪舆之杰作。当初选择洛阳是因为权衡了它的三利一弊。三利是(1)距离四方的道里基本等距，四通八达，便于控制；(2)洛阳四周有伊、洛、廛、涧诸水，有利于人畜与农作物的生长；(3)军事上易守难攻。《汉书·翼奉传》：“左据成皋，右阻渑池，前乡（向）嵩高，后介大河。”一弊是面积较小，一旦四面被围，易成孤城。
东汉洛阳城完全是按照《易经》原理规划的，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南临落水，北抵邙山，东西六里，南北九里，故曰九六城。按照易学，九代表天（阳），六代表地（阴），九六代表一个小天地。
其他如北京、南京、杭州等城市也都是堪舆学之杰作。
须要强调，堪舆并非仅指选址，他贯穿人类生活的始终，而且建成之后的保护也许是更重要的。
《吕氏春秋·十二纪》记载了战国时代中国人的环境保护法规：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
季春之月，“无伐桑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