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重要性排列，六个学习科目为礼、乐、射、御、书、数。
《礼记》把太学的教育方法总结为：
(1) 防患于未然；
(2) 合乎时宜；
(3) 循序渐进；
(4) 切磋琢磨。
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是“成人之教”（教人做人），而非“技能之教”（教人技能），这一点与西方大相径庭。过去一百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西方的“技能之教”优于中国的“成人之教”。现在，随着工具理性的弊端不断显现出来，中国的“成人之教”的价值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同。据《礼记·学记》记载，西周的国学在给毕业生做评定时，分为大成、小成两种。
小成在学习七年后达到：学会给经文断句、理解经文旨意；专心学习、团结同学；知识渊博，尊敬师长。
大成在学习九年之后毕业，除完成小成的指标外，还要达到触类旁通、遇事有主见、不为物役。
师氏（分为大师、小师）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教师，教授音乐、礼仪、道德、射箭等课程。
商周以及其后的大学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而且入学是有门槛的（贵族子弟方可能入学）。真正的以教化为目的的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据《三辅黄图》记载，西汉太学在长安西北，距都城有七里地，每届的生员为五十人。到王莽统治时，太学的生员逾万。可见，中国的太学教育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有很大发展。
西汉的太学一年一次考试，叫做岁考。考试采用“设科射策”（抽签）的方法。
晋之后增加国子学，与太学并列。“国子”指公卿大夫（五品以上，含五品）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入太学是一种重要的士族特权。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则可以入太学。这样，国子学变成为当时的国学。后来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黜国子监。自此，传统的国学体系消失。
近代，国人开始用“国学”表达全新的意思。称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为“国学”始于章太炎，他在《国学概论》中说：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章先生的概括是精准的，可以为后人所据，可以用国学一词代表中国古代的人文文化或学术思想。
二、 国学之特色
逻辑（数学）、物理学以及由逻辑、理性构筑的其他学科是不分国界的（没有“东方科学”、“西方科学“之说）。但非理性文化没有标准范式，可以形成个性——比如中国绘画、中国医学、中国建筑、中国舞蹈等。作为非理性范畴中的国学当然也有个性。
国学的个性在于：
1 国学不求明智
儒家提出“亢龙有悔”《易经·乾》。 的命题，意在告诫人们，智慧有度，不是越发达越好，智用过头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子提出“大智若愚”的命题，章太炎说大智若愚就是“执雌守黑，不敢自遂”《箴新党论》。 。雌是柔和的意思，黑是暗昧、糊涂的意思，遂是放任的意思。“执雌守黑，不敢自遂”就是安于柔和状，不强以不知为知，做事遵从天道，不自以为是。其实，西方人也有对聪明的正确理解，作为犹太人圣经的《塔木德》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只狐狸路过一个四面有栅栏的葡萄园，此时正好饥肠辘辘，看到水灵灵的葡萄垂涎欲滴，可由它身体太胖，怎么也钻不进去。怎么办呢？于是它绝食三天，饿得精瘦，终于钻了进去，并且在园内尽情享受。等它想出来时，当然又长胖了，钻不出来。无奈只好再次三天饿肚子，直到饿瘦了才得以出来。出来后，狐狸长叹了口气说道：“葡萄园啊，你和你的果实对我何用？里面的一切虽然美丽可爱，但与我何益呢？我进去时什么样子，出来时还是什么样子。”
世界也是如此。人来到世上时，他的手紧紧握着，似乎是说：“一切都是我的，我要得到一切。”当他离开人世时，他的手张开了，仿佛是说：“从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获。” 《大传道书》。这就叫撒手人寰。
人类可以进入葡萄园吃葡萄，但那须付出代价——先把良风美俗等优良传统抛弃，瘦身之后才能进去。但吃胖身子可就出不来了，除非把吃进肚子的葡萄全数吐出来。所以，中国人建立国学，用以抵御“葡萄园”的诱惑。可以说，国学不以让人聪明为目的，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哲学。
2 国学谋求“无用之用”
用庄子的一个比喻可说清楚这一点：人走路时，双脚落在地上，支撑人体的永远是两个脚印那么大的面积。假设把脚印之外的地面撤掉，只保留两排脚印，其他地方都是万丈深渊。试想，此时还有人敢走路吗？两行脚印之外的土地没有直接支撑人体，但并不意味没有用处，其实那是无用之用，这种无用之用给人以安全感。
无独有偶，犹太人也流行类似的故事：某人看见一个盲人打着灯笼走夜路，感到奇怪，问盲人：“您是盲人，有必要打灯笼吗？”盲人回答：“我打灯笼，别人才能看见我。”打灯笼对盲人并无直接之用，但所有见到他的人却能因为他打灯笼而获得安全感。
在很大程度上，国学谋求的就是这种“无用之用”，为的是让人类和谐，安全、幸福、长治久安，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的科学。
3 国学不求真
儒家经典中很少出现“真”字，古汉语字典中用“真”组的词多为佛家用语（如真理、真谛、真相）或道家用语（如真人、真宰、真君）。
真字从十（代表数量），从目（眼睛），从一（代表面，表示广泛），从八（一撇一捺象征一阴一阳，合起来代表卦象）。组合在一起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众人亲眼见到的可以将其视为公认的事实，这就叫做真。须注意，中国人认为只要看见就可以确定是真的，是不需要做实验证明的，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真理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真与阵谐音表示真是一种暂时的象，象无时不刻不在变化，所以真是相对的。
另外一种写法的“眞”与真有所不同，眞从匕（比较），从目（眼见），从一（广泛），从丨、横、八（组成一个“公”字）。眞字里的“公”的两个部分被拆开，私在上边，公在下边，综合起来就是：对众人所见进行比较，化私（个人意见为私）为公（统一的意见为公）。
于是“眞”字就具有了很强的形而上学的含义：比较大家所见，统一了的意见为“眞”。这同样说明，中国人确认“眞”，以直觉（眼见）为准，不涉及逻辑论证。可以认为，中国人在造字时有意回避了科学，把人们引向追求美与善的道路。如果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认为经得起反复验证的事物方称其为真，就不会有《易经》了。易有不变的意思，可以把不变理解为真，但那是道之真，不是物质之真，人类永远窥测不到物质之真。既然窥测不到，当然求之无益，所以中国人把精力放到“道法自然”上，中国人找到了一条捷径，那就是通过求善求美，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然，而不是揣度其真，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的逻辑学与数学。
4 国学重传承而轻创新
中国人始终对创新保持着一种警觉，儒家尤其如此。在古汉语中，用“新”组成的词汇不多，其中绝大部分是贬义词。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新”与两件事情紧密相连：（1）创新意味冒风险，（2）创新意味破坏。这两点通过新这个字一目了然：新的左边是立木，代表一棵正在生长的大树；新的右边是一把斧头。斧头放到树边是很危险的。斧头砍树留下疤痕，这个疤痕对于树来说是一种创伤。执是之故，孔子“信而好古”，不提倡创新。
儒家的保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自然来说时间是很慢的，对人来说则匆匆而过。以人对时间的感觉猜度自然是不合适的。既然以自然为师，就必须以自然的尺度衡量时间。在自然那里，一百年、一千年都是很短促的，人类的任何改变都需要考虑到自然的感受，不能一厢情愿，肆意妄为。现代化是在极快的节奏中通过不断创新完成的，可是创新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呢？一方面带来了飞机、电视机、电脑、转基因技术……另一方面带来泥石流、带来温室效应，带来大气与海水污染，带来异常的气候，夸大些甚至可以说带来了世界末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评价国学的保守观，重新评价传统对于人类的潜在价值。
就重传承而轻创新这一点来说，国学不同于一般技艺。
5 国学倡导知行合一
西方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知行分离，作为“知”的科学理论很可爱，但转化为行——技术之后便面目可憎起来。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往往违反科学家当初苦心研究的初衷。国学基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形式观念全部来自于自然的“行”，国学是跟着自然亦步亦趋地走。一般的民族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人是有欲望的，跟着自然走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至少从短期效益看如此。在克服欲望的问题上，儒家、道家以及外来的释家高度一致，区分只在于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
汉武帝时，士兵在挖掘训练水师的水池时发现了煤炭，当时还不知它是何物，汉武帝找来一位高人询问。高人说，这叫劫灰，能够燃烧。经过试验果然很好烧。大臣们纷纷建议汉武帝下诏开采，汉武帝却下了禁止开采的诏书，理由是：宝贝有限，留给后人用。类似的事情在宋朝也发生过，那次发现的是石油，结果皇帝也是禁止开采，理由是保护自然地貌（这种认识比现代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6 国学包罗万象
是的，国学不像科学或哲学那样纯粹，它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非常容易理解：自然是包罗万象的，建立在效法自然基础上的学术文化当然也是包罗万象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善于采用综合的方法认识世界，综合是认识论与包罗万象的认知对象是非常匹配的。须要注意，包罗万象并不意味不分主次。信仰是国学的核心。信仰什么？信仰自然，信仰天道，信仰天人合一。中国人把自然视为神，这样就赋予这种信仰以有神论的性质。远古时代中国的原始宗教盛行的程度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第二例的。帝武乙亵渎神灵之后，中国的原始宗教式微。到孔子生活的时代，觋与巫渐渐淡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舞台。但这不能说中国人从此失去信仰，恰恰相反，孔子加强了中国人的信仰——而且仍然是有神论信仰。《系辞上传》中的这样一段话可以为据：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人不能主自己的事，一切要服从天，天会降诸如河图那样的神物的，人照着神物的教导做就是了。中国古代有记载的天降神物有两次。第一次是河图，大约五千多年前，伏羲受河图启发画出了八卦，开启了华夏的文明之路。第二次出现的是洛书，大约四千多年前禹的时候，神龟负文而出，有数至于九，禹因而第之以九类常道（也作“九畴”，即九种治理国家的方略）。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天命是上天意旨。同是上天的意旨，中国与西方的理解大不相同。在西方，天命系于上帝之口，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上帝乃是人的化身，《圣经》乃是人假托上帝之口对世界作出的权威性阐释。中国完全不同，中国虽然也有假托的意识形态——比如河图以及以河图为蓝图画出的八卦、以八卦为基础演绎出的《易经》——但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是杰出人物的创作，而是对自然的再现，圣人所作不过是把自然之象转化为符号，仅此而已。河图、洛书、卦爻乃至汉字都是符号，都是由自然之象转化而来的，因此都忠于自然，尽管这种转化不是机械的描摹，而是生动的创造。
中国哲学是中国信仰最直接的产物。如果“理性主义”（柏拉图主义）可概括西方哲学的话，“天人合一”则可以概括中国的哲学。理性主义认为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的，另一个是理性的，物质是理性的外在表现，所以理性可以完全反映甚至通过科学透视物质世界。中国的“天人合一”则把人牢牢地与天系在一起，以示人对天的忠诚。天人合一并不表示人与天平起平坐，它表示人永远不背离天，永远和天共处。
美术更为中国古人所青睐。如果说百家争鸣是中国哲学繁荣期的话，那么其余大多数时间都是美术的繁荣期。美术包容极广，主要包括诗歌、散文词赋、对联、史记史记为古代史官所纪录的史事，司马迁著《史记》之后，成为专用名词。 、绘画、书法、舞蹈、音乐、工艺、建筑等。中国所有的传统美术形式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象物《国语·周语下》：“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 而为器，象事象事：观察事物的表象。 而为画，象形而为字，象数象数：《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而后有数。” 而为占，象生象声：古人祭祀的时候，以亡者生前所用之物为祭祀之象征。 而为祭，象辞象辞：《易经》中的爻辞。 而为传……中国之美术莫不源于象，换言之莫不源于自然。
民俗是国学深厚而又坚实的社会基础，是国学中的“下里巴人”，对“阳春白雪”起到强烈的支撑作用。如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就可算作良俗：其一，俗出于民而非官；其二，久传不衰且不离其宗。有人说，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永远分不清，其实断也不难，对照这两个标准就是了。
经济上，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耕作上一直奉行自然农法。寻常论家常因此而诟病之，以为这正是中国人不思进取的证据。其实，这正是国学经世致用的最佳范例。传统农业消耗的是可持续供给的太阳能与氮气、氧气，从而可以维持稳定的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指处在远离平衡态的复杂系统在外界能量流或物质流的维持下，通过自组织形成的一种新的有序结构。“耗散”一词起源于拉丁文，原意为消散，在这里强调与外界有能量和物质交流这一特性。耗散结构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态时出现耗散结构这一自然现象，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它已在解释和分析流体、激光器、电子回路、化学反应、生命体等复杂系统中出现的耗散结构方面获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并且正在用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一些新的现象。耗散结构的研究揭示了一种重要的自然现象，并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让人类长期生存在地球上。即使单纯从农业产出的角度看，自然农法也大大优于科学农法（科学农法虽然产量高，但农产品的质量差，多出的产量不足以抵偿低劣的质量）。可以说，农业现代化是人类最大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