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即梁武帝，酷爱佛学，曾逃避皇位走进山林，被属下找到将他摁在皇帝宝座上，但他无心政事，一心向佛。读过他的文字的人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功底非普通文学家可比。文人刘孝绰当时很有名气，梁武帝在他的诗中发现“塞外群鸟返，云中旅雁归”句，感到俗不可耐，一气之下罢了刘孝绰的官。刘孝绰赶紧又写了两首，其中有“鸣驺（zōu，侍从）响夹毂，飞盖依林庐”句，意境渐出，梁武帝才恢复其官职。然而最终刘孝绰还是归因山林了，因为他觉得随时可能写出乏味的句子，与其被罢官还不如辞官来得体面。
李后主的事迹为许多中国人熟知，现在没有人知其政治业绩，只知道他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撼人肺腑。
唐太宗是唐朝开国皇帝。唐朝对中国最大贡献是完善了科举制，将科举设为两科，一为明经，二位进士。顾名思义明经考经学，进士则考诗赋。进士科的地位是最高的。正因为唐重视文学，才出现数十位大诗人，被誉为诗的朝代。在唐朝诗文地位之高出于常人的想象。康骈在《剧谈录》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明经科及第的元稹造访李贺，李贺瞧不起明经科及第的，告诉仆人：“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遂不见。
武则天爱好诗文是出了名的。骆宾王曾经写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骂武则天：“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武则天捉获骆宾王之后非但不杀，还给以高官。武则天太爱其文学才华了。
唐玄宗召李白为翰林院学士，李白除了喝酒作诗几乎不问政事，唐玄宗爱才之深可见一斑。据载，唐明皇热衷创作词曲，安史之乱与其沉醉于文学创作有很大关系。他自己也为此丢掉了皇位。
宋徽宗被劫掠之后，听到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不禁仰天长叹。宋徽宗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先是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掠去。到金国都城后，又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阿骨打的庙宇，意为金帝向祖先献俘。尔后，宋徽宗被金帝辱封为昏德侯，关押于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囚禁。囚禁期间，宋徽宗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山南无雁飞。
乾隆一生写诗四万首，不论其质量，堪称诗史奇观。
其次，以文取士最有利于保证天人合一方针的贯彻落实。
如果说打天下时“文”的作用不可小觑的话（如刘邦用四面楚歌击败项羽），“守成”的场合文就未必有那么大用场了。之所以中国的政治家们仍然乐此不疲，是因为他们是从更大的视角考虑问题、决定取舍的。脱离“人事”这个狭隘的层面，文教十分有利于强化天人合一，做到“法自然”。为什么要法自然？因为不法自然人类不能久存。柳冕的“君子学文，所以行道”与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诗文关乎大道，大道就是天人合一与敬天保民。
21 读经好学之传统
诟病读经传统者常这样发问：读经传统表明中国人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不能适应世界文明之潮流。
诟病经书是因为没有弄懂经书的意义。经不代表真理，所以中国人读经并非是在向它求真理。毋宁说经代表祖，读经代表敬祖。众所周知国学重文教，作为文教结晶的文章就出于经：诏、命、策、檄出于《书经》；
序、述、论、议出于《易经》；
歌、咏、赋、颂出于《诗经》；
祭、祀、哀、诔出于《礼经》；
书、奏、箴、铭出于《春秋》。
读经而后著文就有了规范，不至于数典忘祖。在中国，无论名气多大，地位多高，只要有不合规范的，都会受到物议，正如颜之推所总结的：屈原过于露才扬己；宋玉容貌冶艳，近于俳优；东方朔过于滑稽，失之庄重；司马相如贪图钱财，有失操守；王褒失德于《僮约》《僮约》：王褒在今四川资阳住在一个寡妇家中的时候用重金买了一个叫“便了”的仆人，之前便了得罪过王褒。于是王褒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僮约》（相当于今之合同契约）中极尽文笔之能事，对便了十分不利。另外，《僮约》以白话文写成，这也是受诟病的原因之一。；扬雄德坏于《美新》此文被批评为“文虽靡丽，而体无古典”。；刘歆未能阻止王莽篡权；班固剽窃父亲的史书；赵壹恃才倨傲；
冯衍华而不实；马融谄媚权贵；蔡邕党同恶人；吴质仗势肆行；
曹植傲慢无礼；路粹心胸狭窄；陈琳粗率疏忽；繁钦不知检点；
刘桢过分倔强；王粲轻率急躁；孔融、祢衡狂放傲慢；杨修、丁虞煽动生事；阮籍不守礼节；嵇康盛气凌人；傅玄负气好斗；孙楚傲慢自负；陆机违背正义；潘岳侥幸取利；颜延年意气用事；谢灵运空放粗俗；王融凶逆作乱；谢朓侮慢他人。《颜氏家训》。
就道德而论，五经的创作时期也是道德水平处于高峰的时期，随着异化力量不断强化，文明水平不断上升，道德水平逐渐下降。正因为如此，五经才成为道德之范本，后人效法之楷模。在这个意义上，读经乃是重温道德盛世，重温没有被异化的天人关系。
可喜的是读经传统正在逐渐被现代人接受，四书五经已经成为部分学校的必读教材。如果能够普及更多的学堂，道德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庶几可以完成。
说中国人有好学传统是不会有人提出疑议的。因为德与才是中国人评价人的主要指标，而这两个都与“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什么人一生离不开学？《汉书·霍光传》给出了答案：“不学无术，暗于大理。”北宋与寇准同科的进士张咏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寇准说：“寇公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张咏何以有资格讲这样的话呢？这要从张咏的好学说起。张咏幼时家境贫寒，买不起书，是借来欲读的书，一字一字地抄，家中没有桌子，就把纸放在树干上，以树干当桌子。他写的诗句“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就是对自己读书情况的描述。张咏及第做官后，除去生活必用，余钱全部买书，藏书竟然达到万卷，人们称赞他“不事产业，聚典籍”。
22 重德轻力之传统
重德轻力，君子之道。与君子之道意思最接近的西方语就是“道德律”。按照西方语理解，君子会用道德律约束自己，而不是以力压人、以力服人。
文化重德，文明重力；东方重德，西方重力；以天为主以人为宾者重德，以人为主以天为宾者重力。从广义上看，德也是一种力，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力，而文明之力则是解放约束放纵本性之后所产生的力。之所以人们习惯把约束之力称为德，因为它不是人类的常态，文明之力则属于常态。追求文明是人类的常态，而限制追求则违反常态。文明之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而且始终存在，区别仅仅在于这个力有多大，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法家重视力，但在中国法家并未产生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儒家的德。儒家选择对文明不仅没有好处还会阻碍文明发展的德并非因为儒家愚蠢，而是因为儒家真正了解人之需——良性的生存环境，力之大小与生存环境比起来无足轻重。
孔子一生并没有就德与力发表明确的看法，孟子的看法很明确：以德服人的王道高于以力服人的霸道。荀子继承孟子的思想，认为“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孟子、荀子都未道出儒家排斥力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在于：人类有很强大的创造文明的力，这种力足以破坏自然的原貌，破坏人类赖以效法的对象。这不是关乎利益，而是关乎存亡。
德并非空泛的概念，它与“君子”紧密相连。中国古人把有德之人分为四类，依次为圣人、贤者、大人、君子，后来以君子称谓有德之人。君子没有固定的含义，因场合而异。有时君子是师，如荀子所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君子也并不难甄别，甚至从衣着打扮就能看出大概，如荀子所说：“士君子之容，其冠进（正），其衣逢（合身），其容良（温良）。”（《荀子·修身》）
违反重德轻力原则往往会招致恶果。最典型的实例就是王安石之用人。王安石把变法视为最高利益，重用了很多奸臣，如蔡确蔡确善于见风使舵，王安石如日中天时他是王的跟屁虫，王安石倒霉时，他带头疏远王安石，为当时的朝官所不齿。、章惇章惇极会滥用职权。他负责贬谪元祐大臣，他按照姓名决定贬地，如苏轼字子瞻，故贬儋州（取“瞻”与“儋”之谐音）；刘挚字莘老，于是贬新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宜字形似直）州……、吕惠卿、蔡京蔡京鼓动宋徽宗立“元祐党人碑”，刻上反对变法的309人的名字，以示“永不录用”。结果事与愿违，刻碑的石匠以刻这样的碑为耻，纷纷要求不要刻上刻碑者姓名。、蔡卞蔡卞授意党羽向皇帝建议焚毁《资治通鉴》原版，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由，力保该书，才使这部巨著流传至今。等（而这之前北宋数得上来的奸臣只有丁渭一人而已）。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安石本人也是奸臣。理由是：
(1) 重用奸臣；
(2) 一次宋仁宗准备宴请大臣，让大臣们自己垂钓，现钓现做，以增情趣，不想鱼饵竟被王安石吃光，弄得君臣意趣阑珊；
(3) 王安石极其不讲卫生，不爱洗澡，以至发出怪味，让人难以接近。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为此还写过《辨奸论》批评王安石。
23 中庸之传统
中国的中庸与西方的逻辑分别是两种认识方法与处世态度。中庸认为事物的精华在其中，西方的逻辑则认为事物的价值在其端，不究其极不能得。孔子的一段话可以概括君子的中庸，那就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科学就是究物之极，而后以为用的。以音乐为例。西方的美声唱法以音高为美，追求创新。中国的音乐则追求中和，平稳了许多。宋太祖的时候因为嫌“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重定律吕。《宋史·乐一》载：“夫《韶》、《濩》之音，历千数百年，犹能使人感叹作兴。”
中国历史上变法——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的失败无一不是因为违反了中庸的原则，欲速则不达。
孔子之所以远高于孟子，也是因为孔子比孟子中庸些。
顶尖级文学家都是中庸之道的捍卫者。文学魏晋时骈文兴起，作家过于重视辞藻，遂有唐朝韩柳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并没有消灭骈文，只是起到“致中和”的作用，使文章处于中庸而免于偏颇。
24 一夫一妻（一妾）之传统
“天下为公”（女系氏族）时代结束之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家庭出现，为家庭服务的文化也开始萌生，直至形成传统。
有明确记载的一夫一妻（一妾）制度始于西周，西汉之后渐成传统，其间虽然在妾的数量上发生过变化，但节制男人对女人的过度占有的国策从未动摇。《周礼》明确规定犯重婚罪者处以死刑，而重婚既包括妻外娶妻，亦包括妾外纳妾。如果说一夫一妻（一妾）是礼法的话，妻死不续则是一种美德。历史上有三个鲜活的实例：
例一：曾子丧妻之后坚决不续弦，他对儿子说：“我的贤明不及吉甫，你们的孝顺也不及伯奇。我怎能不吸取教训，还要续弦呢？”于是终身没有再娶妻。
例二：汉成帝的大臣王骏丧妻之后，对儿子说：“我比不上曾参，你们比不上曾华、曾元。我不能再娶。”
例三：东汉时有一美男叫窦玄，天子见他貌美，劝他休妻，然后将公主许配给他。窦玄妻子得知写了一首诗：卑贱鄙陋，不如贵人。
妾日已远，彼日以新。
何所告诉，仰呼苍天。
悲哉，窦生！
衣不厌新，人不厌故。
悲不可忍，怨不自去。
彼独何人，而居是处？
窦玄这才恍然大悟：妻子是越“旧”越好啊！
唐朝的自由度相对较大，李姓有鲜卑族血统，鲜卑族有不同于中原的习俗，所以屡屡发生淫乱事件，武则天上朝时身前摆放一个大木箱，用布遮盖上，内藏面首，她一边淫乱，一边理政。
然而多数人还是遵守华夏的良风美俗。唐太宗曾对尉迟恭说：“我想把女儿嫁给你。你看如何？”尉迟恭说：“糟糠虽然粗俗，我们感情却并不坏。古人云：‘富贵不忘糟糠之妻。’希望皇帝收回成命。”唐太宗非但没有生气，还对尉迟恭大加赞扬。
直到清末，中国家庭都能够充分发挥职能，保持和谐。以下是宣统二年北京益森公司石印的《女子家庭模范》，将女子的角色职能总结为：一、 为夫孝父母，分服其劳；
二、 劝夫重手足，以敦友爱；
三、 为夫育子女，接续宗祧（tiāo）；
四、 劝夫修德业，以成贤俊；
五、 为夫训儿女，光荣门户；
六、 相夫成家业，免致困穷。
仅隔数年，陈独秀的小姑子就挑逗大叔子，酿成妻离子散的悲剧。道德败坏的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不足为奇。后来的事实证明：新文化运动要做的就是陈独秀所做的，只不过后来给这种勾当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妇女解放”。
25 富贵不能淫之传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士可杀不可辱”、“杀身成仁”同为中国士大夫之传统，流传数千年，直到清朝方始式微。
国学的宗旨不是开智以求富贵，而是弘化而以求和谐。谋求生活资料是人之本能，不必为生计绞尽脑汁，须要做的倒是好好地理解人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怎样才能安稳长久地生活在大地上。如果富贵的目的是过奢靡淫乱的生活，人的意义就没有摆脱普通的动物。嵇康是“富贵不能淫”代表人物。好友山巨源推荐嵇康做官，嵇康因此而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不仅不要现成的荣华富贵，还不惜与好友绝交。
国学也并不刻意求贫，富裕当然好，贫穷不过是身无长物而已，无长物可以有精神、有志气、有精神追求，这就是“贫贱不能移”。春秋时代的黔娄是“贫贱不能移”的代表人物。鲁恭公闻黔娄贤德，派使臣赐粟三千钟，欲聘请他为相，黔娄辞而不受。齐国的国君听说此事，愈发喜爱黔娄，于是赐金百斤请他做齐国的上卿，又被坚辞。黔娄死后，家中一贫如洗，盖尸体的布不够长，双脚露了出来。前来吊唁的曾子见状建议黔娄的夫人把尸体斜过来放。黔娄的妻子说：先生生前为人正直，若死后斜放，会违背先生生前意愿的，于是未采纳曾子的建议。
国学不是较力之学，所以不以力定胜负。“威武”不具有道德属性，善人可以威武，恶人也可能威武，君子只服从道德不服从“威武”。东汉的董宣是“威武不能屈”的代表人物。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家的一个恶奴为非作歹杀了人，董宣乘湖阳公主外出之机，将他正法。公主到光武帝面前告了董宣的状，刘秀大怒，要用乱棍将董宣打死。董宣在施刑前据理力争，揭露恶奴的种种罪行，刘秀始知真情，态度和缓下来，让董宣给湖阳公主赔礼道歉。董宣坚决不赔礼，刘秀便令人按董宣的脖子，强迫董宣磕头。董宣则以手拄地，强项不屈。这一举动感动了刘秀，不仅不再罚他，还赏赐他三十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