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适之学养根本实现不了颠覆中国哲学的野心，他便退而求其次，拿白话文说事，企图获得白话文旗手的头衔。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拼凑了所谓代表作《中国白话文学史》。然而事与愿违，人们翻过这本书，反而觉得作者的白话文味同嚼蜡，不忍卒读，会扔下它，再去读经、史、子、集。
须要强调的是白话文运动的最大恶果之一是消灭了贵族文学（陈独秀打倒贵族文学的愿望总算实现了），剩下的尽是些市井的、流氓的、媚俗的文字垃圾。从文字素质看，中华民族实现了飞跃式的文化倒退。在白话文独霸文坛的情况下，人人是作家，人人都出书，但却没有什么人会认真地读书。
(3) 欲兜售在美国趸来的实证主义
胡适一方面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另一方面又写出名为《实验主义》的洋洋四万字的论文鼓吹其师杜威的主义。胡适在其长篇论文《说儒》中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观点：儒是殷民族教士。
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
他们（指儒。——引用者注）负背着保存鲁国文化的遗风（原话不通。——引用者注）。
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
……
胡适的“大胆假设”确实是惊世骇俗的，然而没有一样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或出土文物证明是事实。相反，《史记》、《尚书》记载的史料倒是每每被验证。尽管如此，还是有无数人把胡适捧为大师，亦步亦趋，足见其恶劣影响之深远。
(4) 胡适的“整理国故”
胡适为什么整理国故？原因很简单，他继续喊“打倒孔家店”不会有人听了，必须改弦更张，于是他讨好时风，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国故好好的，整理它做什么？胡适自有说法：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存》第1册，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32—533页。
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出现那么多志高行洁的伟人，他们创造的学术思想却是乱七八糟的？只有胡适能将它廓清，变为有条理有价值的东西。我倒要问：若没有胡适，中国的学术思想岂不一直是乱七八糟的？
事实上，微言大义正是中国学术思想之特征，只不过非智者不能得其精髓。非要把它甲乙丙丁地系统化，只会糟蹋国学，降低其品位。
2 蔡尚思掏尽国学之瓤
(1) 破男女之防
质疑国学者大都拿“男女大防”作为口实，似乎男女之间是不应该有什么“防”的。这个问题难以从学理上进行评判，最好的办法是让事实出来说话，看一看今天没有大防的社会和谐不和谐，幸福不幸福。凡有一丝良知者都会寻到客观的答案：今天的社会，男女是没有什么防了，但是家庭危如累卵，或者说已经失去很多宝贵的功能。以蔡尚思为首的主张铲除男女大防的人是受到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鹦鹉学舌，把以“男女大防”为基础的儒家男女人伦纲常骂得一无是处。可以认为批判男女纲常是《中国礼教思想批判》一书的纲领，其余论述都围绕这个纲展开。事实也如此，社会和谐与否，家庭幸福与否，与这个纲有紧密的联系。满足人性的要求不外：其一放任法，彻底解放人性，还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其二束缚法，即通过束缚人的欲望，使社会有序，使人的欲望处于中庸状态，从而谋求和谐与幸福。
男女大防是典型的通过限制欲望达到家庭和谐的方法。两千多年的事实证明，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尽管它有许多严重的弊端，但比起自由放任来，它仍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现在，家庭的成员并不是“一体”的，家庭收入有明确的所有者，甚至财产也是分立的，家庭义务弱得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如果给现在的家庭下定义，家庭就是男女可以合法性交与育子的场所，舍此无他。
(2) 坏尊卑之序
尊卑同样是中国人主动限制人性与欲望的产物，绝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这种限制损失一些尊严与利益，另一方面，也都能从中得到好处。《中国礼教思想批判》一书对此也进行了严厉批判，而且获得多数国人的认同。其实，蔡尚思等反礼教并不是什么创举，是自古就有的一种反教化的逆流。魏晋的竹林七贤全是名教的背叛者，而且背叛的程度今人亦不及。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阮籍之子）竟然在服丧期穿着孝服与一个鲜卑族侍女有染，还让侍女怀上孩子。侍女的主人先是答应将侍女留给阮咸，后来反悔又将侍女带走。阮咸得知，借一位吊孝者的驴子追赶侍女，二人同坐一头驴子返回。这种场景恐怕在今天也很难见到。居然有人将阮咸的此举说成“反礼教”，并大家赞扬，已经完全不知道羞耻是什么。
(3) 挖道德之基
道德是国学的核心，激进派明里是通过批判国学召唤“德先生”、“赛先生”，暗中却在颠覆道德，正如春秋时代发生的“徙宅忘妻”的故事所揭示的那样。《孔子家语·贤君》载：鲁哀公听说一人搬家至新宅，发现把妻子忘在原处了。鲁哀公问孔子，有没有这样的事。孔子说，还有比忘妻更糟糕的事，比如夏桀，荒淫得忘记了社稷……鲁哀公点头称是。
那些背祖叛宗的人一味宣传自己观点的需要，竟然把道德忘得一干二净，致使用道德凝聚而成的华夏民族变为一盘散沙，再也凝聚不到一起。
3 宋恕、卢戆章、康有为、王照、胡适、钱玄同、瞿秋白颠覆国学之载体——汉字
(1) 宋恕——近代向汉字发难的第一人
宋恕于1891年发表了《六斋卑议》，明确提出“须造切音文字”，但由于理论性不够，宋也就只能充当打第一枪的人的角色。
(2) 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引起连锁反应
卢戆章于宋恕发展《六斋卑议》次年发表了《一目了然初阶》，引发争议。卢戆章在《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好学识理，基于切音文字。”
(3) 康有为的汉字简化理论
康有为认为凡文字之先必简，其变为必繁。他还提出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书写“中国名物”的设想。康有为不仅设想，还把设想投入实践，制定出一套蹩脚的拼音方案。这些事情发生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影响很大，其弟子梁启超梁启超曾为主张实行切音文字的沈学所著的《盛世元音》写序。、谭嗣同谭嗣同在其代表作《仁学》中号召“尽改象形为谐声”。也纷纷附和，使得卢戆章的谬论渐渐坐大，成为当时的一大潮流。
(4) 王照企图用假名代替汉字
王照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之后，受到日文假名的启发，设计了取自汉字笔画的假名式字母，命名为“官话合声字母”。他忽视了日本几乎没有方言，而中国是个十里不同音的方言大国这一事实，使得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推广官话（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方面。结果经过十年的推广与试验，终于在1910年宣告失败。
(5) 胡适羡慕西方语言的“词尾变化”
与胡适同时代的文人大多数怀疑汉字，激进者还主张取缔汉字，用拼音文字取代之。胡适批判汉字的言论很多，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种是他说“汉字没有词尾变化，不像西方字母文字都有词尾变化”。对于这个奇想，连同他一个战壕的陈独秀都不敢苟同，写信向胡适提出质疑。
(6) 钱玄同恨汉字恨得咬牙切齿
1923年钱玄同在《国学月刊》发表《汉字革命》一文，说：“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同年成立了“国语罗马字母研究委员会”，由钱玄同、黎锦熙等十一人组成。这个方案也不长命，十年之后就无人问津了。但钱玄同还是一如既往地骂汉字，他的骂在学界是出了名的。
(7) 瞿秋白评论汉字不惜用脏字
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对汉字的仇恨已经无以复加。
其他人如鲁迅、许地山等都对汉字表示过质疑和批判。鲁迅咒汉字死，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不少人企图证明鲁迅未说过此话，欲盖弥彰。许地山说：“文字的功用在记事，文化越高，超象的事越多，所以形穷于应付，而不得不用声音。可惜中国字停顿在象声上，未进到用音标或字母底途程。此中最大的原因在历来视文字为圣人所作，它底本身是神圣的，写过字的纸帛都要敬惜，更不敢谈改革了。……我们要灌输知识给民众，当以内容为重，区区字形上的变更，有什么妨害呢？”《国粹与国学·中国文字的命运》。
……
4 国学、西学之辨对后世的影响
(1) 汉字简单化
常用汉字数量的减少严重影响了意思表达。比如：
後、后合一之后一些附庸风雅的书法家常常将皇后写成“皇後”。
發与髮本风马牛不相及，合为“发”，使苏东坡《念奴娇》一首数十字小词中竟然出现两个“发”字，犯写家大忌，大煞风景。
“鄧”音从登，非常容易记忆，改为“邓”必须死记硬背读音。
“适”与“適”在古代是读音、意思各不相同的两个字，前者读shì，后者读kuò。古代许多人名中含有适，如西周的伯适、春秋的南宫适、唐德宗李适、宋代画家霍适、宋朝浙东安抚使洪适、苏辙的小儿子苏适、明代的寻适与章适、清代的温汝适等，这些名字中的适都读kuo。适与適合为“适”，必然使后人读错上述人名，那些前辈奋斗一生为的就是青史留名，后人却不能正确读其名，岂不冤枉？
“仆”、“僕”二字古代均有，意思各异。“仆”是向前趴下之象形，意为向前摔倒。“僕”是侍从的意思。今二字合而为“仆”，仆人与向前摔倒合意，也是典型使汉字简单化的举动。
雲与云自古有之，前者是雲彩、乌雲的雲，后者则有两意，其一云变，其二同“说”。合二而一，看似方便，其实是自找麻烦。
诸如此类的不便至少可举百例，说明隶变之后的汉字已基本定型，不该轻动。
(2) 白话文占领全部书写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