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们南邻的菜地上收割白菜。他们人手多，劳力强，干事又快又利索，和我们菜园班大不相同。我们班里老弱居多；我们斫呀，拔呀，搬成一堆堆过磅呀，登记呀，装上车呀，送往“中心点”的厨房呀……大家忙了一天，菜畦里还留下满地的老菜帮子。他们那边不到日落，白菜收割完毕，菜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位老大娘带着女儿坐在我们窝棚前面，等着拣菜帮子。那小姑娘不时地跑去看，又回来报告收割的进程。最后老大娘站起身说：“去吧！”
小姑娘说：“都扫净了。”
她们的话，说快了我听不大懂，只听得连说几遍“喂猪”。那老大娘愤然说：“地主都让拣！”
我就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
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
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面糊也是红棕色；不知“可好吃哩”的面糊是何滋味。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
我们种的疙瘩菜没有收成；大的像桃儿，小的只有杏子大小。我收了一堆正在挑选，准备把大的送交厨房。那位老大娘在旁盯着看，问我怎么吃。我告诉她：腌也行，煮也行。我说：“大的我留，小的送你。”她大喜，连说“好！大的留给你，小的给我”。可是她手下却快，尽把大的往自己篮里拣。我不和她争。只等她拣完，从她篮里拣回一堆大的，换给她两把小的。她也不抗议，很满意地回去了。我却心上抱歉，因为那堆稍大的疙瘩，我们厨房里后来也没有用。但我当时不敢随便送人，也不能开这个例。我在菜园里拔草间苗，村里的小姑娘跑来闲看。我学着她们的乡音，可以和她们攀话。我把细小的绿苗送给她们。她们就帮我拔草。她们称男人为“大男人”；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已由父母之命定下终身。这小姑娘告诉我那小姑娘已有婆家；那小姑娘一面害羞抵赖，一面说这小姑娘也有婆家了。她们都不识字。我寄居的老乡家是比较富裕的，两个十岁上下的儿子不用看牛赚钱，都上学；可是他们十七八岁的姐姐却不识字。她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邻村一位年貌相当的解放军战士订婚。两人从未见过面。那位解放军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并寄了照片。他小学程度，相貌是浑朴的庄稼人。姑娘的父母因为和我同姓，称我为“俺大姑”；他们请我代笔回信。我举笔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后来还是同屋你一句、我一句拼凑了一封信。那位解放军连姑娘的照片都没见过。
村里十五六岁的大小子，不知怎么回事，好像成天都闲来无事的，背着个大筐，见什么，拾什么。有时七八成群，把道旁不及胳膊粗的树拔下，大伙儿用树干在地上拍打，“哈！哈！哈！”粗声訇喝着围猎野兔。有一次，三四个小伙子闯到菜地里来大吵大叫，我连忙赶去，他们说菜畦里有“猫”。“猫”就是兔子。我说：这里没有猫，躲在菜叶底下的那头兔子自知藏身不住，一道光似的直窜出去。兔子跑得快，狗追不上。可是几条狗在猎人指使下分头追赶，兔子几回转折，给三四条狗团团围住。只见它纵身一跃有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给狗咬住。在它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代它心胆俱碎。从此我听到“哈！哈！哈！”粗哑的訇喝声，再也没有好奇心去观看。
有一次，那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左右，忽有人来，指着菜园以外东南隅两个坟墩，问我是否干校的坟墓，随学部干校最初下去的几个拖拉机手，有一个开拖拉机过桥，翻在河里淹死了。他们问我那人是否埋在那边。我说不是；我指向遥远处，告诉了那个坟墓所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几个人在胡萝卜地东边的溪岸上挖土，旁边歇着一辆大车，车上盖着苇席。啊！他们是要埋死人吧？旁边站着几个穿军装的，想是军宣队。
我远远望着，刨坑的有三四人，动作都很迅速。有人跳下坑去挖土；后来一个个都跳下坑去。忽有一人向我跑来。我以为他是要喝水；他却是要借一把铁锹，他的铁锹柄断了。我进窝棚去拿了一把给他。
当时没有一个老乡在望，只那几个人在刨坑，忙忙地，急急地。后来，下坑的人只露出脑袋和肩膀了。坑已够深。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
借铁锹的人来还我工具的时候，我问他死者是男是女，什么病死的。他告诉我，他们是某连，死者是自杀的，三十三岁，男。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杳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
第二天我告诉了默存，叫他留心别踩那新坟，因为里面没有棺材，泥下就是身体。他从邮电所回来，那儿消息却多，不但知道死者的姓名，还知道死者有妻有子；那天有好几件行李寄回死者的家乡。
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
整个冬天，我一人独守菜园。早上太阳刚出，东边半天云彩绚烂。远远近近的村子里，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穿着五颜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结队出来，到我们菜园邻近分散成两人一伙、三人一伙，消失各处。等夕阳西下，他们或先或后，又成群负载而归。我买了晚饭回菜园，常站在窝棚门口慢慢地吃。晚霞渐渐暗淡，暮霭沉沉，野旷天低，菜地一片昏暗，远近不见一人，也不见一点灯光。我退入窝棚，只听得秫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耍，枯叶窸窸窣窣地响。我舀些井水洗净碗匙，就锁上门回宿舍。
人人都忙着干活儿，唯我独闲；闲得惭愧，也闲得无可奈何。我虽然没有十八般武艺，也大有鲁智深在五台山禅院做和尚之慨。
我住在老乡家的时候，和同屋伙伴们不在一处劳动，晚上不便和她们结队一起回村。我独往独来，倒也自由灵便。而且我喜欢走黑路。找了手电，只能照见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处；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我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如此。
过了年，清明那天，学部的干校迁往明港。动身前，我们菜园班全伙都回到旧菜园来，拆除所有的建筑。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临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聊当告别。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了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
（选自《干校六记》，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版）
编后小语：
这个年代变化万千，稍不留神，就会被席卷而走。时至如今，“心态要平”，也终于成了一种时髦。但是，“心态要平”并非“心如枯井”。前者积蓄力量，后者是耗尽锐气。
与瞬息万变的现代相比，当年“文革”变化之剧烈，人事之造弄更为动荡不定，直关生死。然而，身处漩涡中心的杨绛，心态出奇的平静，却又非一汪死水，而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了那个时代各色各样的人。人物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全因这面镜子的平整程度。
于是，从那些各色各样的人中，我们又看到了杨绛。
买东西，要用公平的秤。
论人生，要有平常的心。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虽然静止不动，却都称量准确。
尽管杨绛的丈夫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说道“……记这，记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一个小点缀就已穿插了他们的整个人生。散文《干校六记》虽然有大小姐下乡，终有回城一日之嫌，但不得不佩服杨绛对民众命脉的准确把握。用她自己的话说：“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隐身衣》）看得出，作者深得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感悟，殊不知，这样一个机灵的女子，“一身藏”的结果就是“良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