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小黄驹子长大了。我走到水井旁边，看见黄儿马领着一群骒马，慢慢踱来饮水。正是傍晚时分，曝烤的毒阳终于黯淡了。空气凉爽，我随着艾洛华哥，徒步向乔布格的方圆四方散步。他讲了一些额吉临终前的情况，我默默地听，知道额吉临终结束得很快，没有太多折磨。
漫长的、情义的体验呵，你使我复杂了。
三
幸亏我把她和艾洛华哥硬逼着，来了一趟北京。这么想不知对不对，我似乎认为，那也许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报答。她毕竟玩了一趟北京；若是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报答，今天我实在无地自容。
那件事漫漶迷蒙，记不起细末。于是想起额吉离开北京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找出一九八七年的《北京草原》，翻看着觉得恍如隔世。可能是由于不满意自己旧作中意识流变体字的败笔吧，这篇记录没有收进任何集子。
发黄的旧杂志里的字，使我不住地吃惊。那时，由于傻，由于没有心事压迫，我写得多么轻松自如。只后悔那时一头钻进“小说”，而懒惰地不愿细细实录。我怕叙述；娓娓道来的文体，好像只属于另外一类作家。记得我和谁说过，我说我额吉来北京那些天的件件小事，每天每时都是珍贵的文学。
此刻虽然是机会，我还是没有心思回头补记。我不愿唠叨额吉访问北京的日程表。读着那篇随意至极的小说，又觉得正因为傻而无心，它才有点意思。
艾洛华哥好不容易才大着胆，咬了熊猫形状的冰棍。额吉在厨房好像又被复查阶级的工作组拦截，紧张地大喊我的蒙古名字——她不敢关掉煤气。八十年代的北京公共车上，还有人给少数民族的老太太让座。那可怕的苦夏，柏油路溶化得粘着咬着鞋底子。在北海公园的树阴下，额吉和咯咯大笑的女儿玩耍。一个老外带着个翻译围着我们转悠。那翻译一脸给土著施恩的表情，过来问能不能让额吉和那欧洲老太太合影，我恶狠狠地说：NO！
我教会妻子三句蒙语：额吉，我走啦（早上上班时用）；额吉，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晚上回来时用）；还有最重要的是：额吉，多吃！小女儿那时才三岁多，被我训练得一会儿扑过去亲额吉脸一口。我们在三里屯的简易楼里，邻居家家赞叹我招待插队的房东；这一点，够人民子弟兵们学上两辈子。因为此刻我又想邀请艾洛华哥来北京，估计若想穿着蒙古袍子住进我军的大院，大概要先受上一个月的“政审”和“安检”。一想用蒙古话说这两个词儿我就恶心。
和牧民住进北京的简易楼，那滋味比住进蒙古包还特别。虽然没有门栏外的牛犊和狗，没有视野尽头的地平线，可是额吉在北京必须依靠着我。从开煤气到关电灯，我像真正的儿子一样照管一切。吐木勒，吐木勒，她总在不停地叫着我的蒙古名字，叫得我美滋滋的。她对我说的话，比在草地的几年还要多。我多么喜欢她那无奈的、一切任我怎么办的神情呵！
最遗憾、最最遗憾的是，差一点我就能使额吉见到班禅！
我有一个要好的藏族作家朋友。他和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有密切的联系。额吉尚未驾到北京时我们就商量好了，一定让班禅接见我额吉。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场民族大团结呀！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
准备一直顺畅，班禅活佛的平易非常有名。
可是，就在额吉抵达的前两天，活佛远行青海教区。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可是跑一趟和平里好像不费事。反正每一两天，我就和朋友联系一次。“佛爷还没有回来。放心吧，一回到北京马上通知你。”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奇怪！”最后朋友的老婆、朋友的朋友，好几个相关的藏族朋友都为我们着急了：“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
最后的两天绝望了。我对哥哥和额吉，可怎么解释呢？我的心淹没在一派憾意里，那股可惜劲儿和原来盘算的快活一样强烈。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突然觉察到，当时额吉并不叹息，就像开始也没有兴奋一样。她只是默默等待，不奢望，不显露。最后不如愿时，就像没有盼望过一样不动声色。
倒是实现了两位母亲的会见。
我心里充满独自的欣赏，瞟着她们。我喜欢这罕见场面，因为我而出现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和额吉紧挨着，她们都不知说什么好。我催促着，聊吧，有我当翻译。可是她们只是静静坐着，费力地笑着，对着面前丰盛的筵席。她们比平日更少言寡语，好像只是坐等我的下一个行动。显然她们都意识到了：既然眼看着花儿结了这么大的苞蕾，那么它反正是要开放了，而且最后会结下果实。显然她们对花朵和果实感到忐忑不安，她们似乎都担心我这么与众不同。
我长久地注视着她们，揣摸她们的心情。谜底究竟是什么呢？
四
随着对突厥源流的了解，我对蒙古草原的理解日益广义化。我逐渐有了一些把握。但是从细末和广度，在两处察觉到优势的我，心底却鼓动起离别的欲望。我寻觅着新的出发，准备铺洒过去的，是一种双数的感情。
后来，而且是在遥远的日本东洋文库，有一次学习回鹘文养子文书，我突然意识到，养子的观念和习俗在北亚草原的普遍。
养子，teJēˇsen hǖ，这是一个多么语感温暖的词汇！后来我便半是认真地，用乌珠穆沁口语里的这个词自喻。
其实，连真正的抱养也未曾有过。只是挨着冻羊粪燃起的炉火，睡前要由额吉掖紧皮被。只是那个苦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扔进草海，扔到了这乔布格的营盘上。一切都在这个营盘上实现了：那毡片磨烂的我们的家，那种非常接近了家庭关系的加入和承认。不，我再不能容忍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我不能容忍用“调查”替换这种关系，我不能容忍凌驾民众的精英发言。
如同你，蹒跚走完自己的路，哪怕一生穷愁潦倒。不去向世界开口，追逐着水草变移和牛羊饱暖，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作为人的存活，才值得为之生死一番。反之，屈从官宪媚权拜金，在别人制定的模式中蝇营苟活，那是腐烂和失败，是可笑的自虐。
你逝去了，像早晚会发生的一样，像牧草枯荣一样。你的文明里没有吊孝，我赶到乔布格，是与你别离呢，还是最后和你重聚？
我没有解决关于文明发言人的理论。不过我想，也许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
一切都过于私人化了。
即便在告别的文字里，额吉，我不愿渲染你的故事，抛出去供外人围观。作家的水平，就在于写与不写之间。我要执行守秘和规避的原则。我总在琢磨——你和人民的沉默。你可以安享你的安宁，你是我独自继承的遗产。我谨在这里向你道别，并遵守这个约束。
牵着马，散步在乔布格的旧营盘上，我悄悄数着。二十八年，居然真的有了二十八年。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天成的题目。我决定写一首蒙文的诗歌。就像最初我套用民歌《诺加》，填写了作家生涯的第一笔一样，我企图用《厄鲁特》的格式，写一首总结的蒙古歌。
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八十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呵，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是什么病呢？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等句子。
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
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天窗，失眠了。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忆着抄到纸上。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度过的。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稿。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此刻已是从一九六八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
我打算在这篇散文里录下几节，充作束尾。
最后挑了四节八句。我决心这一次做到语言的严谨，绝对不能再让转写乱七八糟。果然，请一位蒙古族的长辈帮助校对转写的时候，他也觉得费力：使用书面语和标准的蒙文诗律吧，作者我首先感到别扭。合乎语法的句子陌生并且转义，好多词儿都不是我会说的了。最后，他说，你干脆就直接转写乌珠穆沁口语吧！
他的话，突兀地使我想起学《蒙古秘史》时，读过的一句费解的话：“它是把口语直接写进去的书”，寻思着觉得新奇。此刻写下的，是经过蒙古族专家校对，但是与辞典不尽相同的、我用乌珠穆沁口语写的几句小诗。我写着，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得了，心里涌漾起舍不得的感情。
以下就是这几句诗的蒙语转写，以及字面的汉语直译。
Arban jˇurγanu saranu gegen tangās orojˇu irele
Alhun alhun tanu aisui jˇamdusün boijˇiγsan bi mn
十六的月光，从天窗那儿射进来
一步步接近了你的路上，长大的是我
Horin naiman jˇilün tere nutuγtu mori mini jˇoγsōd yabuhu ügei
Hūcˇiniyan emüsügsen ta bol aγū tōnu dotura baina
二十八年前的旧盘上，马儿停住不走
衣着褴褛的你，是在伟大的数中
Cˇulūtai obōyin dōγur bol angkanu Güngse mn
Cˇimayi amujˇūlsan Süme nadadu sayihan nggetai
有石头的敖包下面，是以前的公社
使你安宁了的庙宇，在我眼里颜色好看
Harihu edürtü holayi harād dabhur dabhur ūl
Halūn cˇējˇinü dotorās jˇhen uilajˇu baina
离去那天向远眺望，一层层的山连山
滚烫的胸膛里头，正柔软地哭着
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腹稿于内蒙
一九九八年四月写成于北京
（选自《大陆与情感》，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编后小语：
一个披戴了黑色盖头正在叫卖的穆斯林妇女。
“知道张承志吗？”
“呕喳喳，知道呗，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知道呗。”
“读过他的书吗？”再问。
“不认字。”穆斯林妇女答道。
的确，是否能得到文盲的赏识，这可能永远都无法成为文学事业成败的绝对标准。在很多人眼里，这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生命的成功。可是，文学是不是生命呢，这个问题，比起“绝对标准”，更值得思考。
正如文中所讲：
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
对此，作者在《一册山河》中，以一篇《人道与文化的参照》表明了立场：
“对我来说，我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于我的影响不是技术，而是立场与文化。”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形式。”
“文学的圣殿里，就终极意味而言，容不得一个作家的一点作伪。”
在一本散文集的编后记中，作者也曾动情地说道：“只追求——新意的真知，美好的文章，只求在滔滔的洪水中，做一块思想自由的石头。”